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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肩担陶艺

自序

说实在的,我既没有可以夸口的出生入死的经历,也没有值得炫耀的轰轰烈烈的事业。我只希望记录一个真实的我,一个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经历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和出国留学的普通人成长的脚步和心路历程。本书的前半部分希望通过朴实的文字描写,将个人的经历有机地融入大上海的风土人情,呈现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中数十年上海市民的生活方式、精神面貌和民风民情的变化。后半部分主要讲述我在美二十年求学、生活、就业与创业过程,十多年来往返于中美两国从事陶瓷文化艺术交流事业的一些经过,纪录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想,以及人生中与陶瓷艺术难分难解的缘分。

陶艺已成了我的宗教信仰,我的生活方式,成为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我出生于一个“黑五类”家庭,正如许多同龄人那样:我长身体的时候遇到大饥荒,学文化的岁月正逢文化大革命。1966年,我小学毕业,“文革”开始,中学四年,我们主要的功课是念了一本270页的《毛主席语录》和几首毛主席诗词。作为病休青年我在家待了四年,此后我在一家工艺美术厂工作了十年,直至出国。

在计划经济时代,个人奋斗、追求名利、追求物质享受都受到批判。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命运和许许多多家庭及个人的命运都获得了迅速改变。我虽然没有受到过完整的初中教育,通过自学,我在“文革”以后第一批考入了一所业余大学,就读中文专业;没有学士学位,我却通过了托福考试,获得了美国明尼苏达州立大学的奖学金,攻读陶瓷艺术专业的研究生学位。

赴美二十年,我从一个贫穷的留学生,饥饿的艺术家,逐渐发展成为穿梭于中美两国事业有成的陶艺界专业人士。

我只是碰巧出生在这个巨变的时代。我就像一棵具有顽强生命力的无名野草,一棵可以在石缝、沙漠,或各种恶劣气候条件下生长,经历过干旱与山火的野草。我始终在努力去调整和适应各种的生存环境,渴望成为一个强者。我希望,我的经历能够给那些暂时受到挫折的或正在努力奋斗的年轻朋友有一点鼓励。

目录//
//铁肩担陶艺

目录

 

自序

琐碎的童年记忆

001最初的印象 /

002爸爸出远门 /

003妈妈外婆去上班 /

004阿婆的教诲 /

005属狗的弟弟 /

006蚌壳棉鞋 /

007穷归穷,家有三担铜 /

008床底下的秘密 /

009深夜飘香 /

010妈妈封我小管家 /

011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

012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

013领带扎成了拖把 /

014一份“反动传单” /

015初生牛犊 /

016工人阶级占领校园 /

017在那牛皮纸档案袋里 /

018路灯下的纳凉晚会 /

019深挖洞的岁月 /

020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

021妈妈遇上了车祸 /

022英雄辈出的时代 /

残喘的青春岁月

023留在城里吃闲饭 /

024我家来了个“臭老九” /

025上海的一天 /

026政治狂热的退烧剂 /

027近墨者黑,近朱者赤 /

028“搪瓷时代” /

029天下无不散之宴席 /

030一分两分,留着结婚 /

031病急乱投医 /

032梦魇 /

033扬眉剑出鞘 /

034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

035迟到的春天 /

036男女授受不亲 /

037“鸟”合之众 /

038悲欢离合 /

039捡到了敲门砖 /

040阿弥“托福” /

041最后一份空白介绍信 /

042壮志凌云 /

新奇的留学生活

043踏上美国 /

044明尼苏达州的德鲁斯 /

045我的美国房东 /

046初学玩泥巴 /

047被迫休学 /

048这个世界不属于我 /

049我的天津房东和台湾房客 /

050他乡遇讨记 /

051十八般武艺 /

052人体——大自然的杰作 /

053我们用泥巴造石头 /

054词典里没有“失败” /

055我带来了中国热 /

056我的老师汤姆?克里根 /

057难忘的日子 /

058最后一场“演出” /

艰难的打拼经历

059选择了贫穷 /

060多族裔汇聚的洛杉矶 /

061灰狗巴士 /

062赌城结婚 /

063先生存,后发展 /

064开业之初 /

065兼职推销员 /

066我的第一辆汽车 /

067与警察打交道 /

068洛城暴乱 /

069余教授进了医院 /

070一次小波折 /

071对簿公堂 /

072玉龙的启示 /

073结束实弹演习 /

074移师硅谷 /

075我当职业驾驶员 /

076从“散兵游勇”到“正规部队” /

077补上最后一堂课 /

078实现了“美国梦” /

079寻根——祖父周志钧 /

难舍的陶艺情缘

080攻读第二个硕士学位 /

081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

082“为中国陶艺界做了一件好事” /

083策划中美陶瓷文化双向交流 /

084上林湖越窑遗址探秘 /

085为青瓷冠名的西方传说 /

086美国女子陈炉修炼 /

087天目釉的误传 /

088佛山走马观陶 /

089慧眼识宝,罗桂祥 /

090莺歌,宝岛陶瓷掠影 /

091美国陶艺是一种宗教 /

092老外眼中的陶都宜兴 /

093Wall Eye Knee,Yixing! /

094宣扬紫砂,工艺师进军美国 /

095传授技艺,教美国同行做紫砂 /

096标新立异,西方陶艺茶壶的流行 /

097任教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

098陶艺混迹主流美术,前卫现身景德古镇 /

099登入虚拟空间 /

100尾声:泥塑人生,我的陶艺情缘 /

后记 /

彩图索引本书图片所示陶艺作品,除特别标注外,均为周光真本人创作的作品。
树精系列

自拔?白领,炻器 / 41

木奈?牛仔,炻器 / 41

上海怀旧系列

蚌壳棉鞋,陶 / 42

弟弟的座器,陶瓷 / 43

自做的玩具,陶瓷 / 43

公用电话机,陶瓷 / 44

领带扎成的拖把,陶瓷 / 44

煤炉、马桶与痰盂,陶瓷 / 45

三五牌台钟,陶瓷 / 45

自己动手,陶瓷 / 46

吐痰入盂,陶瓷 / 46

铁饭碗,陶瓷 / 47

铝饭盒铁饭碗,陶瓷 / 47

马大嫂(买、汰、烧),陶瓷 / 48

亲情系列

女人体之一,炻器 / 97

女人体之二,炻器 / 98

海枯石烂,炻器 / 99

体育运动系列

美式足球,炻器 / 100

篮球运动员,炻器 / 100

破损的壶系列

男,陶瓷 / 101

女,陶瓷 / 102

生,陶瓷 / 102

死,陶瓷 / 103

轮回,陶瓷 / 103

卵生—亚当和夏娃系列

亚当,陶瓷 / 104

夏娃,陶瓷 / 104

大手系列

竖起拇指,炻器 / 201

祝您走运,炻器 / 201

指功,炻器 / 202

大脚,蚁眺系列

长足前进,炻器 / 203

远眺,炻器 / 204

飞奔,炻器 / 204

我和安纳森,炻器 / 237

100件西方当代陶艺茶壶海报 / 238

基因工程——紫砂壶系列

繁殖率 / 239

干细胞研究 / 239

克隆技术之一 / 240

克隆技术之二 / 240

生长激素的成果 / 240

陶瓷成品再加工系列

不要穿着你爷爷奶奶的衣服逛街 / 241

变性手术 / 241

话题与小蜜系列

大人物的话题 / 242

小蜜成群 / 243

大人物的生活 / 243

小蜜与巨蛋之一 / 244

小蜜与巨蛋之二 / 244

 

 

凯建图文三校样成品尺寸:150mm×230mm

琐碎的童年记忆//
//铁肩担陶艺

 

琐碎的童年记忆

 

001最初的印象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华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抗美援朝,打败美帝野心狼!”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以后好多年,中国百姓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这首抗美援朝的歌曲深深地嵌入在我年幼的脑海里。

我出生于抗美援朝战争刚结束的那年,中国“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半个月前。我有个哥哥,几年后又有个弟弟。我们弟兄三人都先后出生在那鼓励生育的岁月里。要不是上海解放,我爸爸遇上了我妈妈,要不是那时候鼓励生育的政策,世界上可能不会有我这一生命体的存在。

妈妈告诉我:在我两岁的某一天早上,我在吃早点的时候突然便血了,便盂里大量的鲜血。妈妈赶紧把我送医院,化验检查了半天,都找不到病由。

医生征询家长意见:这孩子没救了,我们是否可以做解剖,研究病因?爸爸同意了,希望可以拯救相同病患的孩子。妈妈坚决反对:“这是我的骨肉!”

一个个白天,妈妈陪伴着我;一个个深夜,爸爸与舅舅轮换抱我。每次他们一旦将我放到小病床上,我就号啕大哭。后来有人告诉妈妈,这张床前些天死去一个孩子。

爸爸的血流入了我的身体。慢慢地,我奇迹般地康复了。但大家始终不知道我犯了什么病。那是我第一次大难不死。

 

最初的记忆从“除四害”的喧嚣声中开始,“四害”是:苍蝇、蚊子、老鼠、麻雀。因为苍蝇、蚊子会传播疾病,老鼠、麻雀会偷吃稻米。人们到处敲锣打鼓,摇铃呐喊,扒鸟窝,撒毒药。房顶上插着穿着破衣服的稻草人。人们提着破脸盆看见麻雀就使劲敲打。麻雀们被嚇得乱蹦乱跳,不得安宁。

我家屋檐附近有不少麻雀。有一天,我家二楼窗户外飞进一只麻雀。小麻雀的眼睛乌黑透亮,它的脖子上和肚子下还露出小块粉色。它一边舞动着翅膀,一边啼叫着好像在寻找它的母亲。我一阵惊喜,用手抚摸着它的背上的绒毛,希望把它养在房间里。外婆将它放到窗台上,并关上了窗户。只见那小麻雀留恋了好一会才飞走。

可是第二天,就在我们楼房的下水沟边我看见了那羽毛尚未长全的小麻雀。它张着嘴,半睁着眼睛,一动不动地躺着。它死了!

我刚要伸手去抚摸那可怜的小麻雀,外婆叫住了我:

“一定是被毒死的,不要去碰它。造孽啊!”我外婆是信佛的人,她认为杀生是一种罪过。

这时,我身后窜出一个妇女,那是里弄干部王阿姨。她一下子抓住麻雀的小脚,将它和其它两只麻雀一起挂在竹竿上,乐呵呵地拿去庆功了。

被毒死的不仅是老鼠和麻雀,后来,我还在那附近看见一只被毒死的鸽子。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万岁!”

“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

马路两边的大树上,居民住宅的墙上,处处可见这些长条彩纸书写着黑色的毛笔字标语。一会儿,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经过。每人举着一条糊上小竹竿的彩纸标语,喊着口号。

大炼钢铁成了一种全民义务。我家的窗口斜对着番禺中学的大门。我可以看见学校教工宿舍旁边建起了猪圈和偶然逃出圈门的小猪。番禺中学的大操场上建起了炼钢炉。站在窗口,我还可以看见从旁边居民楼屋顶背面冒出的浓烟。

为了提前达到大炼钢铁的指标,支援国家建设,政府鼓励大家收集废铜烂铁,捐出铁锅铁铲等铁器物品。我家院子里的大铁门也被拆走了。五岁的我也参与了捡铁钉、铁皮的任务。

 

“大家都不用做饭了,去对面老房子食堂吃饭。碗筷都要捐出来呀,铁锅子捐给国家大炼钢铁。哈哈,人民公社大食堂!”里弄干部王阿姨正在挨家挨户通知。

外婆、妈妈带着我们弟兄三人,捧着碗筷一起跑到那被称为老房子的小洋楼。我发现外婆手上提着一只穿了底的铁锅。我们家还有一只好的炒菜锅被外婆藏起来了。

王阿姨用勺子将木桶里的米饭倒入我的饭碗。还有青菜和我最喜欢的蚕豆。可是没两天,大食堂关门,我们又拿着碗筷回到自己家的饭桌边用餐了。

002爸爸出远门

记得我家原先住在上海西区的一座欧式的小洋楼的底层。可能很少有人知道,这幢位于番禺路215号的小洋楼原是日伪时期上海市长陈公博的别墅。我特别喜欢楼前一棵参天的大松树。那树上还住着一只老鹰。后来,那松树被锯倒了,老鹰也不见了。前面花园造起了两幢三层楼的公房,我家从小洋楼搬到了公房。曾住过的小洋楼被称为“老房子”。

爸爸长得很英俊,四方脸上架着一副眼镜。他的个子很高,我总是担心他的头会撞上门框。每当他抱我的时候,我的小手就可以碰到吊灯。爸爸个性沉默寡言,全家一起走亲戚时爸爸往往是独自找个僻静处看书。

爸爸曾带我们去大世界看木偶戏。我们坐在最前排。一个小木偶的线缠在布景上了,爸爸就上前把他解开了。

那年头,爸爸经常出远门。有时候一两个星期,有时候一两个月才回家一次。他回家时常常满身是泥,也不洗洗干净就躺倒在床上。爸爸躺在床上时,我就喜欢整理他腿上的长毛。可是,怎么也无法弄整齐。

 

那是一个秋风萧瑟的夜晚,爸爸又出远门了。妈妈去了医院,家中仅有外婆,我和哥哥。只听到一阵敲门声。那会是谁呢?那年头亲戚间已很少走动。房门开了,很多人进来了,拉着外婆在昏暗的吊灯下说话。尚不懂事的我只觉得满屋子怪异。

 

到了深夜,我蒙眬中被外婆叫醒。她心情沉重地对我和哥哥说:

“记住,妈妈回家后问起你爸爸,你就说:爸爸出远门了,要很长时间才回来。记住了吗?”

外婆反反复复叮嘱了好多遍,我似懂非懂地点着头。

过了几天,妈妈回家了。还抱着一个很小的小弟弟。

妈妈总是向外婆打听爸爸的消息。

“奇怪,怎么连一封信都没有。”那天,妈妈手上正在为我折一只纸船,嘴里自言自语地说着。我再也不忍心看着妈妈焦急不安的样子,决定给妈妈一点暗示。我的小嘴贴着妈妈的耳朵:

“爸爸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爸爸再也不回来了。”

“叭”的一声,我挨了妈妈一巴掌。那是妈妈第一次打我。那天她很气愤,因为我竟说出如此不吉利的话。

直至出事的一个多月以后,妈妈才知道真相:爸爸因政治运动被送到上海郊区的农村劳动。就在准备批判大会的那天凌晨,他投井自尽了!

妈妈知道以后,面对着墙哭了很久很久。

“我说的是真的,我没有骗你……”我站在她身后,一边哭一边为自己申辩。

爸爸过世时才三十五岁。当时,妈妈三十岁,我哥哥七岁,我五岁,我弟弟才出生三天。

 

 

在细雨蒙蒙中,我们换了好几辆公车和一次小火车才抵达那里。在一个无字的小墓石前面,妈妈燃上了一炷香……

“等你们长大了一定要给你爸爸做一块刻字墓碑……”

从此以后,每逢清明节,我妈妈都要带我们去江湾公墓去祭拜。我上了学以后才慢慢懂得,那土堆下埋着父亲的骨灰。

 

1955年最后一张合家欢

后排左起:姑妈,妈妈;中排:奶奶、爸爸;前排:表姐、哥哥、表弟、表哥和我

“祸不单行”这句俗语是我在舅舅写给外婆的信中看到的。实际上在父亲去世之前,舅舅先被送到安徽白茅岭农场劳动教养了,而我的姑父(爸爸的妹夫)也被南京师范学院划成右派,开除公职。听妈妈说:舅舅是因为年轻,火气太大,顶撞了自己的领导,被送去教养;姑父是因为“乱讲话”被戴上了“帽子”。姑父太骄傲,老是说自己是五所大学毕业的。妈妈常教导我们:“你们长大以后,有了工作绝对不要得罪领导,不要随便讲话。”

外婆也经常唠唠叨叨:“不如意事常八九,可对人言无二三。”“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外婆原先和舅舅、舅妈三人住一起。舅舅去了安徽,舅妈随即与他离婚而去,外婆也成了单身一人。因我们弟兄三人需要照顾,外婆就退掉了租房,和我们住在一起了。我们原先租有两间房间。父亲过世以后,他单位的一个主管,一个长得很结实的中年男子来了好几次。他对妈妈说:“你家的房租欠了好几个月了,我看你还是退掉一间吧。”

我们终于退掉了一间房。从此,外婆,妈妈和我们弟兄一家五口挤在17平方米的屋顶下度过了二十多个春秋。

003妈妈外婆去上班

为了和解放前资产阶级的“小姐,太太”的称呼有所不同,解放后妇女同志不分长幼都被称为“大姐”。“王大姐”,“李大姐”等等。

1958年,在党和政府“解放妇女劳动力”的号召下,集体所有制里弄加工组成立了。作为直辖市,上海市区分为十个区(外加农村的十个郊县)。市区以下又分街道,里弄。妇女们在自己家里承接当地国有工厂的一些手工活。

1949年前,妈妈早先曾有一份工作,那是在海光电影院里当“译言风”。因早期的电影都是“无声电影”,美国进口片都需要有个人在后面念台词。观众头上还必须套上一副笨重的听筒。妈妈因从小在北方长大,能说一口地道的普通话,就成了电影院的红人。后来解放了,后来外国片禁止放映了,后来电影院着火烧掉了,再后来她结婚了。由于爸爸的收入颇高,妈妈就此留在家当起了家庭主妇。

外婆原先在银行工作,因妈妈怀孕需要有人照顾,她就辞职在家等着抱外孙。家中失去爸爸和舅舅两个经济支柱以后,妈妈和外婆就不得不挑起家庭的重担,以维持一家五口的基本生活开支。

 

“外婆讲故事……”我和哥哥吵着要听故事。

“叫外婆太难听了。外婆是外人,我在抚养你们,能说我是外人吗?以后叫我阿婆。”从此以后我们就改称她“阿婆”。

阿婆答应讲故事给我们听,条件是要我和哥哥一起糊纸盒。她讲了很多故事,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白蛇传”、“诸葛亮”和一些鬼故事:做好人,以后可以去天堂;做坏事,将来只能去地狱。死于非命的人常常会变成冤死鬼出没人间。

我非常喜欢听阿婆讲那些妖怪,精灵的故事。我羡慕那些精灵的变化能力和无所不能的力量。他们可以变成一缕青烟穿门入室;他们可以附身于一个小孩,一个动物,或是一棵大树,而不会被人轻易发现。我渴望自己也有这种变化无穷的能力去惩罚坏人,拯救好人。

“那人手上拿着一根手杖,在你的头上一敲,你的手和脚就不会动了。过一会儿,你眼前立刻变成一条河,对面还有一只老虎。他再用手杖弯钩形的把手往你的脖子上一钩,你就只好乖乖地跟着他走。”阿婆劝告我们不要轻易听信陌生人的花言巧语。

一会儿,我的手和脚也不会动了。夜深了,我渐渐睏了,上下眼皮快粘住了,手上的纸盒却再也无法粘住了。不是糨糊太少,就是忘了刷糨糊。手上纸盒也不知粘成什么样了。我越来越睏,但是,阿婆还是不让我去睡觉。

“听故事的时候手上的活不能停。还要做得好,做坏了要吃赔账的。”阿婆有言在先。她不知疲倦地一边讲故事,一边糊纸盒;我努力支撑着一边听故事,一边糊纸盒。

“不许打瞌睡!”阿婆不时地推醒我。

“我大概是前世造了孽,要来伺候你们三个少爷,来做你们的佣人。我一个人做,一个人吃,日子可以过得很好了!”年复一年,阿婆的脾气变得越来越坏。我的反抗情绪也越来越强。

谁也没有想到,在“解放妇女劳动力”的口号中,我这八岁儿童的劳动力也一起被“解放”了。后来生产组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妈妈和阿婆正式外出上班以后,我才享受到想睡就能睡的权利。更可悲的是十多年以后,我自己竟也正式加入了这群劳动妇女为主的行列之中。

据说后来有一部分妇女对“解放妇女劳动力”政策并不满意。在没有冰箱洗衣机的年代中,妇女们不仅每天需要买菜,做饭,洗衣,沉重的家务之外还必须加一周六天的外出工作。她们感觉得到的不是解放,而是更重的生活负担。

年轻时代的外婆,摄于1920年代

004阿婆的教诲

“一粒米都不可浪费!农民伯伯种田很辛苦,一粒米要挑七担水呢!浪费,做坏事,那是会被天雷打的。被雷电死的人身上都可以看到那焦黑文字叙述着他的罪状。那是我小时候亲眼看到的。”阿婆的教诲对我小时候的成长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阿婆出生于一户大人家。她小时候,家中养着一条大狼狗,佣人一大群。她父亲生日时还请人到家里来唱堂会。阿婆信佛,年轻时候又曾就读于基督教会的中学。她曾是首批剪去长发,露出后颈脖的那类进步青年。

我的外公曾是国民党政府里的一个满肚子学问的文官,曾是山西军阀阎锡山的部下,当过国民政府的蒙藏委员会专员。我知道阿婆是见过大场面的人。她有时候会提到一些名字,例如“孔祥熙、陈公博、周佛海”等。后来听妈妈说,这些人都曾是外公的朋友。

抗战爆发后,外公随国民政府撤到重庆,却把阿婆和两个孩子——妈妈和舅舅留在了上海。家里的许多书画、字帖都是他留下的。

抗日战争时期的上海,日本人为了捕捉抗日分子,常常在马路上实行戒严。有一次阿婆带着妈妈在街上买东西,突然间警笛吹响,妈妈和阿婆被分隔警戒线的两边。当时妈妈才十岁,吓得直哭。阿婆竟然会向一个警察塞钱,使女儿立刻回到自己的身边。

受中国的儒教文化影响,阿婆心中的文气与武腔是绝对不相容的两个对立面。外婆对我们的期望就是:要做听话文静、“五分加绵羊”的好孩子,做净皮白脸的文人。她满脑子装着“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脚大长工,头大相公”,“好男不当兵”,“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想法,就是在解放军叔叔红遍全中国的年代,她也没有放弃这种观念。

每当她看见我从三五级楼梯上往下跳,看见我在太阳底下奔跑,就会怒气冲天。“不要做武头劈扒的野孩子。看你飞檐走壁的模样,安静些坐在家看书不好吗?”

因小时候常犯气喘,阿婆甚至出主意,让妈妈通知学校不让我上体育课。

阿婆还对我们定下了许多规矩:“吃饭要有吃相,吃饭时要双手把好饭碗,慢慢地一口口嚼,不可以大口大口往嘴里扒。那是一副穷相。”

“练毛笔字身体要坐端正,毛笔要抓牢。”作为试探,她还曾突然将手伸过我的后肩,从上抽掉我手中的毛笔。

阿婆的动手能力很强。她会补鞋底打掌,她会用头发拌着黄泥修煤球炉,她会用猪肝补砂锅、铁锅。阿婆对我们的教诲更多:

“立有立相,坐有坐相。站着像棵松,坐着像台钟,睡着像只弓。”

“初学三年天下通行,再学三年寸步难行。”

“做人应该琴棋书画样样都会。每年起码要学会一件事。”

“做人就是要轰轰烈烈。”

一旦我们说出不恰当的言词,她立刻就会责备:“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005属狗的弟弟

弟弟出生于狗年。算命先生告诉妈妈:“这条狗很凶,克他父亲。您家有父亲没他,有他就没有父亲。”似乎是弟弟给我家带来了厄运。或是弟弟原本不该来到这个世界。

“我们替您找到一户有钱人家。奶妈也雇好了。孩子到了那种家庭绝对不会受苦的。”许多好心人劝妈妈把弟弟送人。外婆也用赞同的眼光等着妈妈的答案。

“我不能同时失去两个亲人!”妈妈含着眼泪,很坚决地表示要将弟弟抚养成人。从此以后再也没人提起此事。

没有多久,弟弟脸上患了很多奶癣。厚厚的癣痂几乎封住了眼睛。他常常大声哭闹。泪水会从他的眼缝和癣痂间流出来。妈妈用镊子将癣痂一片片揭下来,弟弟的脸上的皮肤慢慢地完好了。

 

平时妈妈和阿婆都要工作,没有时间抱他。妈妈请人用家里的一些零星木料做了一只小木床。我在一旁看着弟弟躺在里面竭力用头左右摇晃,摇得小木床“咕吱嘎”地乱叫。

后来,我也开始上学读书了,两岁的弟弟必须送到托儿所去。里弄的托儿所是免费的。说是托儿所,实际上就是一个空房间。每天连一只小板凳都必须由家里带过去。由于托儿所离我的学校很近,每天早上就由我喂弟弟吃稀饭,再把弟弟带到托儿所去。

那时候弟弟还不会走路。我背着书包,抱着弟弟,还得拖着一只小木凳。走几步停一下,七八分钟的路我需要近二十分钟才能走到。

弟弟在托儿所里整天整天地哭,眼睛哭得发红。妈妈不忍心再送他去托儿所,就把弟弟独自一人反锁在房间里。由于长期锁在室内,缺乏阳光照射和必要的营养。弟弟患了佝偻病,直到五岁,两条腿才能站起来走路。

每当我去上课锁门时,他就撕心裂肺地号啕大哭。“二哥,二哥。”有时我就在站门外偷听一会儿才离去。放学回家,我常常看见他趴在窗沿上睡着了。窗外马路上来往的车辆、行人是他看不完的电影。

妈妈曾经买了一块带有各种交通工具图案的零头布。裁剪以后请邻居用缝纫机缝成一件后面系带子的罩衫。做好刚套在弟弟身上,我发现这衣服不对了。

“妈妈,那些图案全部颠倒了!看,汽车轮子朝天了!”我告诉妈妈。

“没有啊。”弟弟拉起衣服,看着图案反驳我。这倒也是,从弟弟眼睛里看着自己身上的这衣服正好是正的。妈妈也笑了。

“这是汽车,火车,那是轮船。”这件图案颠倒的衣服就成了我给弟弟看图学字的教科书。它在弟弟的身上套了好多年。

毕竟是个小孩,不能走路也没见他整天挂着愁眉苦脸的表情。比较麻烦的是解手。当他坐到那搪瓷痰盂上以后就无法自己站起来。家中无人的时候他常常会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渐渐地,他学会了用这便器当作自己的交通工具,双手抓住痰盂的两边,左右扭动着身体,竟然可以满房间跑。我们回家以后他还回坐在便器上跑到门外去。弟弟的脸长得很白,嘴巴很甜,逢人就会叫一声“王阿姨,张阿姨”的,他博得了不少同情。

我常喜欢抱着弟弟玩。他更喜欢骑在我脖子上玩。因此有邻居说,就是这个原因,我的个子一直很矮。由于弟弟的原因,学校的许多活动我都无法参加。他学会走路以后更麻烦,我去哪里他都要跟着。少年宫里有许许多多活动内容。我最喜欢的是“勇敢者的道路”。那好像是儿童版的军人训练场地。有独木桥、翻越障碍物等等。记得有个星期六的下午,我们班上分到几张少年宫的门票。那是我们每两年才能轮到的一次机会。我准备偷偷地溜走。刚走不远,我就听见了弟弟的哭声。我的腿突然变得僵硬了,走不了。那群同学又使劲催我,真是左右为难。后来在一个同学的建议下,我们找来一条红领巾系在六岁的弟弟的脖子上。

那时,弟弟能站起走路不到一年。我们只好走走,抱抱,停停。时而还让他骑在我的脖子上走一段。同学们虽然抱怨,却也无奈。总算到了那里。当我们排队进入那少年宫的大铁门时,我和同学们将弟弟围在中间,我都不敢抬头看那验票员。那验票员接过票,用食指点着拥挤的人头,竟然什么也没有发现!矮小的弟弟竟然可以戴着红领巾混进了少年宫!

这是弟弟最兴奋的一刻,是一种狂喜。我从未见过弟弟这种兴奋的模样,就像老鼠掉进了米缸。这是我小时候最值得骄傲的一件事。

006蚌壳棉鞋

那年头提倡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因而,修补业盛行:钉坏碗,穿牙刷(骨柄),换铝锅底,修棕绷,弹棉花,箍木桶,磨剪刀,鞋底打掌……夹杂着爆米花,甜酒酿,收旧货换麦芽糖等吆喝声,大上海穿街走巷的小商贩真是五花八门。我最喜欢的是亲戚家门口的小人书摊,一分钱借一本连环画。自红卫兵“破四旧”开始,各种小商贩都不见了。

“妈妈缝衣真辛苦,宝宝穿衣要爱惜。”曾是小学教科书里的一篇文章。家家户户的女主人都会做衣服,做鞋子,很少有买现成的。我还记得邻居家的女孩还得意地炫耀她妈妈那用两块大手帕缝成一件无袖的上衣。

虽然妈妈常说“新老大,旧老二,破老三”,实际上很少有衣服能穿到我弟弟的。妈妈很要面子。小时候,她总是为我们每人保留着一件体面的“出客衣服”。穿着的机会可能就是每年春节给亲友拜年的三五天。不久我们长大了,那几件衣服再也穿不上去了。

在买布还得有布票的年头,穿着打补丁的衣服是很平常的事。我上衣的肘部和长裤的膝盖部就常带着补丁。我在那近二十年期间前唯一买过的是“文革”时期的一件草绿色军装。

我妈妈以前得过眼疾,曾经差点将缝纫机的针头穿入食指,爸爸从此不让她做针线活。我小时候的鞋子主要是奶奶做的。我知道那做鞋底有多难。先把收集起来的碎布片用糨糊一层层裱起来,再用很粗的线把它密密麻麻地缝起来,那叫“纳鞋底”。一双鞋子的好坏,是否耐穿主要取决于鞋底的厚薄和线头的疏密。

这双鞋不知穿了多久。当初奶奶刚做好时还嫌大,脚趾前垫了碎布才能走路,后来垫布拿掉了,再后来鞋底磨薄了,阿婆用两块轮胎皮钉在下面。可是,那些鞋钉穿到了里面,直刺我的脚底。奶奶做的蚌壳棉鞋是完全对称,不分左右脚的。阿婆又让我左右脚对换着穿,虽然脚趾受点委屈,倒又多穿了好几个月。由于鞋子没有与我的脚同步增长,我的脚竟把鞋头顶穿了。奶奶做的新鞋子还没有寄到,我只好再将就着穿。

那年冬天,在学校上课的时候,同学们都在埋头写作,我的耳朵,手背,脚跟,每年都少不了患上冻疮,疼痛难忍。前一年手上冻疮还没有彻底痊愈,第二个冬天又到了,我的十个手指却冻得无法动弹。我将双手相互搓了几下,不时地将手掌坐在臀部下面取暖。然后把铅笔塞在拳头当中,铅笔勉强在纸上移动着。我自己也不知道在纸上写了些什么。为了保持两脚的血液循环,我不停地在桌子下面跺脚。

快下课了,不断地有同学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送雨衣、雨伞、雨靴来,我家只有一把破伞是妈妈外出用的,阿婆上下班还总是挤在别人的雨伞下。

我,等雨下得小一些再跑步回家。大雨等待,小雨冲锋,已经习惯了,我把脚上的棉鞋重新绑了一下。

教室的窗外响起了哗哗啪啪的雨声,初冬的雨很可怕,我不禁将身上的棉袄裹得紧一起。这件旧棉袄是钱阿姨给的,只是两胳膊肘有两小洞。我从心里感激她,要不然这冬天我的气管炎会发得更厉害。每逢冬天,喉咙里总是发出呼呼的喘气声。

雨下得没停。冲啊,有一个同学一头冲入雨中,冲啊!鞋底又快掉下来了,我用绳子脚底背又绑一下,把书包夹在怀里也往家飞跑。啪的一声,我的左脚踩到了右脚上的绳子,身上突然失去了平衡,摔倒在地上,下巴撞在凸起的铺路石子上。我赶紧把绳头往鞋里一塞,继续奔跑。

担心脚上的冻疮溃烂,到家后我先打了一盆水洗脚。血!脸上的雨水混鲜血往下巴滴进脚盆,我觉得下巴隐隐作痛,用手一抹,手上鲜血斑斑。“抹点油就不会再流血了。”阿婆回家后拿了烧菜的油瓶,用手沾着油往我下巴上涂,血果然止住了,但是创口好久不能愈合,稍一碰就会痛,至今还留下一条疤痕。

007穷归穷,家有三担铜

有一天,妈妈在翻箱倒柜,整理衣物。把衣服一堆堆排在床上。

“这两件西装留着,将来孩子长大以后可以穿。”阿婆将两件西装扔回箱子。

“哪里顾得上将来,将来将来再说,孩子长大了可以买新的,先顾眼前要紧。”阿婆要留,妈妈想卖。两人的争夺战相持不下。

“这种西装现在没人穿,卖不出几个钱!”妈妈没有再搭话,将一些衣物打了个包袱就出门了。

但是有两件衣物妈妈始终舍不得卖掉:结婚时用的龙凤真丝绣花被面和米黄的绸缎旗袍。每当急着要用钱时妈妈就将着两件衣物送到当铺。所以这两件衣物在当铺“买进卖出”好多回。也许是怕遇见熟人,也许是怕太花时间,妈妈有时让我和哥哥去当铺。

“别过了5月20日,过期不赎东西就没有了!”高高的当铺柜台上面还装着铁栏杆,栏杆后面那戴着老花眼镜的老头向我们喊着。最后那次,我们没有足够的钱,只能赎回那件旗袍。再后来,“文化革命”开始了,赚取高利贷的当铺作为资产阶级的产物被关闭了。

这一次更不得了,两个老头居然到家里来搬箱子了。妈妈把一张桌子和两只箱子给他们看。其中一个老头又把桌子抬了一下,再摇了摇,桌子翻个身。和妈妈说了一会儿,留下一叠钱,就把这箱子和桌子搬到楼下门外的一辆手推车上。我和哥哥看着他们用绳子捆绑,眼睛气得直冒火。跟上去,他们拿我们家的箱子。我和哥哥悄悄地说一句,就偷偷地跟在手推车后面,我们不时地躲在树干和电线杆的背后,所以始终没被他们发现。

这是一家旧货商店,二十五元,十八元,十五元,他们分别在桌子和箱子上写上价目,我们呆呆站在远处看着。直到旧货商店关门,只存下一只标价十五元的箱子了。

第三天我又溜进这家旧货店,我一阵伤心,差一点没大哭起来。就在这时,一个年轻的阿姨走过来,先是用手拍了拍箱子的盖子,然后打开细地看了一会儿。当她在付钱的时候,我终于壮着胆子说了一句:“这箱子是我家的。”声音从喉咙里挤出来却很轻。这阿姨不知道是没听见还是故意不理我,最后那只皮箱也被拿走了,回到家,我难过了好几天。

记得那天弟弟病得很重,家中没钱看病。妈妈乘阿婆不在家,匆匆提了一个紫铜的暖锅和黄铜的脚炉小跑步走到废品回收站。我气喘呼呼地跟在后面。

“啊,听说这脚炉是北方有钱人用的,我还从未见过。这里可是以重量计价格的啊,不可以后悔的呀……十一块五毛。”回收站的老太太一边说,一边放下秤,用算盘噼噼啪啪打了一遍。妈妈没吭声,接过钱拉着我的手就走。

“这两个东西可以抵妈妈半个月的薪水!”我心里暗暗吃惊。

“有钱人家穷归穷,家有三担铜。”

当晚,阿婆就和妈妈吵了架:“为什么不问我一下,那暖锅可是紫铜的,这样的老货你花钱也买不到!”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是你自己说的!”妈妈坚持自己的做法。

阿婆为了那紫铜暖锅嘀咕了好几年。

008床底下的秘密

自从爸去世后,就再也没有人给我买过玩具。房门背后的一截齐肩高的竹竿就是我的全部乐趣。我有时候把它当枪使,“打死了许多坏人”;还有的时候把它当金箍棒,像孙悟空那样前后左右舞上几下,妖怪都不敢近身。竹竿玩腻了,我就找些破纸叠纸人,我会叠马,飞机,大炮,坦克,军舰……

白天,阿婆、妈妈不在家,我就将这些纸叠的军队分成两半,在桌,凳上,床上和地上,满房间交战,弟弟是忠实观众。真糟糕,一个师长掉进了床和墙壁的夹缝里,得马上把他救出来。我搬开床上的被子和杂物,把棕绷一头抬起来,用金箍棒撑住。

床底下有这么多东西,两只铁皮桶,两只小木箱,一只大木盆,一只竹篓子。我钻进了床底下,忘了去拯救那位师长。一只铁皮桶里是许多大大小小的玻璃瓶,有化妆品和药品,还有一些干成硬块的咖啡。早就听阿婆说咖啡刮油水,肠子里本来就没有油水,还喝什么咖啡。另一只铁皮箱有几种新的玩具,小铁铲,小铁桶,小铁钩子等。

我知道家里有些玩具,曾经向阿婆要。可是阿婆说,这些将来要送人的。我们老是向张家借钱,以后张家女儿生孩子,就可以当礼物送给张家。阿婆还说饭也吃不饱,还想要玩具。另两只木箱装满了许多线装书和装轴的字画,大小木盆倒扣在床底下,我把木盆抬起来看:底下也是书。其中有一本爸爸写的书,上面有许多日期。哟,还有我的名字。页纸上竟找出十一个我的名字,小真。我多么想早些看懂这些文字,我想知道爸爸是怎么写我的,后面还有不少白纸,爸爸还没有写完。

此外,我还发现阿婆藏着一箱像石头一样硬的固本牌肥皂和一坛又粗又黑的食盐。阿婆经历过上海解放前夕的物价飞涨,储存生活用品早已成了一种本能。

我看见竹篓子里装满了以前从旧房子里拆下来的电器,灯座,开关,电线等等。“穷归穷,家有三担铜”,我想起废品回收站的阿姨。我找出螺丝刀、钢丝钳,聚精会神地把几件电器上的铜片都拆下来,堆起来足有浅浅的一饭碗。我匆匆把床底下的东西按原来位置放好。把这些铜片送到废品回收站,八毛五分,那阿姨称了以后打了一会算盘。八毛五分可以买五斤米,够全家一天填饱肚子了。不准告诉妈妈,我警告弟弟,弟弟很听我的话。

傍晚,又是做晚饭的时候了,妈妈在等对门的张大妈回来向她借钱。

“我给你钱,妈妈。”

“你哪儿来的钱?”

“我卖了废品。”我突然想到那好端端的电器全被我拆成了废品,心里一阵慌张。妈妈知道这是我卖废品的收入,也就没有再追问。接过钱,三步并着二步向米店走去。

妈妈拿了我的钱向来不还的。吃晚饭时,我看着妈妈:“妈妈,这钱你什么时候可以还我?”

“小真今天有功劳,过几天妈妈奖赏你一只荷包蛋。”

妈妈已经欠我三只荷包蛋了。我很想吃荷包蛋,但妈妈一直没有遵守诺言。不过,我心里还是甜滋滋的:我替妈妈分担了困难。

009深夜飘香

自从与苏联老大哥决裂以后,中国还发生了特大油荒。汽车也饿肚子了,没有汽油,只能以沼气作燃料。马路上每辆公共汽车的车顶上都绑上了一个巨大的气袋。为了寻找沼气,我家楼房四周都打了许多深不见底的小探孔。

“乡下饿死人了。”原先很少来往的远亲都到上海来找亲戚了。马路上出现了成群来自安徽等附近省份的衣衫褴褛的乞丐和逃荒者。

食品不可露眼,被要饭的看见就会上来抢,当你打他的时候他既不躲避,也不还手,而是以最快的速度将馒头塞进嘴巴。那时候,一个饥饿的乞丐宁可受一顿饱打换取一个馒头。

我们很少能吃到米饭了,开始是购买配给面粉,后来就是吃红薯。红薯竟成了我们的主粮。一车车混着泥土的红薯堆在米店前面。排队,付款,过秤,背回家。将红薯洗干净以后,竟然发现很多发黑发霉的烂红薯。阿婆还是不舍得把它们扔掉,还是把它们煮熟了。我们皱着眉头,硬是将这些发苦的烂红薯塞进了肚子。

 

阿婆让我带着弟弟到附近大操场去挖一种叫做“酱斑草”的野草。紫色的酱斑草的学名叫“马齿苋”。酱斑草煮了以后颜色发红。有点甜,并不难吃。阿婆告诉我们:“当年后羿射太阳,射了九个,最后一个太阳就是躲在酱斑草下面,才没有被射到。所以酱斑草不怕太阳晒。这酱斑草还可以补血,还可以防病治病。”后来阿婆有了钱,还曾偶尔买了肥猪肉,拌入酱斑草一起熬油。红色的猪油拌在面条里真香!

那时,大家都奉行常带三分饥的美德。

阿婆和妈妈都没有工作了,一家五口每月领取二十五元经济困难补助金。补助金的计算方法为:每户第一人可以获得经济补助八元,第二人加五元,第三人起,每人加四元,就所谓八五四四四。晚上,我吃过一只煮红薯就被阿婆赶到床上睡觉。“小孩子不准顽皮,一顽皮就叫肚皮饿。家里就是被你们叫穷的,以后不准叫肚皮饿。”阿婆责备我们。

我躺在床上,肚子里却在咕噜咕噜地叫。不准叫,我用手压着自己的肚子,我怎么也睡不着,用被子蒙着头,仅露一个小孔,偷听阿婆和妈妈的讲话。阿婆和妈妈在商量这日子怎么过。一天吃两顿,早上十点钟吃早饭,傍晚五点钟吃晚饭,晚上八点上床睡觉。

我们居住的公房原是华东电业管理局的宿舍。厨房和厕所由两家合用。阿婆建议学习三楼张家,在厨房和厕所的隔墙上打个小洞,电灯按在隔墙中间,两边就可以合用同一只电灯。房间的灯也可以暗一些,把灯吊得低一些,孩子们要做功课可以凑在灯光底下。

“去要饭,捡垃圾,带着孩子去找领导,看他能不给你工作,他不答应就天天坐在那里,看他怎么办。他们这些人,不怕凶,就怕穷。”好心人向妈妈建议。

阿婆和妈妈吵架,“人快饿死了,你还要面子,这日子怎么过。”弟弟有佝偻病,四五岁了,还不会站起来走路,我的气管炎也经常发作。妈妈得了严重贫血,她病倒了。任何药物都不管用,妈妈需要补身体。

“去买两毛钱猪肝,五分钱卤菜。买猪肝时不要让人看到,猪肝放在咸菜底下。千万不要让人家看见你买猪肝,否则会取消经济补助!”阿婆要我去买两毛钱猪肝,她不知那里弄来的钱,再三嘱咐我要避开熟人。

天还没亮,我就跑到菜场供应单位食堂的部门去买猪肝,那边一般不会遇到邻居。我生性胆小害羞,不敢主动与生人讲话。我站在那摊位前整整二十分钟,那卖菜的阿姨终于注意到我了,“你要什么?”

“我妈妈病倒了,我要买两毛钱猪肝。”那阿姨见我瘦小可怜,明白了几分。她让我先去买咸菜,然后再去拿猪肝。

夜深了,阿婆独自在厨房关门煮猪肝。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声,阿婆急忙关掉电灯。

“谁家这么晚做菜,好香呀!”那是三楼老魏家放工回家。阿婆吓得不敢喘气。

 

直到三年自然灾害过了以后,我家才渐渐恢复了泡饭(用竹壳热水瓶将半温的开水倒入隔天的剩饭中)的早餐方式。那种开水泡饭加酱菜或乳腐是典型的上海清贫人家的早点。至于大饼、油条加豆浆,那就属于小康人家的早餐了。

010妈妈封我小管家

“你好像胖了。”是1980年代以前亲友间偶尔见面的最常用的恭维话。在生活用品配给供应的年代,几乎每个人都营养不良,面黄肌瘦。而“胖”象征着饱满和财富。直至今天,妈妈在美国见人还忘不了这句恭维话。

 

妈妈的病更严重了,越来越瘦,老是说头晕,每天下了班一到家就倒在床上。妈妈躺在床上动不了,就把家中大部分家务工作交给了我。妈妈封我小当家。渐渐地,我这个小管家负担起全家的大部分家务。买菜,做饭,洗碗,洗衣服成了我生活的主要部分。

在那年头,几乎所有生活用品都是凭票供应的。食品票证有小户大户之分。小户为四口以下,大户为五口以上。每个季度领一次票证。粮票,油票,豆制品票,鱼票,肉票,布票,一大堆。那年头物价几乎是不变的。我至今还能记得三十多年前上海的主要食品和我家房租的价格。

粳米,每市斤0.164元;

籼米,每市斤0.121元;

面条,每市斤0.21元;

红酱油,每市斤0.24元,白酱油,每市斤0.27元;

盐,每市斤0.15元;

房租每月2.71元……

 

“小当家,去买十斤米。”

“小当家,去买五斤米。”

我最讨厌买米,每两三天跑一趟米店,每次总是买五斤,十斤。

我们吃得很简单,早餐,开水泡饭;午餐,稀饭加一毛钱的猪油渣或是咸菜面条;晚餐,有什么吃什么,红薯,稀饭,馒头……

 

那年代由于没有冰箱,熟菜储存困难。“买、汰、烧”,是家家户户的每天的基本家务活,或者就只能吃些腌制的咸鱼,咸肉,咸菜等。

阿婆让我去买些猪排,让妈妈补身体。由于食品供应短缺,你就是有钱,有票证,也不能保证买到自己想要的菠菜、毛豆、猪肝和小排骨等紧俏食品。只有起早摸黑去排队。

一个夏天凌晨四点,天空刚有点发白。我醒来揉揉眼睛,提着小竹篓,套上木屐,就往菜场快步走去。男女老少,相同的表情,相同的颜色的衣着,向着相同的方向。人们没有交谈,没有招呼,唯有木屐随着人流在石子路上发出噼啪噼啪的响声。

当年的上海,除了主要的马路以外,那些窄小的巷子、弄堂几乎都是由拳头大小的石块铺成的,上海人称之为“台格路”。新铺的石子往往有棱有角,过了几年就会磨成圆溜光滑的石块了。最讨厌的是那些运货卡车,压得路面坑坑洼洼的,一下雨,就成了一汪汪的积水。

到了菜场一看,猪肉摊前已经放了好几只大大小小的破竹篮,中间还夹着几块青砖和石头。等了好久。家里人手多的还可以相互替换回家睡觉。

“快要开称了!”不知谁喊了一句,大家一哄而上。没有人看着的竹篮,砖块全被踢到一旁。

“我的那只篮子呐?”篮子的主人回来了。

“砖头呢?我半夜两点就来了,刚走开一下……你们不讲道理,为什么把我的砖头踢掉?”砖头的主人也回来了。这位少妇用肘部插入前后两人之间,用力往队伍中挤。

那年头人们好像没有太多的性别顾忌,男女老少排队时都是身体前后紧紧地挨着。只要前后两人有十公分的距离,中间插队的事情就可能发生了。

这是早上菜市场每天发生的场景。

就轮到我前面那人,小排骨全卖完了。听说菠菜也是补血的。我赶到素菜摊位,可是,不一会,菠菜也卖完了。到了七点钟,我的竹篮里还是空空的。

菜场附近围着一群人,中间有个老头在大声叫卖。耳朵里塞着一颗灰黑的药片,手上缠着一条大蛇。大蛇从那人的左手边游到他的脖子后面,再游到他的右手上。只见那人扒开蛇的大嘴,露出尖尖的蛇牙。那条舌头以非常迅速的频率颤抖着,伸展着。它似乎在寻找攻击的目标。地上一只竹篓里好像还有两条蛇。

“只要把着药丸往耳朵里这么一塞,蛇虫百脚都不敢近身。你看,这条蛇牙齿这样锋利,他就不是敢咬我。这种蛇药是用蛇胆做成的,能治百病。这叫以毒攻毒!”

“能不能治贫血?”我挤进人群,问了一声。

“当然可以。”

“我要一颗。”我从手掌里抽出一毛钱,理理平整递给买蛇药的人。

“纠察来抓了。”有人喊了一句,人群迅速散去。我也随声音张望,转眼买蛇药的人也就不见了。我紧紧地握住这颗黑糊糊的小药丸,兴冲冲跑回家。

“谁让你自作主张乱买东西,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让你去买些猪排都不会,面条也没有买,去买这种骗人的药。”阿婆气得脸色发白了。

面条没有。只是中午煮米饭,晚上就没米下锅了。今天似乎买一点米的钱也没有了,妈妈的脸色很难看。

我找出作业本,再把作业本所有写过的纸全撕下来,往竹篓里一塞,就快步向废品回收站走去。

“一毛一,一毛七可以买一斤米了。”我急急忙回到家,拿了购粮证,粮票和米袋,再奔到米店。关门了,米店关门了,我傻愣愣站在米店门口老半天。要是买废品时把购粮证,米袋等都带着就好了。阿婆和妈妈还没有回家。

每天点燃煤球炉是最痛苦的事。我先点燃纸、再放木柴,最后放煤球。浓烟熏得我直淌眼泪,不停地咳嗽。用蒲扇猛扇一会,我就逃出厨房。

厨房的门关着,窗开着,浓烟渐渐从窗口散去。等了几分钟,我必须屏着呼吸再往里冲。再用蒲扇猛扇一会,再逃出厨房。反复多次,直至烟消火苗上蹿。我们的厨房由两家合用。厨房的屋顶早已被熏得像涂了墨汁一般。

我点燃了炉子等阿婆,妈妈回家。最后还是阿婆有办法,找出一些面粉,掺水拌了几下,再放到沸水煮……

我们每人吃了一小碗面疙瘩,就上床睡觉了。

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

躺在被窝里。想到早上买蛇药的事,心里一肚子委屈。我偷偷地流着泪水。

那颗灰黑的药片在菜橱顶上躺了近一年,那周围还能找到蟑螂屎。

后来我们家也安装了管道煤气。我将弟弟小时候的小木床拆开,做成了煤气台,我家生煤球炉的日子总算进入了历史。为了庆祝煤气炉的诞生,我们和合用厨房的邻居还特地买了两角钱的白石灰。我们泡了一大桶石灰水,将厨房的黑墙反复刷了几次。至此,厨房好像突然亮了很多。

011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在上学的路上,“咦”,我看到地上有一颗大白兔奶糖。谁掉了一颗糖?我将糖纸打开,放在鼻子前闻了一下,我没有舍得吃。我想把这颗糖带回家,和弟弟一人一半。那时候只有两种机会可以在嘴里含着一颗糖果。一是过春节,二是逢到邻居或亲友中有人结婚,发了喜糖。我的裤袋有个小洞,因此只好将那颗糖抓在手心。

 

“今天的作文题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曹老师滔滔不绝地讲着,“解放前,万恶的旧社会,我们劳动人民饥寒交迫,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不要忘记,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吃不饱,穿不暖……还有许多像你们这样大的孩子在纺织厂、烟厂里当童工,吃不饱,穿不暖。再想想那些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台湾同胞,还有饱受压迫、剥削的亚、非、拉人民……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第三第四代身上,我们决不答应,我们要像南京路上的好八连那样,抵抗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我左手紧紧地抓着那颗大白兔奶糖,好像真是握了一颗定时炸弹。

“这颗糖会不会是美蒋特务故意扔在地上的那种带有细菌的假糖?会不会是美帝国主义的U2无人高空侦察飞机上撒下来的、可能传染疾病的假糖果……”我越想越怕。听说在中国南方边境打下了这样一架飞机。

“我刚才说的是妈妈的童年,现在在说你们。同学们,你们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是多么幸福啊!你们是金色的童年,是祖国的花朵,你们今天的幸福是烈士用鲜血换来的,你们脖子上的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用烈士的鲜血染成的……”

“你有没有闻到血腥味?”好几个同学拿起红领巾凑到鼻子前使劲嗅着。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胸前,空空荡荡。不知道哪天我可以像大家一样,系上一条红领巾。

不知道曹老师的话是何时停下来的,我的头枕在课桌上睡着了……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新华地段医院的隔离室里。身穿白大褂的医生正在和我们的郝校长讲话。是不是因为我捡到的那颗糖?嗅一下也会得病?我张了一下嘴,准备向郝校长坦白,却发现手心里的那颗糖果不见了。不知道掉哪里了。

“他看上去不会是乙型脑膜炎。也许只是血糖过低。这孩子这么瘦,严重营养不良。”听说当时有一种乙型脑膜炎流行病。

“他父亲是镇反时候过世的。这孩子很可怜。”郝校长告诉那医生。还特意在“镇反”两字上用了重音。接着,她就转身递给我一只圆形的面包。

“这是你的午饭,你可以回家了。”

那是一只8分钱的白面包。就是我喜欢的那种,好香好香。

012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开始初期,我领到了一张小学毕业证书,和其他同学一样,我也投入了紧张的全面复习迎考阶段,准备中学的入学考试,既紧张又担心。有一天,一个同学告诉我,入学考试取消了。当时听到这好消息,不敢相信是真的。后来又听说,我们必须等待分配。一年以后,以就近上学的原则,我被分配到番禺中学。

印象中,“文化大革命”在上海是以“破四旧”、“立四新”开始的。“破四旧”就是要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就是要树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

革命群众在大街交通要道,公共汽车站等处专门拦截“三包一尖”。“包头”,头发高耸并后梳的,被称“奶油包头”;“包臀”是指裤子紧贴着臀部,露出屁股缝的那种;“包腿”又称小裤脚管,大腿小腿的曲线毕露的瘦腿裤子;“一尖”,是指前部尖出的皮鞋,又称“尖头皮鞋”。由此延伸到对长发和一切奇装异服进行革命行动……那些时髦的头发立即被绞成阴阳头;裤腿下端剪开了一长条口子,皮鞋被剪得套不住脚,这些“流氓阿飞们”只好光着脚,提着鞋子回家。

后来,马路上出现了不少来自北京的,身穿军装戴臂章的红卫兵。他们高唱着革命歌曲。

“造反有理!造反有理……”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

“法华路”的路牌被贴上了“新华路”红色标签,“平武路”改成了“要武路”等等。最后连马路边每幢建筑的门牌号码都被红纸覆盖起来。因为有人说:蓝底白字的门牌号码是象征着蒋介石的青天白日旗!

服务性行业都受到巨大冲击。许多理发店、裁缝铺、照相馆、小书摊也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中被冲击而关闭。有些饭店用餐也必须自己到厨房门口端菜。小时候,妈妈曾经带我坐过三轮车去看病。从那时候开始,马路边的三轮车也不见了,不容许继续为资产阶级的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服务了。

游行,批斗会,大字报成了一种街景。

幸福村的大资本家吸血虫被挖出来了,二十四间房间,家里有许多黄金首饰,绫罗绸缎,还有变天账……

对面大楼的地主婆被揪出来了,银行存折藏在镜框里,金条扔在抽水马桶里……

戴高帽子游街。抄家,批斗,扫地出门。

“你老实交代!”

“我揭发!”

“我有罪,我有罪……”被批斗的资本家被逼着用手掌打自己的脸,却仍无法博得愤怒的革命群众的一丝同情。

 

“大资本家吸血虫!大资本家吸血虫!”

76路汽车站旁,一些顽童们每天在同一时间追赶着,咒骂着一个在等公共汽车的“坏分子”,并向他扔石块。周围的革命群众都视而不见。没有人敢为“坏分子”讲一句公道话。大家都躲得远远的,害怕有什么污秽的东西会溅到自己身上。

 

我曾经随着人群进入一家号称“水晶宫”资本家住宅。只见房子外墙贴满了大字报,里面每个墙面镶嵌着小镜子。房子的主人想必是被赶到什么牛棚里去了。

原本戒备森严的市政府大楼如今大门敞开。大厅里,楼梯上挤满了戴着红袖章的年轻人和前来凑热闹的男女老少。

图书馆关闭了,书店里空空荡荡,仅剩几本《毛泽东选集》。

013领带扎成了拖把

红卫兵上街了。

我听到阿婆悄声和妈妈说。每一家都要被抄,天花板,地板都要撬开……

我也开始破四旧,捕风捉影,寻找属于封资修的物品。

我把抽屉倒扣在地上。扑克牌上的“K”是皇帝,“Q”是皇后,扔掉。邮票上的内容大部分是宣传皇帝将相才子佳人,或者是封资修的。扔掉,这些语文课本也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产物,以后不可能再用了,扔掉!

夜深了。我被妈妈叫醒。

“把这几双皮鞋拆开,等一会儿把这些垃圾一起倒掉。”妈妈交给我几双又尖又长的高跟皮鞋。我一边用铁锤拆,一边偷偷地观察妈妈的神色。我从未见过妈妈穿过这种鞋子。我提着竹篮打算去倒垃圾时,发现篮子里有许多撕碎的信件。这废纸不是可以卖钱的吗?

“叫你倒去倒!小孩子别多问。”我走到门外,悄悄地翻动垃圾。废纸底下是玉器、象牙印章、麻将牌,什么都有。

最有争议的是几双男式皮鞋。妈妈想要把他们全部扔掉,阿婆不舍得。她经历了晚清、民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坚信这世道会变的,却又不敢明说:“这是很好的牛皮。这么好的皮鞋。你不相信,以后他们长大会用得到的!你怎么就不相信我!”

第二天早上,发现在房门背后的拖把特别肥大。平时家里连补衣服的布片都没有几块,所以拖把从来就是个秃子。我把拖把拿起来一看。哇,全是漂亮的领带。我仔细数了两遍,二十七条。记得阿婆曾经说过。这些领带留给我们长大以后用的。

这里有许多木棍,我知道这些是卷轴字画上拆下来的。阿婆一定是舍不得扔掉,打算做板凳腿什么的。听说我的外公以前对字画很有研究。

我又钻进床底下检查,床底下许多书不见了。家里本来就卖了不少东西,这一次更……

每天晚上,一家子就静静地听着门外的动静,等待红卫兵小将们来抄家。

“咚咚咚。”敲门声响了!

“啪嗒。”妈妈手中的饭碗掉在地上。全家人眼睛一起盯着房门,却没有人走过去把它打开。弟弟哇哇哭了起来。

“收电费。”门外王阿姨喊了一声。

 

能卖的就卖,能当的就当。多年来,我家值钱的物品早已卖光了,17平方米的屋顶下空空荡荡,一览无余。因而,抄家风波中我们并没有被波及。

014一份“反动传单”

一夜间各地的红卫兵组织林立,打砸抢事件遍地开花。我初中二年级的哥哥班上一个姓朱的同学也拉了几个人在教室里成立了“捍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司令部”。他们刻写蜡纸,用油印机印制了宣传书,用黄色油漆土法印制了红袖章。可是没有两天,那教室的门窗都被砸破了,油印机和成堆的纸张都不见了。

大串联开始了,那姓朱的同学又拉着我哥哥也坐火车去了革命圣地南昌。

“只要有一封红卫兵司令部的介绍信可以不花一分钱走遍全中国。上火车不用买票,每到一个城市还可以找当地的红卫兵组织接待,安排吃的,住的。到处旅游不花钱。我和你一起去串联好不好?哪怕是近些的城市。比方苏州,无锡,杭州?”小学同学刘强激动地对我说。

“中学生才有学生证,我们没有学生证哪里也去不了。我这么矮小,别人一看也知道我不可能是红卫兵。再说,我妈妈也不会同意。”从小学到中学,班上个子最矮小的总是我。我痛恨自己个子太矮小,痛恨自己生不逢时。假如我年长一岁就好了。

“革命就是要敢字当头,我们这个年龄的很多人也走了,去北京了。你哥哥不是红卫兵吗?”

由于害怕阿婆和妈妈的反对,我最终还是下不了决心。

 

沿着马路两边,我家和番禺中学的围墙上大字报每天更新,一层又一层。今天,甲覆盖了乙的,明天,丙又覆盖了甲的。各种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层出不穷。我经常站在马路边观看穿草绿军装、带红臂章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刷标语、散传单。

后来,实在是在家里闲得无聊,我就去离家不远的,位于徐家汇的交通大学看大字报,上街捡传单。

“给我一张!给我一张!”

我喜欢挤在人群中捡传单,再跑到人群中将不想保留的传单往空中抛去。捡了又发,发了又捡,我看着人们围在一起抢传单觉得很好玩。

传单往往是单页的。但是有一天,我发现捡来的传单中有一份特别厚的传单,偷偷地留了下来。在当时那绝对是一份经过掩饰的“反动传单”。那传单上说:毛主席被架空了,连一本小册子都发不出去,只好用非常手段发动“文化大革命”。

由此,我渐渐地对“文化大革命”的夺权斗争有了蒙眬认识。政治狂热的背后竟是另一回事。面对这么多上了年纪的长辈,每天昧着良心说谎产生了厌恶感。

那份“反动传单”被我保存了好几年。

015初生牛犊

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我总喜欢在课本上的空白处涂鸦。“好人”,“坏人”,或应该再添加些什么。尽管我的其他功课成绩平平,但是美术课的成绩一定是高分。学校的墙报上的也时常有我的画。参加学校比赛也得过第一名。

我临摹了许多连环画书,特别是《三国演义》中的人物。我把他们改成剪纸。

“你的‘赵云骑马’借我印一份好吗?”这是唯一别人有求于我的时刻。同学刘强将我的剪纸放在平整的垫板上,蒙上一张白纸。他将铅毛斜横着均匀地在白纸上来回涂了一遍,一张剪纸就印好了。刘强埋着脑袋,慢慢地把那张剪纸用刀片刻了出来。和我原来的那张相差太远了,我偷偷地笑他。

“帮我画一下!”班里的打架大王,外号“杨司令”的,见美术老师走出了教室,马上把铅笔纸递给了我。那天美术课是画一幅静物“脸盆”的素描。

我怕被老师知道,但又不敢拒绝,否则他也许会揍我一顿。我匆匆地替他画完,又不能替他画得太好,要不然会被老师看出来。

“嗨,你的画得了五分,为什么我的只有四分!”杨司令对我做了一个踢脚的动作,不过他并没有真踢我。

 

1967年,根据就近上学的分配原则,我跨进我家马路对面的番禺中学的时候,正值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整个学校大楼竟然找不到一块完整的窗玻璃。

“指导我们思想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学校里高音喇叭里整天播放着革命歌曲。校园里充满了两派红卫兵相互抗争的火药味。学校大门两边站着不少红卫兵检查学生证,并要求每人必须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方可容许进校。

不久,全国就进入了“三忠于”的红海洋阶段。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那些日子,无论男女老少,每个人胸前都佩带着一枚毛主席像章。最时髦的打扮就是身穿军装、军裤、军帽,配上腰带、红袖章、球鞋、帆布包、小红书。

革命群众还要站在毛主席像下面,凝视着毛主席的像“早请示,晚汇报”,斗私批修。从工厂企业到机关学校,到居民住宅,许多墙面上都渐渐地被画上了毛主席画像。

“听说你家老二能画画,能不能让他替我们家的那幢楼的墙上画一幅毛主席宝像?那地方空着不好看。”王阿姨这回也穿上了草绿色的军装,戴着红臂章兴冲冲地来到我家,笑嘻嘻拉着我妈妈的手。

“好!好!就怕他画得不好……”妈妈的脾气就是这样,总是有求必应。

“没有关系,我知道他画得很好。”

就这样我被哄抬着爬上了画宝像的“脚手架”。王阿姨替我准备了所有用品,一罐罐油漆,白色、绿色、红色、黑色、毛笔、刷子、长尺。两张正方形的饭桌上架着一条长凳沿着一堵大墙摆着。站在比自己身高还高的长凳往下看,真有点心里发麻。我不敢往下面看。

唉,他真画得不错呀!脚底下不时有三五位路人在评头品足。

王阿姨交给我一幅毛主席的黑白木刻头像。我先用石灰水刷出一块白色墙面。在室外,通常是用油漆画;在室内,可以用广告色画。

我把毛主席头像放大在一面约两三米见方的墙面上。草绿色的军装,红色的帽徽、领章,这种以色块平涂的正面或侧面的毛主席头像。彩色木刻形式的宣传画是当是时十分流行的美术形式。

过了没多久,我的“手笔”也随之遍及了居民楼和我们中学的教室内外。我从“毛主席像”、“马、恩、列、斯、毛肖像”,画到“全世界革命人民大团结”。

“小画家吃了晚饭再回家!”我长得非常瘦小,在怜悯和歧视的目光中长大的我,第一次得到别人的尊重。偶然换得的一晚餐或是一碗绿豆汤,是我的全部劳动报酬。精神上的回报远远高于物质上的奖励。

有一次,有同学看到隔壁教室里天花板上都画上了一个大“忠”字。被同学,我们班上的红卫兵干部怂恿我在教室里画了一幅八米长的“世界革命人民大团结万岁”。亚、非、拉各种肤色的“革命人民”占据了教室的一面墙。

“全世界革命人民心向红太阳,这是谁画的,这不是歌颂,这是丑化,是污蔑!”一个身着草绿军装的青年男子,复员军人作为我们的班主任站到了讲台上。

“你家是什么出身?你父亲是干什么的?”知道这画就是出自我这双小手,那班主任把我叫出了教室。

“他是工会干部。他去世时我仅五岁。”“文革”开始时我才十三岁,身高一米半。我知道父亲他过世前曾担任工会干部,但我没有告诉他父亲解放前在法院做事。

“哈,那一定是黄色工会!你先回去吧。”这位复员军人沉默了几分钟。他显然将时间前后弄错了十年。我没有与他争辩。大概看到我年岁太小,他想了想还是放我走了,忙着去揪另一个“大叛徒”了。我有惊无险。

一位好心的邻居老张劝告我:“你要小心点,今天我们厂里一个同志画向日葵……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向日葵象征着忠心耿耿的红卫兵,可是他画的向日葵,居然画成了十二个尖尖的狗牙齿。那是什么,那是国民党的党徽!这下糟了,查了一下他的出生,他爸爸曾是国民党的军官。当天就被关进了牛棚。”

那时候的每份报纸的报头上都印有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传说有人因误用旧报纸包了一双雨鞋、弄脏了宝像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

那年代,许许多多专职画家被剥夺了绘画的权利,还有不少画家因“笔误”而受到了政治迫害,美术是十分危险的职业!随着岁月的流逝,我逐渐成了小有名气的小画家,同时我也意识到自己“作品”的笨拙和政治上的幼稚。那时只能算是“初生牛犊不畏虎”吧。

016工人阶级占领校园

又过了不久,学校来了一批身穿草绿军装,肩上挎着存放毛主席语录的小包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宣队和军宣队在“复课闹革命”的口号声中进驻了校园。资深的教师被罚去打扫厕所,搬运工人走上了学校讲台。

那年头,政治空气十分诡谲。讲台上主角的面孔在不断的更替。今天还是衣冠楚楚的座上客,明天就可能是遍体鳞伤的阶下囚。知识越多越反动。每个教师都在战战兢兢夹着尾巴做人。大字报,批斗会,标语,随处可见。政治口号依然是学校的主旋律。

中学期间,我们没有领到任何课本。所谓“复课闹革命”就是每天早上到学校报到一下,或者是学一首毛主席诗词。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风流人物’是谁?就是红卫兵小将,就是革命群众。”

“现在的知识青年还算不上是识字青年,连一封信都不会写。你们应该好好学点知识。那真正是强盗都无法抢走的财富啊!”李老师脸上略带一丝惨淡的表情。

又过了些日子,李老师被押上了大批判的讲台,成了一位仅能打扫卫生的牛鬼蛇神。一个被打倒的教师,一个白净的书生每天在操场上跑步,好像是对政治迫害的无声抗议。红卫兵小将们随意上前挡住他的去路,狠狠地扇他一下耳光。

一天中午,他被一顿毒打以后,从教学楼三楼的窗户跳下了去。

“畏罪自杀,自绝于革命人民对他的挽救。”校门口,一张墨汁未干的大字报这么写着。

 

整整三年多时间,我们没有课本,没有课程,每天只是被赶到不同的场所参加无休止的批斗会和政治学习。

根据1967年初“公安六条”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革命标语,喊反革命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

一时间,人民广场的公审大会频繁召开,我家院子的围墙上也不断有更新的审判现行反革命的公告。

017在那牛皮纸档案袋里

那年头,每个十二岁以上的学生或员工在自己单位的组织科里都有一只牛皮纸做的档案袋。这个档案袋里不仅存放着你的工作经历,政治表现,还有你的家庭出身,你父母,兄弟姐妹,亲戚朋友等各种社会关系的相关资料。这个神秘的纸袋影响着一个人的终身命运。假如档案袋这个纸袋里存放着某某年某月某日说过的一句右派言论,某个亲友的黑五类资料,你就可能这一辈子抬不起头。

从招工到入团入党,甚至去看病医院的病历卡上,你都必须在所有的表格都如实填上你的“家庭出身”和“本人成分”。一旦被发现你隐瞒历史问题,欺骗组织,那可能是一条很大的罪状。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分清敌我”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为了阶级斗争的需要,革命群众根据每个人的家庭出身和本人成分被划分为红与黑两大类:“红五类”就是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和革命烈士;“黑五类”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坏分子、右派分子。

许多年轻人,为了自我生存,坚决与反动老子划清界线。人们防止被牵连,尽可能与有政治污点的人保持距离;有政治“帽子”的人也尽可能对别人敬而远之。父子,夫妇,亲朋好友都可能一夜之间成了陌路生人。

“叫我哥哥打你。”弟弟在外面每逢吃亏就对别人喊道。他知道我疼他,希望我会帮他出气。

“你爹呢,扑通到井里去游泳啦!”

“扑通,扑通!”邻居孩子们与我们吵架,常这样骂我们。妈妈听到后就会气得发抖。

“今后不准在门外玩。别人骂你,打你,就往家跑。吃亏就是便宜。我的孩子为什么要被别人骂?为什么要被别人打?被别人打不如被我自己打!”

妈妈一边训斥,一边用竹竿打我们,一边和我们一起哭。可是,我们的哭声停止后,妈妈仍然在哭。看见妈妈红肿的眼睛,我非常懊悔。只好拍打自己的后脑勺,反问自己为什么让妈妈生气。

妈妈早已习惯对别人逆来顺受了。

 

我放学回家总会碰上“鸡鼻子”为首的一群野孩子。“鸡鼻子”带头挡住我的去路,手上拿着树枝条。

“他爹反革命,不要让他走。不要碰到我,你碰我一根汗毛我就打你半死。”

“不要碰到我,不要碰到我。”几个男孩把我所围住。我一声不吭。啪,背后有人打我的头,顿时拳打脚踢,雨点般落在我身上。

“你们干什么,为什么打人?”好心的张阿姨把我从地上扶起来。

“快回家吧,从小没父亲,这孩子真可怜。”

我不要可怜,我心里喊道。我恨,总有一天我要和你算账。

第二天放学回家时,我又看到了他们。我只好躲在远处看看他们。我想避开他们,但我没法绕道,这是我回家的必经之路。他们很晚才散去,我到家天都黑了。

“放学了不知道马上回家,又野到哪里去了?天黑了才知道回家!”阿婆见我回家晚了就责备我。

夜晚,我常常在被子里偷偷查看身上的伤痕。泪水浸透了枕头,我用被子蒙住头,想到报仇。

我希望有一天我长得又高大又强壮。我成了一名军官,卫兵前呼后拥,“鸡鼻子”笑嘻嘻地跑来讨好,我蔑视地看着他……我真希望有一把枪。

我睡着了,却做了一个噩梦。我梦见自己像蚂蚁那样的渺小,有只大脚向我压过来,快要踩到我的头上了。我吓得惊叫起来。把整屋子家人都吵醒了。

018路灯下的纳凉晚会

大热天在户外“乘风凉”是上海市民的一个传统。每到太阳落山,家家户户搬出竹椅,板凳,在弄堂口,马路边,路灯下乘凉。几乎每个人都手摇着蒲扇。三五成群地围坐在一起。大部分男士光着上身,或穿着背心下棋打牌,传播小道新闻。女士们则张家长李家短地聊家常。邻里间的事相互打听得一清二楚,没有任何隐私可言。一群群闲得无聊的男孩们追打着野猫。清晨,垃圾箱边偶尔会看到野猫的尸体。几道光柱在夜空中上下左右来回摇曳,搜寻着可疑的目标。

那年代马路上基本上只有两种汽车:公共汽车和运货卡车。马路上主要是穿梭的自行车。在烈日滚滚的夏天,柏油马路烫得让那些赤脚的孩子们不敢跨出一步,眼睁睁地盼着洒水车的出现。一到晚上,马路上过往车辆很少,大半路面就被乘凉的人群所占据了。

所谓灭蚊运动就是除草和烟熏蚊子。我们居住的两幢三层的楼房的场地原属前面那幢小洋楼的花园,据说草丛是蚊子的孳生处。很快,院子里的野草就被拔得干干净净了,整个院子里竟看不见一片绿色。

晚饭以后,里弄干部王阿姨和另外两个阿姨向每家每户发放浸过了“敌敌畏”的报纸。阿婆将晚饭后的剩菜存放到了带有纱窗的碗橱后,拿了浸药的报纸在房间的中间的铁皮簸箕上点燃。一股呛人的气味立刻窜了出来。蚊子还没熏到,自己已经抢先享用了。

阿婆和妈妈平时不让我们在院子里玩,怕我们跟着其他孩子学坏。自从里弄干部规定家家户户必须参加灭蚊运动以后,她们也只好让我们在院子里玩耍了。但是,哪怕是很热的天气,我妈妈坚决不准我们光着上身出房门,说那是没有规矩。半个多小时以后,我们才可以回房间,打开窗户。再过十来分钟,我们才可以回到房间睡觉。每天晚上熏蚊子的时候就是我们一个半小时自由活动的特别假期。那也是我收听小道新闻的特别时间。

那时候电视机还没有普及,也很少人家订阅报纸。当地居民的居民委员会在“文革”中改成了“里革会”。那门口通常有一个“读报栏”。每天报纸新闻只有两条:“全国形势一片大好”和“毛泽东思想又一伟大胜利”。报纸和广播电台只是报喜不报忧,而小道新闻的准确率却往往在百分之九十以上。我喜欢听老张讲述那些报纸上看不到的事情。

“今天,上柴联司被踏平了!工总司,消革会,红三司,一卡车一卡车戴着藤帽,手持铁棍等器械的工人,几万人攻打上海柴油机厂……

“工总司先切断了电源和水源,再用起重机将堵在厂门前的大型机器吊走,又在厂房的围墙外面撞出了窟窿。他们冲进了食堂。厂房大楼里面不断飞出石块和土制燃烧弹。他们用玻璃汽水瓶罐满了汽油,瓶口上留着导火线,点燃后就往外扔,掉在地上就迅速燃烧起来……

“后来,消革会从市公安局消防队调来了18辆消防车。他们用高压水龙头向大楼内喷水,掩护工总司的队员踩着云梯往大楼里冲进去。

“当工总司的人攻到屋顶上的时候,高压消防龙头的水柱把几个女青年的短袖衬衫都冲掉了。她们干脆把衣服全部脱掉,露出两只又白又嫩的奶子大喊,上来吧,老娘不怕……”

“那几个女青年长得很漂亮喔。”老张自己差点掉出了口水。

夜深以后,大部分居民回到房间,门窗大开着睡觉了。偶尔,也有居民在露天过夜。数十年过去了,还有人称道那时候是犯罪率最低的时代。

019深挖洞的岁月

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在斗争哲学的指导下,祖国大地上,无论是大小会议,还是报刊文章,我们听到的和见到的都是:战士,战友,战斗,战壕,战火迷漫,斗志昂扬;红旗飘,战鼓擂;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全民皆兵”已不是一句口号,整个国家火药味浓浓的,像巨大无比的军营。

1968年3月2日,中苏边境发生了军事冲突——珍宝岛事件。中苏双方在边境上聚集了上百万的军队,要准备打仗!

全中国处于紧急的备战状态。为数众多的干部、知识分子和教师等被疏散离开城市到“五七干校”。

1969年夏末秋初,上海市民被动员起来挖防空洞,“备战备荒”,希望以此作为防御炸弹甚至原子弹的庇护所。我们居民楼与那老洋房中间有一块空地,一些年轻力壮的男士们就自发地动工挖起了战壕。

居民中有一两个年长的转业军人主动出来指导:“战壕必须有弯曲的,不可以是一直线,否则万一炮弹掉入这战壕,这一长条战壕里的人不全完了?”

“这条战壕太浅了!”

“可是再挖深就是水了。”

“看,这幢老房子底下是空的。只要挖通一个进口,人就可以躲到这房子下面。”

“不行,这不是掏空了房屋的地基?”

就这样,几天后整个院子被刻上了一条条深深的土沟。不久以后下雨了,战壕都成了孳生蚊蝇的臭水沟了。不久,就有人悄悄地将泥土全部填回了土沟。

里弄干部王阿姨通知说,家家户户要在一个星期内交出两百块砖坯。

挖泥,搅拌,填入木模,拍打成型,晾干,搬运。我早已喘得不行了。一星期后,我家仅交了四十八块砖坯。大概知道我家没有强劳动力了,王阿姨再也没有来为难我们。

土法挖制的防空战壕虽然停止了,但是,更大规模的防空洞建筑却开始了。根据内部消息,上海要建成一个与地面建筑相似的防空系统。整个南京路,淮海路等商业街的下面,人民广场下面,全部都要连起来。每幢新工房底下都配备了用于防空的地下室。

眼见着沿着法华镇路开挖了防空洞。这条路原先是条小河,解放初期才被填成一条石子路,供自行车和行人交通,后来铺成了柏油路。防空洞建成以后就不断进水,无法使用。后来,由于通风排水设备的缺乏,除了少数地下室被利用为储存室和旅馆以外,全上海的大部分防空洞都变成了闷热潮湿、积水过膝、无法使用的累赘。

020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在中学的四年里,唯一的教科书就是那本“红宝书”。课堂上除了批判会就是军训操练。那时候,大批被称为老三届学生(66、67、68届中学毕业生)正在等待分配工作,有的已经报到,有的还在等待。哥哥从小喜欢摆弄半导体收音机,是个半导体爱好者,也曾组装过收音机,他曾希望分配到轻工业局,结果收到的通知却是化工局。他在万分不满意中去化工局报到了。说来他很幸运,第二天,一切都变了:毛主席发表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一夜之间变成了“上山下乡一片红”。有些尚未去报到学生,一夜间手上的通知书就成了一张废纸。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部分城镇居民也要下放农村。

红卫兵们一批批地在锣鼓声中出发,到远离上海的黑龙江、湖南、江西、安徽等地安家落户,“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哥哥的一位姓朱的同学还割破了手指写下了血书,强烈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早先,上山下乡的同学出发点在愚园路的区政府大院里。一天,我和几个同学在学校的组织下站在愚园路隔道欢送我们年长一岁的68届知青。汽车驶过以后,人群就散了。

“走,去吃阳春面。”一个同学建议。大家一起拥进了一家小餐馆。

八分钱一碗阳春面,那只是一碗飘着几棵葱花的光面,但是,对于当是十五六岁的孩子来说几乎等于是满汉全席般的奢侈了。

不知道谁先说了一句,“明年就轮到别人送我们了!”一瞬间,大家一言不发,餐桌上只听到每个人的嘴边发出“咝咝”的声响。

我只记得离开餐馆时,一个同学拿起装胡椒粉的瓶子,一下子将全部胡椒粉倒入吃剩的面汤里了。这也是一种发泄。

很快的轮到了我们69届毕业生。上山下乡的人数增多,欢送地点就改到了自己学校。班上又有十多个同学将赴云南军垦农场。临行那天,满载着上山下乡的同学们的公交车队将从学校大门出来,穿过夹道欢送的人群。汽车将到上海北郊的彭浦火车站,同学们将在那里坐火车并向亲人告别。

我和刘强守在学校大门外。刘强向班主任借了一辆自行车准备骑车到彭浦火车站去送同学。那班主任的新车原先不愿出借。后来他的自行车几次被人恶作剧地捅破了车胎,他就变得有求必应了。

当汽车经过我们面前时,刘强突然将自行车往我手上一推,和许多同学一起飞奔着去追赶汽车。一大群青年人追赶着汽车,好像是狼群追赶着大象。车上的手和车下的手,车上的叫喊声和车下的叫喊声相互呼应着。汽车为躲避更多的学生趴车,开始加速。只见刘强一下抓住了窗沿,车上的两个同学抓住了他的胳膊。他跃身而上,终于成功地从车窗外翻到了车厢里边。车厢里爆发出一片欢呼声。

我随后与另外几个同学骑自行车去火车站。出了中山北路以后的郊区基本上是坑坑洼洼的泥地,自行车颠簸得非常厉害。到了火车站,我的腿和手臂又酸又麻,好不容易挤到人群前面。

火车就要离开了,成千上万个身穿绿军装的十六七岁的孩子极力将身体探出窗外。起先还有些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当火车汽笛一响,车厢内外立即变成一片号啕,生离死别。

我最好的朋友也去了云南军垦农场。他曾经劝我一起去,我也摩拳擦掌。我对单调贫困的城市生活没有留恋。我不怕吃苦,只希望对现状有所改变。我还从未坐过火车,也从没有见过农村到底是怎样的。但是妈妈没同意:“你去农村,在那里生了病,连医生都找不到。”

同龄的朋友越来越少了,都去接受教育了。大街小巷常常可以看到成群结队的宣传队敲锣打鼓、挨家挨户地动员尚且留在家中的年轻人。我就此开始了长达四年的待分配岁月。

不久,上海出现了一些“病退青年”,插队入户的知青因病退回原居住地。中央文件对“病退”的标准有具体规定:大拇指,食指断了可以符合病退标准,其他三个手指断了也不算!年轻人悄悄地相互传授经验:量血压时屁股离开板凳;化验小便时将预先准备的小瓶鲜血滴入尿液……

我曾经遇到一个病友。他不知为什么得了急性肾炎,化验结果是阳性。农村干部给了他几百元让他到县城里看病。他从未见过这么多钱,高兴得跳了起来。凭着年纪轻狠狠地在县城里玩了一把。回头到了医院,被告知他的肾已经重度损伤,急性肾炎变成了慢性肾炎。这一辈子就完了。

患有哮喘病的我被默许留在了上海,算是一次“因病得福”。

021妈妈遇上了车祸

“吃亏就是便宜。”是妈妈的口头禅和生活准则。她似乎从不与他人争执。谦让是她唯一的自我保护方式。说好听的是老好人,不好听的是懦弱。甚至是逆来顺受。

“退一步想想……这样不可以,人家会提意见的……”妈妈很要面子,任何时候都会考虑人家会如何想,也最怕人家提“意见”。

一幢三层楼房有19户住家。我们住在二楼。妈妈总是教导我们:不可以在房间里跳跳蹦蹦,不可以影响别人。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

当初我们19户住家共用一个水表,每月的水费必须按每户住家的人数和居住天数来计算。比如有客人来用餐,没有过夜就不必计算。可我妈妈却总是宁可多算,不会少算。

妈妈的为人是有口皆碑的。单位里的同事大部分是目不识丁的家庭妇女,而妈妈是里弄加工组里少数有文化的妇女,她曾先后担任过小组长、会计员等职务。

同事们需要给亲友写信都会有求于她。妈妈总是有求必应。加上大部分熟人对我们家庭的遭遇有所同情,妈妈赢得了很多人缘。

“文化大革命”初期闹经济风,有个同事趁乱带着丈夫到办公室和妈妈吵架,逼妈妈将单位里的钱分给大家。妈妈当然不肯,只好回家抱着枕头痛哭一场。

妈妈的一位女同事因住房翻修无处栖身,说临时到我家借住几天。为了拉拢关系,她将我弟弟认作干儿子。没有想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她就去检举:她曾看见我家有一红木盘,即认定我家曾是“端盘上菜的剥削阶级”。

因妈妈的人缘好,少数人兴风作浪成不了气候,她又躲过了一劫。

 

我16岁那年一个炎夏的下午,刚下过雷雨,邻居小胖有点口吃,见到我就拉着我衣角,“快!快!不,不,好了,不好了,你妈妈,你妈妈被,妈妈被汽车撞了,头,头,出了很多血,就在前面三岔路口,警察岗亭边上……”

我连奔带跑,冲到出事的路口,看见马路中间一汪水,雨水掺着血水。围观的人群已经散去,几个熟人看见我又围了过来。

“我亲眼看见的,你妈妈正在过马路。两辆三轮卡车一前一后直冲过来。正因天刚下过雨,路面很滑。前面这辆车见到你妈妈以后就刹车,因路面积水车轮打滑,车身横了过来,车尾甩到了你妈妈。她当场就昏过去了。她手上的一把伞飞得很远很远。”

路人告诉我,她可能被送进了华山医院急诊室。不知道有几公里路,不知道化了多长时间,我一路跑跑,走走,停停,冲进华山医院急诊室时已毫无力气了。

我看到了已昏迷中的妈妈。她的头发被剪去了一大片。医生们正在做手术,在妈妈的头顶上缝了好多针,再包上一层层纱布。

医生说她还没有脱离危险期。

第二天,我在急诊室的过道里见到了那三轮卡车所属单位水产公司的女领导。她很年轻,长得也十分端正。她把我拉到一边问这问那,我就是不懂她为什么反复问我:“你妈妈是否想要自杀?”我气得发抖,却无言以对。妈妈的一位同事见到此景赶紧把我拉走,将那女支书一人留在了墙角后面。

“就是她把你妈妈送去医院的。她是水产公司的党支部书记。出事时她正好坐着第二辆三轮卡车上。那女支书一下车就向周围的人打听:他们家是什么出身?她有没有政治问题?她是不是想要自杀?”

“她听说你爸爸是自杀的,就一口咬定:以前她的男人是自杀的,就是有历史问题的。她很可能就是自杀。”

“他们撞伤你妈妈还想赖账,太气人了!当场就被我们顶了回去。有政治问题的人可以做会计员吗?”

妈妈单位的女同事还告诉我:今天上午那女支书还拿着盖有大红印章的介绍信到妈妈的单位调查她的档案材料。幸好被单位里的女同事看见,拉了另几个同事,将那女支书轰走了。

昏迷了三天三夜以后,妈妈的命是捡回来了,但是却差点陷入了一场可怕的“政治生命”危险期。

“那把伞呢?我用的那把伞是借来的!”这是妈妈三天后醒来的第一句话。

022英雄辈出的时代

那些年,一方面是成名成家被批为白专道路,个人主义受到无情的批判和打击;另一方面又是英雄辈出,报纸广播一次次歌颂舍己救人,为国捐躯的先进事迹。雷锋、欧阳海、王杰、刘英俊、金训华……

记忆中就在上海发生过一件事。1975年7月2日,一个疯狂的罪犯施庙发驾驶着一辆小型卡车在马路上横冲直撞,造成三十多名路人伤亡。吴根生、董克礼两位人民警察奉命驾驶一辆摩托车去堵击这辆卡车。当他们看到这辆卡车迎面驶来,吴根生竟然用摩托车正面向卡车撞去。结果是卡车被撞翻了,罪犯得了轻伤。而摩托车上的吴根生受到重伤并于一年半以后去世!

渴望成为英雄,在我周围的小伙伴身上竟有扭曲的表现。文革初期,我闲着没事,有段时间就常去同学刘强家玩。他教我如何用面粉洗出黏糊糊的面筋,放在竹竿上去粘知了;如何用树枝做成的弹弓打麻雀;如何用竹篮在天钥桥路边上的小河浜里捕虾;如何去龙华机场附近的河滩边抓螃蟹……在我眼里,他真是无所不能。

“我想把小钩子推到公共汽车下面,再把他从轮子前面拉出来。我立刻就是奋不顾身的救人英雄了。”小钩子是我们的邻居,一个才四五岁的男孩,夏天头上常长着热疖头,冬天嘴唇上常挂着鼻水,常穿着开裆裤,摇摇晃晃地到处乱串。有一天,刘强眯着一双眼睛,手上拿着弹弓,看着小钩子对我说。

本以为说说而已,没想到刘强竟真的行动起来。此刻正好一辆76路公共汽车停站了,他突然冲上去,抱起小钩子就往汽车后轮边推去,吓得小钩子哇哇乱叫。刘强慢了一步,汽车已经开走了。刘强的“英雄救人”行为没被人看见。他的计划落空了!

此后,他真当过一回救火英雄。附近的一里弄加工组用于煮饭的简易棚着火了。他奋不顾身地参加了灭火。他抓了一个灭火器没法子打开,最后只是喷得自己满头满脸。可惜火势太小,另外一人才泼了两脸盆水就把火破灭了。他仅获得了那邻居的一句口头表扬,连“火线入党”都没捞到,更别说上《解放日报》的头版新闻了。

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他还曾经对我说:“我真希望打仗,或者死了当个英雄,或者活着当个将军。现在这样不死不活真没劲!”

我感到我们之间的距离。我告诉刘强,我喜欢看书,希望学习书法,绘画。

“你这种都是臭知识分子的虚伪!我就喜欢造反派的脾气!”

我和刘强就此渐渐疏远了。

残喘的青春岁月//
残喘的青春岁月

023留在城里吃闲饭

“我们也有两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口号声此起彼伏。大概是因为出名的老病号,我们的家门口并没有上门动员的队伍。尽管我渴望能和大家一起去农村有所作为,然而那岁月正是我哮喘病频发的时候。可以聊天的同龄朋友都走了。我留在城里,留在家里。我没有工作,我们这类人被认作病休青年。我成了靠家人养活的寄生虫。我羞愧、苦闷。我有病,但是我还可以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窗外,我每天可以看到对面中学列队进入操场的学生,每天可以听到“眼保健操”的广播。我渴望工作。我写信给学校,给政府机关,然而所有的信件最终都“泥牛入海”。

“一切个人问题到运动后期解决。”一位里弄干部告诉我。我被社会遗忘了,整整四年时间,失学失业,无所事事。

我害怕外出,害怕遇见熟人,害怕与人交谈,害怕遇到别人的眼光。整天在家,所有的买、洗、烧等家务事自然落到了我的身上。我希望躲进一个精神避难所。

 

我画了一幅画,希望有一枚印章可以用在题款之下。我随便找来一块橡皮,用削笔刀刻上了自己的名字。蘸了印泥打在纸上。看上去虽歪歪斜斜的,还不错。

我买了一些人造的印章材料。许多同学、朋友、同学的同学、同学的朋友、朋友的同学、朋友的朋友,在奔向农村前都找我,要求我刻枚姓名印章。

“刻刀、印床我帮你做,你只要写张纸图给我好了,我找厂里的钳工帮忙。”

“这些书印章都送给你,你可以把它们磨平以后刻别人的姓名。”一些热心的亲友都很支持我。有的替我做工具,有的送给我许多印章材料。牛角的、象牙的、玛瑙的、水晶的、石头的、黄铜的等各种印章。

我还收到不少字帖、印谱和文具。刻印章要用繁体字,还必须用繁体字,这才是真正的艺术,还要研究甲骨文、象形文字。

学习繁体字的唯一方法就是抄字典。《新华字典》的简体字旁边繁体字的对照。没有语文课本我就用《新华字典》当补习读物。那时候,我每天至少要刻三五枚印章,多则十多方。

中国明清年代的艺术大师大都是“诗、书、画、印”的兼才。那些日子,能写善写的艺术家都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

自学很可能误入歧途,我不相信在这方面能有无师自通的,不过我相信有书可以自学。然而,当时的图书馆大门上还贴着红卫兵,造反派的封条。书店里空空荡荡,仅出售红封面的革命书籍。

我在家里的杂物找到了不少“古董”书籍,褚遂良的《同州圣教序》、《赵松雪六体千字文》,石鼓文及其他一些文字书籍。据说,我外祖父学问很高。还写得一手好字。不过,我从未见过他。同时,我又向朋友、朋友的朋友借得一些美术和文字书籍,其中最有帮助的是《西泠八家印谱》。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我最喜欢的就是《赵松雪六体千字文》。楷书,篆书,行书,草书等等。刻印,练字,我每天为自己安排一些事情。一手漂亮的字体代表着一个人的文化程度和教养。我没有钱去买文具纸张,就自己想办法,笔,墨,砚台我家里都有,但是纸张却是一个问题。我到处寻找旧书刊,包装纸等等。任何可以利用的纸张我都不会放过,甚至同一张纸要用好几次,先用淡墨,再用浓墨,先写小字,再写大字。密密麻麻,重重叠叠,直至实在不能用了,才会扔进准备卖钱的废纸篓里。

习作小石雕:猴山,1972年
记得有一次,我误用了一锭祖传好墨,被阿婆狠狠地责备了一顿。“你怎么可以用这锭墨。这是金墨。假如哪能家孩子出鼻血,只要用这墨磨出墨汁,用棉花蘸了这种墨汁塞进鼻孔,就可以马上止血。”

画了一幅画以后题上颇有文学性的句子,字也写得不错,印章也是自己刻的,诗、书、画、印我都算会了一点。有时候,我孤芳自赏;有时候,我自暴自弃;有时候,我因自己的雕虫小技而夜郎自大;有时候我怀疑自己的创作,怀疑自己的学习方法。那年代,没有美术学校,也找不到美术老师。我迷失了,只有自己在黑暗中摸索。

据说有一位平时“一字难求”的颇有知名度的书法家沈尹默,因历史问题而被迫写“认罪书”。“认罪书”糊到墙上没有几个小时,天刚转暗,就被一些崇拜者揭去做收藏品了。连续几天都是这样。最后造反派只好放弃了。可是,我们的左邻右舍都没有任何艺术家居住。

古典文学是我的另一个自学课题。我家里有《三国演义》《古代诗选》等等。那是文化革命初期“破四旧”时自我清除以后侥幸没有销毁的书籍。此外,我还曾借到过一部《红楼梦》。

024我家来了个“臭老九”

老秦原籍浙江,出生地主家庭。他的大家族曾经拥有很大的住宅,可惜被日本人的飞机轰炸后全烧了。他小时候的私塾老师是一个大财主家的公子。

据说那私塾老师的父亲为了防止他外出谋生,庞大的家产没有人继承,一大家族就要破败了,就灵机一动,让儿子吸上了鸦片。这才拴住了他的腿,守住了一分家业。那私塾老师就是一边躺在床上抽鸦片,一边“之乎者也”地为老秦教授古文的。那私塾老师后来患上了哮喘病,晚年过得很清苦。老秦曾经接济过他。有一次,甚至将他接到我家,和我们挤在一起小住了几天。那是1970年代后期的事。

老秦曾是一家小报《益世报》的记者。当时他年轻不懂事,竟然在解放前夕经人介绍在上海警备司令部背了三个多月的枪,并且在一次车祸中撞掉了四颗门牙,因此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当上了终生的“运动员”。解放后,老秦主要担任业余夜校的语文老师。

文化革命开始以后,老秦的家门口走廊外一夜之间贴满了大字报。“揪出封建主义的孝子贤孙、刮民党的残渣余孽!”此后,曾经与他相处了十八年妻子与他离婚了。一夜间,他变得无家可归了。老秦将他的大衣橱,大床,床头柜,方桌等家具搬到了我家。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老秦常苦笑着说。

父亲过世后的十多年中,由于种种原因,妈妈一直没有再嫁。老秦是妈妈年轻时在抗战初期一起在朱家角避难时相识的男子。

老秦长得稍矮并微有点驼背。他老是低着头,常眨着双眼,说话时上端的假牙老是往下掉。粗浓的双眉下藏着一对永远看不清的眼睛。他每天的乐趣就是一包飞马牌香烟,一杯高粱酒。

“什么是新闻?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我们新闻记者是无冕皇帝。和尚吃十方,新闻记者吃十一方。我们连和尚也要吃。”他最得意的还是小报记者的经历。他有一肚子的故事:

“有个书生到有钱人家做私塾老师。他和主人签下了一个合约:‘无鱼肉可也无鸡鸭可也青菜萝卜不可少一文钱不要。’三个月过后,他教得那家公子喜欢上他了,书生就向主人抱怨。主人昂起头:这可是你自己说的‘无鱼肉可也,无鸡鸭可也,青菜萝卜不可少,一文钱不要。’那书生拿出合约:‘你看,这合约上明明写着:无鱼,肉可也,无鸡,鸭可也,青菜萝卜不可,少一文钱不要。你每天给我吃什么东西!’古文是没有标点的,就看你如何读破句子。世界上最坏的就是读书人。”

 

“你知道为什么北京路上做五金生意的都是宁波人?拿酒来!”

“那个宁波人最早是在苏州河上近北京东路那地方摇摆渡船的。有一天,一个英国商人将一个公文皮包忘在了他的渡船上。结果那宁波人就抱着那公文包一直在那渡口上守到天黑。西方人最敬重讲信用的人。那英国商人找回皮包以后告诉那宁波人:‘你以后不需要做摆渡了。我送你一船五金工具,给你做本钱,希望你就此可以发达’。”

“后来那宁波人的五金生意真的做起来了,并从宁波带出不少乡亲。”

 

“你知道为什么理发店门口都有一只红蓝白的转灯?拿酒来!”

“你知道那红白蓝三色玻璃转灯的由来吗?那是代表法国国旗。当年有一个法国人被追捕,逃进一家苏北人开的理发店。那位理发师迅速为他围上大围巾,涂上了刮须膏。等追兵进来时那法国人的大胡子已经去掉了一大半,因此躲过了危险。那法国人后来在租界当了官。为了报答救命之恩,特许那理发店门口挂上红白蓝三色的法国国旗,以示保护。后来就演变成了今天三色玻璃转灯。”

又一次“清理阶级队伍”的政治运动来了,他又被隔离审查了两星期。

在单位里,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扫地,刷油漆。这是牛鬼的两种最常见的工作。在家时,他有空就抄写《唐宋名家诗选》,以消磨时间。

看得出来,他需要借酒浇愁,逐渐变成了酗酒。一杯白酒下肚,他就开始长篇大论,滔滔不绝。

“我最恨投井下石的人。世态炎凉,人心险恶,古道热肠现在没有了。”他憎恨有人背后揭发他的罪状。

“女子无才便是德。”他抱怨前妻读过点书自以为是。

“秦王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不是明摆着,这‘风流人物’就是毛主席自己!前面都是说一个人,这‘风流人物’怎么可能是‘革命群众’呢?修辞学上也讲不通啊!”妈妈在一旁吓得赶紧捂住他的嘴。

“把酒拿出来,否则我明天不回来了!我到外面去吃,没有人可以管我。”他常常暴跳如雷,大声吼叫。我开始很害怕,后来慢慢习以为常了。

他曾经外出和朋友聚餐,喝醉了酒,从自行车上摔下来。他烂醉如泥,鲜血淋淋地由朋友扶着回家。

 

再后来,他的笔杆子被党委书记看上了,他被党委书记叫去代写大会发言稿,批判稿。他的政治论文可以写得与当时的红头文件一个调,却没有任何抄袭的痕迹。

“我给党委书记写的大会发言稿,他居然把上面写的提示语‘下转第6页’也一起念了出来。他一开始就念错,把诞生念成了延生!”

他经常代别人写政治报告,入党申请书、家书、离婚书等等。

那时候,我们很少有亲友走动,奇怪的是,每到月底我家总会出现一个身穿着满是油漆的工作服的神秘老头。他见人总是笑嘻嘻的,又点头又哈腰。进了房间,他就和老秦在后面轻声地嘀嘀咕咕。后来我才知道,他曾是《益世报》的主编,当了十多年的右派,定期需要交书面检查。因对政治风向拿捏不准,需要老秦帮忙。

“批判的,被批判的,都要找我写稿子,这世道真奇怪!”老秦呷了一口酒自言自语,语气中夹着三分得意。

 

有一天老秦吃过午饭就回家了,一声不吭地躺在床上看书。

“这件的确良衬衫是同事转让给我的,穿了没有几次。看看是否合身?”看到妈妈下班回家他有点兴奋。他似乎想说服妈妈接受他的礼物。老秦离婚后仍然需要负担前妻那里三个孩子的生活费,因而我们家中的经济也没有太大的好转。他一直希望为妈妈买一件白色的确良衬衫,就是不需要熨斗烫也可以保持平整、微带透明的那种。

“你哪来的钱?”

“我献血了。”他的脸色又点苍白。当时越南战场上打得非常激烈。中国向越南提供着各种后方支援,当然也包括血库的支援。对于出身有污点的人来说,这是难得向毛主席表衷心的时候。

“我不要。穿在身上里面的胸罩也看得见,像什么样子!”妈妈在拒绝,半是心疼半是感激。

此后老秦竟然报名定期地参加献血活动。在他看来,这是件名利双收的事。

 

开始我和老秦相处得还不错。我称他“爸爸”,替他买酒,他教我学习《古文观止》。可是后来,老秦酗酒,脾气越来越坏,常常无缘无故地发脾气。

“继续练楷书,以后再练行书,没学会走路就想跑步了。”他责怪我没有服从他的训导。

“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你是对的,我马上把它扔到窗外去你相信不相信!”有一次为了我刻的一方印章,他和我争论的篆体字的几种写法。我确认自己是书上学到的没有错。他又恼羞成怒了,一手抓着我的那本印谱,借着几分酒醉,大声咆哮起来。

在他的脑海里,在任何时候,长辈的权威是绝不可以挑战的。他每每摆出一副要吃掉我的架势。我讨厌他那喜怒无常的性格,我无法忍受他那任何事情都必须“事先请示,事后汇报”臭规矩,我早已是个成人了。

在他怒吼以后第二天一大早,我出走了,我不愿做他的绵羊。

夜深了,我还在马路上游荡。商店都关门了,我没有钱,我累了,也没有地方可去。我好像听到妈妈在喊我的名字。为了不让妈妈伤心,我终于跨进了家门。我回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了。

我害怕妈妈和老秦会痛骂我一顿,但我担心的事没有发生。妈妈赶快端出为我准备的晚餐。老秦看着我说:“让我猜你中午吃了什么,啊,一碗阳春面是不是?”他猜对了,但是我没有承认。

命运多舛。政治挂帅的岁月刚过去,“臭老九”开始获得重视了,他却退休了。不久,他病了。平时嗓门很大的他,突然沙哑了。他在课堂上喊叫了很多年。到这时,他的嗓门越来越低。他被诊断为食道癌症已到晚期不治。终年仅62岁。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我曾在医院照顾他。我希望找机会弥合我们之间曾经因代沟发生冲突而有过的裂痕。

025上海的一天

那天清晨,我离开家门以后,我的心情反而好像很轻松。我身上只有两毛二分钱。那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也是我的全部财产。除了填肚皮,我没有任何坐车和购物的计划,只是闲逛。

我先在院子的大门口停留了十来分钟。我看着挡在大门口的“大道奇”垃圾车。每天天未亮,就有“大道奇”垃圾车来这里,再由人工一铲铲地将煤渣、西瓜皮等生活垃圾铲到车上运走。那时候的垃圾箱是一个黄沙水泥砌成的大箱子。这种穿梭在上海大街小巷的美国产的“大道奇”十轮大卡车原是国民党军队的军用卡车。听说,美国道奇车的引擎是世界一流的。

我慢慢逛到静安寺。关于静安寺,我最早的记忆中是我四岁时候见到的庙会。那时候静安寺还是1路和5路有轨电车的终点站。朦朦胧胧记得我骑在爸爸肩上在人群中挤。我们还在一个摊位上买了一辆木制的小汽车。那汽车的轮子还可以转动。文革以前我也常去静安寺,我喜欢那令人敬畏的巨大的四大金刚塑像,寺庙里香烟缭绕,令人肃穆的气氛。

挂着“毛主席万岁”标语的
国际饭店和17岁的我

我对南京路的服装鞋帽商店都没有兴趣,我只去新华书店。书架上政治书籍占了很大部分,但是我还是可以找到我喜欢的“工农兵美术学习丛书”。

九江路中央商场曾经是上海最红火的地方。这里以出售各种价格低廉的处理商品而出名。许多商品仅有几分钱一个。我曾经在这里买过五分钱一只的钢化玻璃杯。这里还有很独特的修补业。例如,棉毛衫裤,球衣球裤(当时很流行的一种绒布制成的运动员服装)的领口,袖口破了,在那里可以为你剪去换上全新的,穿在外套里面,别人看了还以为你穿了一件新衣服。

中午我在那里花八分钱吃了一碗阳春面以后就再继续走。我在外滩边上停留了一会儿。那时候外滩的堤坝还没有填高,脚底下的地面与汽车行驶的马路基本在同一高度。我趴在围墙边,看着黄埔江水拍打着围墙。那应该是在退潮的时候,江水的水位离地面竟有二层楼房高的距离。

思想斗争了很久,我终于下决心,在延安东路的轮渡口花三分钱买了一个的筹码,坐渡轮到对岸看看。由于当时这渡轮是黄浦江上的唯一交通工具,所以回程不需要再买票。渡轮上三分之一是推着自行车的人们。

黄浦江的东岸就是一些破旧的库房,住宅和农田。我没有久留就回到了西岸。

我又转到了淮海路。淮海中路上的旧书店和一家旧货商店是我的最爱。那本曾经影响我一生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就是这家书店买到的。当时的旧货商店里摆满了红木家具等高档商品。听说大部分是“抄家物资”。这些物品的主人也许正关在牛棚里。因此,这些奢侈品价格再低也很少有人问津。我最喜欢的是老式的红木画框。要是我的画能够配上这样一个红木画框多好啊!可惜那时候太穷,而且是大家都穷。

逛马路,花长时间走长路倒不觉得累,只是烈日之下口渴难耐。嘴唇,舌头都干得不能动弹。马路边,弄堂口,一分钱一杯的凉开水到处可见,可是我却不舍得花这一分钱。再坚持一下,前面就是林荫遮盖的淮海路了。淮海中路到徐家汇附近那区域曾是上海的法租界,花园洋房连成一片,粗大的梧桐树将马路遮成了一个半明不暗的幽静通道……

026政治狂热的退烧剂

有一天,当我正在津津有味地阅读《红楼梦》时,敲门声响了。我赶快将书藏进了被子里。我很害怕,假如被人揭发,会说我看黄色书籍,那可能会闯大祸的。最担心是,还可能连累到这本书的主人。

打开房门一看,原来是番禺中学的一位女教师突然来访。离校三年了,第一次获得了校方的关心。这位姓钱的教师向我传达了党中央的精神。在马路上遇到外国人要“不卑不亢”。最好不要出门,不要去马路上凑热闹。

那年代人们无所事事,街上尾随围观肤色不同的外宾成了很平常的事。这使许多外宾非常愤怒,并多次向中国政府抗议。

钱老师看见我的桌子上摊放的笔墨纸砚,就放心地走了。我这才明白,中国人民的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的总统即将访问中国,即将来到上海。

1972年尼克松访华对整个中国的改变是悄然而巨大的。红色中国第一次接待了西方国家的总统,曾经封闭的国家对外打开了一条门缝。

我看见了毛主席他老人家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的照片。

两年后,上海的初中毕业生工作分配又继续了,比我晚两届的毕业生都逐渐被分配到国有工厂。但是,这些与我们69届毕业生没关系。看到他们骑着崭新的自行车于自己擦肩而过时,相形之下,自己显得多寒酸,心中有一种难以排遣的忧郁。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陪伴我的就是几本破烂、霉黄的线装书。直到四年以后,二十岁的那年,我才被分配到一份里弄加工组的工作。我总算成了一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027近墨者黑,近朱者赤

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社会风气。1966年前,上海弄堂的男孩们流行着打玻璃弹,滚铁环,抽“贱骨头”等玩意儿。“文革”开始以后就不一样了。

“文革”初期,中学生的打群架叫“配模子”。在番禺中学操场上我见过好多次。一大群男学生围成一个圈。中间是两个“大王”决斗。那实际上是近于摔跤比赛的决斗。双方人马都较遵守行规,没有人携带器械。

到了1970年代初,中学里频繁出现了打群架。那种打群架是常常出现人员伤亡的。大批手持铁棍、三角刮刀的学生突然出现在街上。双方一阵厮杀,在灰色的柏油马路上留下斑斑红色的血迹以后又匆匆离去。

在我家院子铁门口常常可以看到闲着无聊的男孩们“站岗放哨”,目送着马路上来往的车辆。年长的还会如“摇头电风扇”一样注视着过路的女子,他们等待猎物的出现。只要一有动静,马上就有一大群围观者。比如有两辆自行车碰撞了一下,立刻就会吸引数十人的围观。起哄闹事,浑水摸鱼者有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亦有之。

“不许出去!不可以出去学坏!”阿婆和妈妈最怕我们在外面学坏,闯祸,或成了野孩子。她还曾给我们讲了“孟母三迁”的故事。

“文革”以前,我们的两幢华东电业管理局的公房里,最风光的邻居要数“周总工程师”了。每天早上,汽车停在楼房旁边,接他上班。我家的窗户正对着他家的大门。每当我爬在窗户上看汽车的时候,阿婆就乘机说教:

“听说,你爷爷以前在上海中央造币厂当雕刻技师,每天早上也是由小汽车接去上班的……”

“我借给你看几本书。看完了还给我。”有一天,周总工程师家的儿子送来三本牛皮纸包的书。他比我小两岁。我看着这书的封面上各自写着“数学,物理,化学”皱起了眉头。可是,等我打开一看,那竟是《十万个为什么》丛书的数学,物理,化学分册。那套《十万个为什么》曾是孩子们最喜欢的书。“文革”初期也被列为“大毒草”。这竟是我青少年时代学过的唯一的数理化课本。记得其中有一篇《走马灯为什么会走?》,我还根据它“热气上升”的原理做成了一只真会旋转的“走马灯”。

 

在等待分配工作的岁月里,我结识了不少朋友。其中不少是66至68届的高中毕业生。其中有不少人原是“五分加绵羊”式的重点中学的高材生。在那阶级斗争的岁月,他们也许都可被称为封资修的残渣余孽。他们大部分出生于黑五类的家庭。

他们的父辈有的是原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军官,有的是拥有数家大企业的资本家,他们或漂洋过海,或身陷囹圄,或早入黄泉。这些朋友知识渊博,谈吐优雅,彬彬有礼。我同情他们处境。从养尊处优的贵族没落到了社会的最底层,成了失学,失业的大龄青年。他们两袖清风,却表现出与世无争的胸襟。

然而,那些颇有远见的朋友们并没有放弃学习。他们随时在研习深奥的代数习题,在口袋放着英语单词的小本子。一位热心的朋友还主动教我学习日语,他的母亲就是一位日本人。

后来,当我被调到工艺美术厂去的时候。我的那些与世无争的朋友们也都各奔东西,大显身手去了。据我了解,他们有的升学,有的出国,有的成了身居要职的企业家和党政干部。

那邻居周总工程师的儿子后来毕业于复旦大学,并曾赴美国哈佛大学进修,回国后任上海市政府的某办公室主任等职务,最后调到北京,在国务院工作。

改革开放以后,大家都找到了用武之地。真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028“搪瓷时代”

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佣工制度被形象化地称为“大锅饭”“铁饭碗”。而那只最具代表性的“铁饭碗”,就是许许多多在城市的工人、职员和国家干部手上的那只白底红字的搪瓷碗。“搪瓷时代”,是我对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形象化的记忆。

那个年代,盆、碗、杯、盘及痰盂罐等铁坯搪瓷器皿曾广泛流行于全国各地,搪瓷—铁坯的容器外表熔烧了一层瓷质的保护膜,它既有瓷器的净白,又有铁器的坚固,它甚至可以直接用来在煤球炉上烧煮食物。搪瓷器皿坚固耐用,掉在地上也不过掉了一片瓷色,并不影响它的使用。因而搪瓷器皿在城市或农村都应用广泛。

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上海的上山下乡的知青的行李中少不了背上一只印花的搪瓷脸盆;70年代,年轻人分配到工厂、机关、学校工作,都可以领到一套印着红色单位名称和职工工号的白色搪瓷碗或搪瓷杯。坚固耐用的搪瓷器皿不仅代表着一种经济体制,还代表着当时的那种生活方式和文化氛围。

我的工作证,1973年
1950—1980年代,政府向城市居民提供工作,住宅,基本食品及日用品(粮食定量,日用品凭票证供应)的保证,同时也抑制了社会竞争,商业竞争,抑制了个人在就业、居住条件或地区的选择和发展。个人奋斗,追求名利,追求物质享受都受到批判。直到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市场经济逐渐替代了计划经济,同时,市场上各种轻巧美观的塑料制品和多种新型材料用具开始流行,单调而耐用的搪瓷器皿才逐渐与计划经济体制一样退出了中国百姓生活的舞台。

1973年,上海病休、病退青年分配工作开始了。在家里的“天井大学”了呆了四年以后,我终于被分配到里弄生产加工组,进入了“婆婆妈妈们”的行列。那时候,一个职工自从被分配到一家工厂或商店以后,他可能会在那里工作一辈子,直至退休。既不用担心被开除,也别想另谋其他工作。

那年代整个上海的企事业单位可分成三大类:国营企业,大集体企业和小集体企业。个体经济除了贩卖香烟火柴的家庭式小烟酒店以外,一切都非法的。所谓小集体就是里弄生产加工组。加工组是1958年大跃进时代的产物,那里在解放妇女劳动力号召下,家庭妇女们搬着桌凳走出厨房,聚在一起为一些工厂加工生产简单的手工产品,其后逐年间又有一些残障人员加入这个行列。一旦被分配到了小集体企业单位,你可是永远无法进入大集体企业或国营企业。三者间有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应届毕业被分配到国营或大集体单位的年轻人,每月薪水大约是三十六元。我们的生产组属于小集体企业体制,薪水每天八角,每周工作六天,约等于月薪二十一元。国营单位的职工还可以享受全民医疗保护,看病不付钱。而我们得到的是合作医疗,每年的医药费限额一百元,超出部分必须自己掏腰包。普通的健康者也许可能没有问题,但是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大问题。况且病假也要扣薪水。除了薪水以外,国营单位的职工还可以获得许多福利待遇,每月领取肥皂,手纸,洗浴票等,有时还可能意外获得自行车票,缝纫机票等等。

我先是分配到一家做讲义夹的加工组,我的工作就是踏冲床。在纸板上打洞。做了一个多星期。因领导知道我善于雕刻,将我调到一家生产木制玩具的加工组,并且被送到上海玩具九厂去学习丝网版制和印刷技术。所有版子都是用手工刻出来的,我们的产品将是印刷木制积木。我庆幸自己因擅长绘画和雕刻而得到了一份有点技术的工作。对我一个等了近四年的年轻人来说,真是在饥饿中收到一只天上掉下了的大馅饼。

 

“许老师刚送走一批来自阿尔巴尼亚的同志。你要好好学。三个月你学成回来,我们就可以开办丝网版印刷车间了。”生产组长把我送到玩具九厂的丝网印刷车间。她对我期望很高。

在玩具厂学习的三个多月里,虽说与那些国营厂的工人们在同一个大门进出,在同一个餐厅用餐,可是我们这些加工组成员好像是处处见人矮三分。每天午餐时,大家在食堂里排队打饭,每个职工手上都拿着一只印着红色工号的白色搪瓷碗,仅我和另外两个编制外的临时工手上拿着自己的长方形铝饭盒。除了我们手上没有搪瓷碗的三人,这里每个人都是工厂的主人。我们说话也得小点声。偶尔在楼梯口迎面见到一个趾高气扬的女青年,我都会本能地低着头闪到一边。

我们连一张证明身份的工作证也没有,没有工作证许多事干不成,连去图书馆借书都无法实现。与我一同分配到加工组的年轻人也不少,除了我们这些留在城里的病休青年之外,还有成批自农村返回城市的病退青年。

在那年代,当一个人要想进入图书馆看报,在书店买书(内部发行版),参观艺术展览都可能被要求出示工作证和单位介绍信。我渴望有一张盖着单位钢印的工作证。

029天下无不散之宴席

根据1957年出台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规定适用人员包括六类:1. 罪行轻微,不够刑事处分的反革命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2. 结伙杀人、抢劫、强奸、放火等犯罪团伙中,不够刑事处分的;3. 有流氓、卖淫、盗窃、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屡教不改,不够刑事处分的;4. 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煽动闹事等扰乱社会治安,不够刑事处分的;5. 有工作岗位,长期拒绝劳动,破坏劳动纪律,而又不断无理取闹,扰乱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教学、科研秩序和生活秩序,妨碍公务,不听劝阻和制止的;6. 教唆他人违法犯罪,不够刑事处分的。

舅舅于1957年被送安徽省广德县白茅岭农场劳动教养三年。几个月以后,娇媚的舅妈就哭哭啼啼和他离了婚。三年以后,解除了教养的他又成了留场人员。他每年有十二天的探亲假时间回上海探望他母亲——我的阿婆。按政府规定,他每次回家都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到当地派出所申报“临时户口”。否则被人举报以后可能带来很多麻烦。

“文化大革命”初期,公检法机关受到红卫兵的冲击以后,白茅岭农场陷于瘫痪状态。舅舅回上海时说起:一个曾经留学于日本的外科医生动笔写下了一封万言申诉书寄到了北京。倾诉了十多年来的苦难经历和不合理的劳动教养制度,揭露了劳教农场的一些黑幕——

这些人都因不同的原因送到这个农场:

当年这位外科医生因开办家庭舞会被送进了劳教农场。他常常唉声叹气:“我的早稻田大学已经毕业很久了,我这晚稻田大学何日可以毕业?判刑也有期限,我们却像是被判了无期徒刑。”

一个年轻人酒后狂言,诬蔑共产党让他家“房子越住越小,汽车越坐越大”,被他的朋友检举;

一个年轻人晚上偷着学开车,撞到了一根电线柱子。后面就是解放军电台;

一个曾经是1949年首批进入上海的解放军连长因有同性恋倾向被送到这里;

……

有一次,两个民警押着十六个劳教人员坐汽车从上海到安徽广德白茅岭农场。路上花了十多小时。路途中停了两次车让大家下车方便。第二次下车以后清点人数,居然发现少了一个人!此人消失在稻田里了。两个民警找了半小时没找到。

“天快黑了,我们走吧。明天天亮以后再派人来搜。”其中一位押车的民警莫富贵高声嚷嚷着。汽车扬起了滚滚尘土离去了。那逃犯用偷藏在嘴里的半根火柴梗顶开了手铐,慢慢地从稻田里冒出了头。他万万没有料到,有一支枪立刻顶着了他的脑袋。莫富贵并没有随车离去,而是隐藏在稻田边等着他。

到了劳教农场总部报到,农场主管拆开盖有公安局印章的信封。

“名单上应该有十七人,为什么这里只有十六人?”

“都在这里,没有人逃跑啊!”两个民警不知如何回答。

那主管眼盯着信纸点名了。念到最后一个姓名时大家都愣了,“莫富贵”。那位莫富贵警察立刻被剥下警服,就此被留在农场,成了一个劳教人员。

听舅舅说在闹饥荒的岁月,劳教农场死了不少人。许多饿毙的死尸被野狼吃掉了。成群的野狼,可怕的野狼……

后来,“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军宣传队进驻了公检法系统。那封万言书带来的是对所有劳教人员的加倍的惩罚。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再次重重地砸了下来。

 

“电报,20号姓林的盖章。”楼下邮递员大声叫喊。那是1974年3月的某天。

“20号盖章。”楼下几个邻居帮着一起大声叫喊。

阿婆看了电报以后脸色惨白,无力地将电报递给了妈妈。

那是江苏省溧阳市铁路公安局的一封电报,短短的一行字:

“林翔于3月25日卧轨自杀,速来认尸。”

舅舅的死,我们是有心理准备的。舅舅大概每月写一封信给阿婆。有一天,阿婆看完以后就将信塞入口袋,整天一言不发。阿婆上班以后,我就在她的枕头底下找到那封信。那封托人偷偷寄出的家信满是皱纹。信封是外婆用牛皮包装纸糊成的。

我打开信,见到的只有满纸泪水。写信人的泪水,读信人的泪水。阿婆是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女子。我从未见过阿婆流泪。至少她从不在他人面前流泪。

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进入尾声,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结束。新一波的政治运动又开始了。

“妈妈,我要走了,我熬不下去了。孩儿不孝……天下无不散之宴席。”

字里行间我可以明白他的计划:他准备偷渡到香港,或者宁可一死。全家在恐慌的气氛中等待着……舅舅二十六岁时被送劳动教养,在安徽省广德县白茅岭农场渡过了十六个春秋。他去世时才四十二岁。

为一个“与人民为敌的坏分子”收尸需要很大的勇气,还需要车费。妈妈劝阿婆不要去,怕她无法承受强烈的精神打击和面对可能发生的羞辱。人死无法复生。阿婆最后还是放弃了与亲生儿子最后见一面的机会。

后来舅舅的一个队友来看阿婆。“我天天和他在一起,想不到……他又是学习组长,人缘好,和当地农村打交道,都是请他出面,想不到……”

1980年代初,大批像他那样的劳教人员回到了上海。可是,舅舅没有熬到春天的到来。

有一次表弟有事来上海,我们才知道,姑父于1967年的一次造反派批斗间隙,不堪羞辱,悬梁自尽。记得当初姑妈来过一封信,说姑父是急病身亡。

030一分两分,留着结婚

林彪事件发生以后,许多单位里上班干私活成了一种社会风气。

假如一个妇女在政治学习时打毛衣,被领导干部看见了,立刻就会有人站出来打圆场:“算了吧,眼开眼闭,人家小孩没衣服穿。你,能混就混吧,不要一面孔阶级斗争!”

一时间,将免费领取的纱线工作手套拆出来,重新结成裤子、背心、衣服也成了一种时髦。

许多年轻人都变得无所事事。男的学木工打家具,女的学裁剪做衣服,似乎是古时候男耕女织的延续。物质匮乏,收入低,就非得想法子省钱。人们甚至以能买到一些价廉处理商品,而沾沾自喜。年轻人的口号是:“一分两分,留着结婚。”

年轻人谈恋爱和结婚基本条件大致有:永久牌自行车,上海牌手表,蝴蝶牌缝纫机,三十六只脚(成套家具)等等。每逢过时过节,提着装着苹果的网篮,瓶装酒去拜访未来的岳父母对于国营工厂的员工都是一大负担,更何况我。

这些事对我来说都不可能的事。我没有奢望。但是,作为交通工具的自行车是必需的,光靠两条腿活动半径太小了。我渴望有一辆自行车。对于哮喘病人来说,这不仅比两腿走路快,而且体重在自行车的座位上,可以比走路省力很多。

较我年长五六岁的邻居阿昌是钢铁厂的钳工。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岁月中,许多工厂里会使用车床,钳床,刨床的技术人员成了最吃香的人,简称“车钳刨”。他的“路道粗”(人际关系多)。

“这个汽水瓶扳手漂亮吗?不锈钢的。昨天我去领手套,仓库保管员不让,说前两天刚来领过。我当场掏出剪掉指尖的手套给她看,这还能用吗?我替自己加工资。这么多年没加工资了。”他每见到我就滔滔不绝。

我决定向阿昌学习,购买零件,自己组装一辆自行车。全新的自行车142元,自己组装自行车比买现成货大约节省三分之一钱。再说,在那凭票供应的岁月,我哪里去弄这自行车票?

我常常到外滩附近的中央商场去等开门,淘“处理品”零件,特别寻找那些“出口转内销”紧俏货。

“你买的是前后轮罩是毛坯。必须涂烘漆,普通油漆都不行。下次我帮你弄来……这原来是出口越南的,就是珂罗米差一点。现在最流行的就是这中方形踏脚柄。还有永久性13型把手,下次给你带来。”阿昌为我买了一副踏脚柄。

没有烘箱如何烤漆?我点燃了煤气灶。由于太认真,竟然把自己的头发烤焦了。

整整花了四个多月,一辆崭新的自行车全部由我自己的双手装配出来了。当我骑上车,响着清脆的铃声飞也似的上了街的时候,我的心快飞出来了。那是从未有过的喜悦。那辆自行车伴随着我整整十年,直至我出国留学。

031病急乱投医

赤脚医生,针灸麻醉,群力草药店,盐卤疗法,鸡血疗法……那年头医学界也赶时髦,新花样层出不穷。

又有好几天没睡安稳觉了,我用乞求的眼神看着妈妈。妈妈出去了一会儿回来了,她总算借到五元钱。

“快,快,到急诊室,怎么病到这么重才来看。”一个护士见到我就嚷起来。

“氧气,先给他接氧气。”医生命令着。

当妈妈接过处方去配药时,我又一阵剧咳。一会儿,妈妈又拿着处方回来,神情十分尴尬。

“给我,”我吃力地从嘴里吐出两个字。我接过处方一看。上面价格是十元五角,我知道妈妈身上只有五元钱。

“回家,不要紧。”我大口地喘着气,脸涨得青紫。妈妈只得依我,乘医生不注意,拔掉氧气管,扶着我慢慢地走出医院。

 

“有时候,一味草方气煞名医啊。”阿婆见我们回家已猜出来几分。

“万金油,涂在太阳穴,人中,合谷……”阿婆总是将那印着龙虎图案的小铁盒里的油膏当成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她又带着侥幸的心理到处打听哮喘病的秘方。反正花不了大钱。阿婆在经济日益拮据的情况下觉得这是最可行的方法。

“鸡苦胆生吞,每天吞一只就能治好气喘病。”妈妈就到菜场去要鸡苦胆。每天早菜场上总有杀活鸡的。

“鹅气管在瓦片上煨成灰,很灵的。鹅的气管多长,哮喘病主要是气管不好。这孩子真可怜,昨晚又喘咳,我在隔壁也听到了。”邻居张大妈两手捧着许多鹅气管踏进房门。

“多吃猪肺也好,他的肺要补一下。”李大伯站在门外又插了一句。

“人家说,蛤蟆肚子剖开,内胆挖掉,塞只鸡蛋。然后用泥封好,放在炉子里烤。蛤蟆有毒的,以毒攻毒。许多人治好了。保你有效!”阿婆又打听一种秘方。

“群力草药店。一个个被资产医学权威判了死刑的癌症病人都救活了。你看。群力草药店是全国先进单位。要去,你儿子一定要去呀。”里弄干部王阿姨拿了一张报纸走进房间,手指在报纸上移动着。

那天,阿婆特别开恩,给我炖了一只鸡蛋,我看见妈妈神情紧张地把阿婆拉到一边:

“这蜒蚰虫不能吃,吃了以后不会生孩子的。”

“现在救命要紧,还管他将来!”

“不……不要吃……”我觉得一阵反胃,盘膝病坐在床上,用力摇晃着身子,肺部的痰咳不出,会阻塞气管,引起窒息。我不时地变化姿势将双腿跪在床沿,两手撑在地上,身体向下倒置,让呼吸道的分泌物慢慢流出喉咙。

我常常觉得自己陷入一个漫长的噩梦。我用拳头猛捶胸脯,想把自己弄醒。

氨茶碱,强的松,磺胺类抗生素,气喘喷雾剂等是我常年必备的药品。

贫困和疾病交织,就这样断断续续好几年,我的病历卡又在这恶性循环中一天天增厚,我的病越来越重。

“听到你的咳嗽声音,我还以为是个八九十岁的老人呢,你怎么还在这里上班呢?赶快回家休息去!看你已经病成这个模样,你还年轻,看病的钱绝对不能节省!”我的同事,那些老妈妈们用同情的语气直率地劝告我。其实这些道理我都知道,适当的治疗,安静地保养和食物的调理,还要去学太极拳,适度的体育锻炼。我有一整套永远无法实现的康复计划:生病需要治疗,需要营养,需要休息。然后,治疗需要钱,买食物也需要钱,请病假会被扣薪水。我陷入了一种贫病交加的恶性循环之中。我曾经住过医院,了解到医院里昂贵的费用,我提前出院了。医生在我的出院单上说明了患者坚持要求出院。至今我还欠那医院五十多元没有付清!

合作医疗制度计费方法是:每月自付一元,门诊自付一角,全年医药费限额一百元,多余部分全部自理。住院费用每天约十元,一次住院就起码用掉一百多元。

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我常常用坚强的意志来克服疾病的痛苦。咳嗽、喘息、半坐半卧、半醒半睡地等待着天亮。天亮以后我勉强吃上几口稀饭,强打着精神,艰难地移动着脚步去上班。又是咳嗽、喘息,等待下班。回到家又喘息不止,斜躺在床上。晚饭有点咸菜下饭算是幸运的了。我很清楚,靠这样的一日三餐根本无法挽回我每况愈下的体质。为了节省住院的过多花费,我就晚上临睡时去医院的急诊室静脉注射氨茶碱。我骑着自行车,以极缓慢的速度将自己挪到了急诊室。路中还会停了好几次。到了医院,我早已喘得说不出一个字来。

频繁地进出于急诊室病房之间,我早就成了医院里的名人。

“又来了!等到打完针以后再去挂号,配了药还我一支氨茶碱,一支葡萄糖。”我从心里感激这里医生、护士给予我这类特殊待遇。护士小姐迅速地在我手臂上绑上橡皮带,一缕鲜血回进了针筒。药水慢慢注入。我终于可以说出一声谢谢!有段时间我反复发高烧。医生配了许多抗菌素针剂给我,我就去买了针筒、针头,自己学打针,又省下了不少钱。终于,氨茶碱、氧气和普通的药物都不能解决问题了。

重度感染,摄氏39度高烧连续十多天。医生责备妈妈为什么这么晚才把我送到医院。

“他需要住院!”医生指着鼻子里插着气管,手臂上连着输液管的我,对妈妈说。妈妈去住院处为我办理住院手续,不一会儿,她又转回来。住院处说没有病床。妈妈告诉我。我只好回家。但第二天不得不再回到医院。

医生开出了住院单。妈妈拿着住院单跨入住院办公室。

“没有床位了。让医生多用点药,过几天再看吧。”住院部管账的赵老头站在门口拦住了她。

最后是医生带我去了住院处,随后护理人员就用推车将我送入了病房。病房里明明有不少空床位,我不知道住院处的赵老头为何与我过不去。

第二天。妈妈来医院看我,在门口正遇上那位赵老头。他拦住了妈妈:“大家来看,这种做母亲的,儿子住院不付钱!”

我不知道当时妈妈的脸色是怎么难堪,但我知道妈妈后来很少在白天工作时间来看我。

邻床是一个患有肺结核病的重危病人。我只好白天蹲在病房外,晚上才硬着头皮进去睡觉。那些日子,最令人恐怖的是一阵阵的暴发性哮喘。有时候一天暴发两三次,有时候暴发六七次。我觉得胸口憋得很厉害,心跳也开始加快。我的呼吸越来越厉害,似乎所有的呼吸道都被分泌物阻塞了。我两腿跪坐在床沿,设法用两手支着地板,将上身顺倒过来,这样也许可以让那些分泌物慢慢倒流出来。阻塞已经到了某种极限,突然,如排山倒海般的来势凶猛。我大声吼叫着,猛烈地摇晃着身子,张大着嘴巴,紧闭着眼睛,气憋,头痛,我的脸色由苍白到青紫,汗水从额头、颈脖到前胸,背往下淌,可是我连脱去一件背心的力气都没有,我觉得整个世界变成了一片空白。好像是地球的末日已经来临,我挣扎在死亡的边缘。

每一次暴发哮喘都会持续十五分钟至半小时,直至吐出大量的分泌物以后才会慢慢平歇下来。呼吸道长期感染不愈。过量的喷雾剂,氨茶碱和激素的使用导致了许多并发症,最主要的是心律不齐,心跳过快和肺气肿。心电图的反映是P波高尖,X光片显示心脏肥大,肺部纹理增深,透明度增高。那是肺泡增大缘故,狭长的肺好像是失去弹性的橡皮筋。主治医生向身边的实习生解说,这些都是肺心病的早期现象。

我曾翻阅过许多医药书,从生理学、病理学,甚至一些药理方面的书籍,我曾一知半解地翻阅学了一些,肺心病即肺原性心脏病。根据医药书介绍,肺心病患短的几个月即可能毙命,长的最多就是十多年。十多年以后我也就三十多岁。

听说后来留在丝网印刷车间,木工车间的好几个年轻人都得了肝病过早离开了人世。我算是又一次“因病得福”。

我渴望能够于常人一样,平静地呼吸,稳健地行走。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我的心头。记得后来写过一篇梦魇的散文,记叙了当时的见闻和感受。

032梦魇

一支由或清或浊、或高或低组成的交响曲一般的哭声打破了静谧的夜空,撕裂了刚刚入睡的人们的灵魂。我惊慌地睁开了眼睛。在昏暗的灯光下,人影幢幢,语声喁喁,一张病床前围着许多人,床头排满了补液瓶和血浆袋。

“医生,你给他再打一针!再打一针吧,”一个家属用力摇着医生的胳膊,“医生,我求求你!”

我真不知道这声音达到了多少分贝。

“洛贝林,可拉明。”一个满头大汗的医生镇静地对护士吩咐着。我用被子蒙住了脑袋,挑开一条细缝向外偷看,医生把一根根长的针头刺进了病人的胸口。

约摸过了二十分钟,窗外,一阵阵西风吹来,一株株梧桐树像被人抓住头发殴打的女孩子一样,簌簌地又掉下了十几片树叶。通道的一汪积水映出了几个人影,中间横着一具白乎乎的东西。渐渐地被黑洞洞的大地吞没了。一切恢复了宁静,只有秋雨依然从容不迫地打在窗玻璃上,发出单调、凄凉的声音。

又空了一张床,我的眼睛在这死寂的病室里搜索起来。在空床的旁边一张床上,睡着一尊骷髅般的老头,我的目光注视着那微微起伏的被子,知道他还是个活物。否则,我真要打铃把医生叫来了。他偶尔也动弹一下。鼻孔里挤出一声长长的令人毛发直立的旋律,伴着那病房里特有的气味通过感官钻进我的脑子。

我把目光转向窗户。却看见窗玻璃上泛出一个淡淡的自我:呆滞的眼睛,翕动的鼻翼,青紫的嘴唇,耸起的肩膀,摇晃的身躯。再加绝望的呻吟……这难道就是我自己?

又住院了,想起拿着的纸币像秋叶般颤动的手,一次次伸进收款处的窗洞里,看着挂着的大瓶药水一滴滴通过茂氏小壶流入血管,我的思想瘫痪了。怜悯这个词对我已经不再适用了。今天的我,只能引起人们对多余者的厌恶!对一个对社会无益的寄生虫的厌恶。

我仿佛躺在一间通往地狱的电梯中,这电梯正在迅速地下沉。我不敢相信,这小小的房间竟把和整个世界隔绝了。我有时间觉得自己坠入了一个噩梦中,因此竭力要把自己弄醒。我又好像被关在一只封了口的罐子里一样,外界发生在的任何事情都于我无关。而任何撞击在罐子上的细微声音都会在我的心上引起剧烈的震颤,没有光明,没有空气,缺氧,细胞的缺氧。思想的缺氧。

悲哀的情绪雾一般笼罩着我,窒息了我,压迫着我的思潮。我害怕寂寞,又希望孤独。我怕遇见人们的眼光,怕别人看见的气喘吁吁的狼狈,怕受到人们的怜悯。

人总是喜欢把严重的疾病和死亡联系在一起。当自我消亡的幽灵霸占了心房的时候,一个人就等于失去了一切,随之便是性格的阴郁,寡言和冷漠,极度的烦躁。

醒了,终于醒了。我从噩梦中醒来,心,快速而衰弱地跳动着。我用力按住胸脯,深深地吐出了一口气。这是一个可怕的噩梦,一个醒着时间的噩梦。

033扬眉剑出鞘

在那政治挂帅年头,每个单位的大小政治会议占据了很多时间。大会就是传达红头的中央文件,或是为掀起某批判运动的高潮;小会就是每周固定的政治学习时间,那就是读报,讨论,宣传落实中央文件。学习内容往往就是读报,《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

政治学习的内容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要防止苏联修正主义“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现象。批判的大棍依然到处飞舞,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经济领域“批判资产阶级物质刺激”,农村“要割资本主义尾巴”,学术领域“批判白专道路”,文化艺术领域依旧是样板戏为主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同时各行各业,任何领域的成果,成就都归功于“又一个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你反动,你修掉了!”“文革”初期,革命群众本着朴素的阶级感情卷入了政治运动。老百姓吵架都会用上一些革命语言。

到1975年“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老百姓由无奈、玩世不恭转而愤怒。每个人都变得个性火爆,像好斗的公鸡一般。家庭,单位及邻里间吵架成了家常便饭。

那年头,一方面是“指鹿为马”,“假”声载道,善于投机专营,出卖灵魂的人都可以飞黄腾达;另一方面是民怨四起,民风日下。虽说群众可以分成积极分子和逍遥派两大类。然而逍遥派的人数却占据了大多数。普通百姓的文化精神生活贫乏,有志向的青年人往往对生活充满了无奈,迷茫,幻灭,失落感。

口头上马列主义,行动上消极怠工成了一种社会风气。做多做少一个样,商店里遇到的都是“后妈脸”。

顺手牵羊,上班干私活是工厂里的普遍现象。小的是不锈钢的开瓶盖的刀,大的是晒衣服的长铁杆;男的做五金生活,女的则是将劳动手套拆成线团,再编织成上衣、线裤。领导干部则往往睁一眼,闭一眼,慷国家之慨,将之作为拉拢群众关系一种手段。

“我要为自己加薪水。十几年没有加薪水了。我当面告诉支部书记,这不是挖社会主义墙脚,这是你关心群众生活的表现。”阿昌站在大门口滔滔不绝。

那年头偷盗成风。从公家财产到私人物品,任何无人看管的物品都可能失窃。年轻人最得意的事就是骑着一辆崭新的永久牌或凤凰牌自行车,在人群面前一掠而过,留下一串清脆的铃声。先前的铃盖是单片的,后来的转铃是双片铃盖,故声音特清脆。曾经有一时期,上海发生了自行车的车铃连环偷窃案。

“这是内六角螺丝,一般人是无法旋开的。我已经买过两只双铃了,已经是第三次被偷了。我不管,别人偷我的,我就去偷回来。我凭什么吃亏啊!”擦自行车是阿昌每星期天早上雷打不变的事。

泡病假也成了一种社会风气。

“施医生给你一个月?我只拿到一礼拜病假。下礼拜再说。虾有虾路,蟹有蟹路,反正大家都有办法拿到病假单。”每个单位里都有相当数量泡病假的员工。许多同事在单位里看不见,却常常在医院里相遇。

在那个时代,从自行车,缝纫机,香烟,肥皂等日用消费品到电影票,不是凭票供应就是需要通路子,开后门。因而,最吃香的工作就数商店里的营业员,特别是紧俏商品的售货员。

在那“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过程中,当我读到《翻案不得人心》的红色大标题的时候,我心里非常高兴。“现在的报纸内容应该颠倒着看。”记得一个较成熟的朋友对我说。报纸上说“翻案不得人心”,那就说明实际上“翻案很得人心”,“翻案非常得人心”。

那时候,极“左”的政工干部往往处于非常孤立的地位,成了过街老鼠。为了与群众打成一片,团总支书老葛常常来我们车间视察。我和小赵等几个同事非常讨厌那个整天高唱马列主义的极“左”分子。我们决定做些什么来惩罚这家伙。

那天,我们与他半真半假地开了个玩笑。我将一颗糖果打开,将里面的糖块扔进嘴巴。

女同事小赵笑着对老葛说:“给你一颗糖衣炮弹敢不敢吃?”

老葛不假思索地将肥皂糖放到嘴里并使劲咬了下去。“啊,”他立刻大声叫了起来,“你们这些捣蛋鬼!”我们事先将一块肥皂切成糖块形状包入那印刷得很漂亮的糖纸里面。

还有一次更离谱的恶作剧。我们将一支香烟的烟丝掏出一半,然后将一支小鞭炮塞到了那支香烟中间,再填回烟丝。小赵热情地将香烟递到他手上,并为他点燃了香烟。相互递送香烟本事很常见的事。不过,这回他的阶级斗争观念提高了许多。他才吸了第一口就闻到了火药味,立刻将手伸了出去,那鞭炮香烟在他的指尖间爆炸了。幸好没有酿成意外。

 

1976年清明,在周恩来总理过世后不久,北京发生了天安门事件。在每周的政治学习中,我们看到了那首著名的“反革命”诗句:“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民心所向,黑白颠倒的岁月快要结束了!那是粉碎“四人帮”的前夜。

034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那还是在1971年,我的一位表兄写信向我推荐一本书《进化论与伦理学》。赫胥黎的这本名著早在20世纪初就被介绍到中国,即当时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在那个时代,曾经激发了中国许多有志之士的科学救国的革命运动。著作以达尔文的进化论来论证人类社会中“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自然规律。

图书馆里找不到这本书,我却偶然在一家旧书店仅花一毛钱买到了这本以“仅供内部批判使用”名义出版的,对我一生造成最大影响的哲学名著。此后,我还真喜欢看一些深奥难解的一些中外哲学书籍。

一发不可收拾,我出没于图书馆,旧书店,又获得了一些供批判用的哲学书籍。我阅读了《西方哲学史》,《西方美学史》,《认识与真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普通心理学》等等。

也许我能理解其中百分之五十的内容。也许我仅能悟出百分之二十的意义。可是我还是坚持把这些书看完。并且似懂非懂地摘录了大量自己有兴趣的警句。

我特别喜欢那些哲学名词诸如:历史的长河,人生的走廊,理想的彼岸,人生是一场赌博,每个人都是在追求“幸福的总和”,一切都在运动,一切都在变化,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

 

我曾经感到无奈,无望,无助,英雄无用武之地。试图用自命清高,玩世不恭的处世方法来逃避现实。这本《进化论于伦理学》在我心中引起的震撼的难以描绘的,我领悟到“适者生存”是一条真理。我力图将自己从悲观,消极的情绪言中自拔出来。我要做一个强者。

我没有嗜好,我对华丽的服装,昂贵的手表等物质需求是零。我经常穿着打着补丁的工作服,脚踏着一双开了小洞的田径鞋,甚至,骑自行车时,我也尽可能减少使用车闸,以免重新启动,浪费气力。另一方面,在许多人看来,我穿着保守,衣服无论新旧,领口上第一个纽扣一定要是扣得好好的。天气无论怎么炎热,不管去那儿,只要是走出家门口我一定会穿上一条长裤,换掉拖鞋。

我被旁人看成是个书呆子。小时候,妈妈常教导我们“吃亏就是便宜”。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学会了与世无争,夹着尾巴做人。也许是我喜爱咬文嚼字,也许是我个性腼腆拘谨,也许是我迂腐守旧的行为,我的同事给了我一个雅号:老夫子。然而,我清楚我自己,我的内心深处并没有平静过,我好像是平静的火山,我没有知心朋友,也没有人能真正了解我。

 

知识就是力量,时间就是金钱,我穷的是金钱,富的是时间,我可以用今天的时间,化为明天的金钱。学习,学习,再学习。一切都在运动,一切都在变化,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只要自己努力,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将成为上帝的骄子。这一天一定会来的。

属于外表的服装可以在几个小时,或几天内配备齐全,而人的知识却需要很多年的积累。生活的经验使我蜷伏在一个硬壳里,蜗牛一样慢慢地蠕动,过着刻板,单调,勉强维持温饱的,近于清教徒的生活方式。

我为自己制定了十分严格的行为规范准则。娱乐和浪费都是犯罪,时间和金钱一样宝贵。衣着必须省俭到最简单的程度,一切了为未来。我嘲笑那些忙忙碌碌,为买一些折价商品奔波的小市民,我怜悯那些为追求“三十六只脚全套家具和八条真丝被面”而沾沾自喜的男女青年。一个被怜悯的人开始怜悯他人了。

035迟到的春天

1976年秋,哀乐声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上空盘旋,各地的“毛主席万岁”的标语牌被悄悄地摘下来了。接着,江青和另外三位弄权高手被投入了监狱。“四人帮”倒台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在报纸上频繁出现。

1978年8月,一位身材不高,曾经留洋法国,三落三起的传奇式人物——邓小平担任了主导中国命运的最高领袖。就此,一场中国历史上,或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改革开始了。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了一个时髦的口号。《哥德巴赫猜想》的主角陈景润成了新时代的英雄人物。

终于来临了,一个被称为迟到的春天来临了。科学的春天,文艺的春天,一些报道上这样介绍:冬去春来,百废待兴。

这是我们国家的命运转折点,这也是我人生道路的转折点。

恢复全国高等教育的入学考试是当时社会的一件大事。高等教育的入学考试替代了多年来按照家庭出身,政治表现,领导推荐的高校招生方法。据说当时中国的高等教育人口仅占全中国人口的百分之三至五!

虽然,新的规定中,在年龄上是网开一面,家庭出身不再是一种障碍了。但是,对于我来说却不可能通过健康检查这一关卡。再说,我在数理化方面的知识缺陷是难以在短期内弥补的,高考成了当时青年人中最时髦的话题。它使人兴奋,又使人懊丧;使人遐想,又使人惆怅。

1978年,上海有两所业余大学首先刊登了招生简讯,静安区业余大学是其中之一,招生中有专业三个班,总计一百四十人,报名的学生逾一千多人,通过几星期的复习。我通过了入学考试,我将是一名大学生了。一个体弱多病,其貌不扬的我,竟然可以成为一个大学生了。那种感慨万分的心情是难以用笔墨形容的。

“这个印章我不能盖!”玩具厂的党支部书部绷着脸,非常坚定地对我说,“大家都像你这样,谁来搞生产?就是你自己付学费也不行,不行就是不行!这份介绍信是不会给你的!”

党支部书记李大姐平时待我很不错,是一位兢兢业业的领导。我去上学将占用两个半天的工作时间。假如那些年轻人都要求去上课,怎么办?我知道她在担心什么。没有领导同意我不可能去上学。然而,这次机会对于失学十多年的我来说太重要了。

一反以前忍气吞声、拘泥小节的习惯,我提笔写了一封信,申诉我要求上学的愿望。我将信抄写,分寄给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市政府,解放日报等机构。我知道现阶段的政策是鼓励学习,我必须据理力争。

显然李大姐收到了上级部门转来的信函。“小周工作一直很好,很听话,以后调工资时一定给他多加一些。”李大姐在许多同事面前大声夸奖我。她开始使用软硬兼施的手法。但是,我没有让步,我继续上诉。我终于获得了上学的批准。

在课堂上,环顾四周,同学们的年龄从二十岁到六十多岁不等。一些同学原本就有很好的基础。有的开学不久就因收到正规大学的入学通知而退学了。有的竟然直接攻读研究生了。

我们这些恢复高考以后的第一批业余大学毕业生,在1980年代初大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中,在国家发展极需各类人才的背景下,大部分官运亨通,当上了中层干部,企业家或新闻出版界的编辑、记者。这些都是后话。

 

正是这个百废待兴的时期,许多文化艺术的禁区逐渐开放了。

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等小说一时风靡全国。似乎每个人都在思索,反省。假如没有那些政治斗争,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假如我父亲至今还活着……

那些日子,我时常问自己:为什么我会病得这么厉害,而无法得到治疗?为什么我们的家庭会落到这样经济困难?为什么我们国家这样贫穷落后?……

上海市工人文化宫话剧写作班因宗福先的话剧《于无声处》而名扬上海滩,当文化宫写作班再次招生时,我又在为数众多的报考者中名列前茅地考入写作班。学习班结束时,我还真写了一部独幕话剧《天生我材》。

阅读多,感慨多,写作更多。这些时间,我从诗词,散文,小说写到剧本,我想倾诉心中百般感受。我想倾吐内心的复杂情感,我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我迷上了“伤痕文学”。

我常常在长宁区图书馆坐到关门。我在那里阅读书报杂志,做笔记,“爬格子”写作,用蓝印复写纸抄写。

一次次,我把自己写的文字作品,装入信封,贴上邮票,喂入路旁咧着大嘴的绿色怪兽。一次次寄出,一次次退回,但是我坚信,我会成为一名作家,我要忍住暂时的失败。每一次把信寄出去的时候,都是如释重负,满怀希望,每一次收到退稿时都满不在乎,总有一次,自己出名以后,我的文章无论长短,无论优劣都会被刊用,我这样自我安慰。

做了两年的作家梦以后我终于醒悟过来。我的第一篇文章在《美化生活》杂志上发表已是1985年,那是一篇有关工艺美术的专业论文。

036男女授受不亲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亲近女色”是个贬义词,一个正人君子的行为,甚至也包括对女友、妻子的感情克制。温情脉脉是丧失斗志的同义词,其结果可能是耽误大事,甚而祸国殃民。在愚昧主义和禁锢主义统治的搪瓷时代,个人奋斗成了罪恶,性爱也成了耻辱。男女授受不亲,这句话本身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普通男女关系的描写,在那个时代,任何夫妻之外的男女关系都会被定调为“流氓行为”,有可能被批判,甚至送劳动教养。

在不爱红装爱武装岁月里,到处听见的都是铿锵有力的女高音。样板戏和现实生活中的正面人物都是庄严肃穆,不苟言笑的好人。爱美成了罪恶,爱情成了禁区。所有的书刊找不到与恋爱相关的片言只语,那是饱受批判的温情脉脉的小资情调。那时代我所知道的唯一娇声嗲气的女性是《霓虹灯下的哨兵》中那位与南京路上好八连为敌的国民党女特务。

经常和我们一起开会学习的团总书记老葛突然疯了,用菜刀砍自己的大腿,他已经被关进了疯人院。据说他是看上了每天在一起工作的女副书记,却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感情。

这家医院里也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本来她在卫生学校时分配在医务班,因为肚子大了,被贬,改派到护士班。她被强迫送到了手术台打胎。她的相好,那小刘医生也因为被扣上了‘生活腐化’的帽子,被停职了,只好去打扫卫生。”

 

我们家就是三个男孩。平时就很少有机会接触任何女孩子。妈妈曾经收了一个干女儿。她比我小五岁。她常来我家玩。她每次回家,都是由我送她到家门口。我俩曾是两小无猜。长大以后,她和我就渐渐疏远了。

有一次,我在里弄“革委会”里参加政治学习,散会后正逢下雨。那位长我三岁的女团支部书记特意打着雨伞送了我一段路。我的脸红得无法隐藏。那是我第一次与一位女性在同一把雨伞下走路。当时我二十二岁。

二十五岁的我对谈恋爱这事还是懵懵懂懂的。谈恋爱是需要讲条件的:男女双方(特别是男方)的工作单位,工资收入,房子条件等等。至于我自认为拥有的财富——个人才华,文化修养的长处从未出现在这份清单上。我不懂得时髦的服装,流行的家具。在世俗的眼光里,我是一个不懂生活的人。我的头上顶着这些桂冠:里弄加工组,微薄的薪水,患有严重哮喘的病人。谈情说爱需要时间和金钱,而我对这两项同样的吝啬。对我来说,谈情说爱是一种奢侈。我的内心早已筑起一堵“自尊”的高墙。

不知道哪天开始,我犯上了一种“厌女孩症”。我认为:漂亮的女孩子必定是“绣花枕头一包草”,没有内容,她们是纨绔子弟的专属品。我觉得妖娆的身姿、甜美的容貌和华丽的服装背后可能充斥着傲慢、粗俗、虚荣与任性;美丽的花瓣背后,可能隐藏着一只丑陋的小虫!我与她们完全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我鄙视她们,我从鄙视中捡回了一点宽慰与自尊。

第一个闯入我感情生活的是一位卫生学校毕业的护士小蔡。她长得很普通,绝对不是会让人产生嫉妒的女孩子。在生病住院期间,我的床头总是有一个铁哥们为我借来的不少书。也许是小蔡也喜欢看书,也许是她对一个喘息不止的病人动了恻隐之心。她常常会在我的床边停留的时间较长一些。我俩谈论书中的内容,也谈论当时最热门的话题——考大学。

我经常需要静脉注射氨茶碱。病房里没有暖气。每当她的冰冷的双手触碰到我的手臂时,我就会没话找话地抱怨一句:“你的手好冷啊!”

那天,小蔡又来给我打针。“猜猜看我的名字是什么意思?”我喜欢她的笑,一种微笑,一种很甜的微笑。她同时无意中将双手放进我的被窝来取暖,我本能地用身体压住了她的手掌。我想:每个人大概都会有这种经历:无意识中做出近于本能的事情。我和她的脸色同时一下子变得非常难堪。仅仅两秒钟的时间,她扭头走了。那白大褂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没有用一个人的外貌的美与丑,服装的贵与贱去判别她的内在——知识的聪慧与贫乏;心灵的善良或丑陋,而希望在平凡中发掘珍贵的宝藏。我渴望有一位姑娘能够与我一起在知识的海洋中游泳,与风浪搏斗,相互鼓励,相互追逐。我后悔当时没有紧紧地握住她的手。虽然,我和她从未握过一次手,但是,此刻我心中欲望却是非常强烈。我的情感喷发,像洪水冲垮了堤坝。我的心如同一头无法驾驭的野牛,到处冲撞。这情感的东西竟来得这么突然,我束手无策。我焦躁等着她下班。晚上十一点她会在我的窗前经过。

“嘚,嘚,嘚……”我先听到她那崭新的自行车发出的声响。她穿着一件带着碎花的白衬衫,一条百褶裙。她的脸并没有转向我这边。病房的这块窗玻璃就像一座冰山把我远远地分隔在另一个世界。

当时男女之间谈情说爱的主要方法还停留在“递纸条”、“写情书”的初级阶段。情书真是一个好方法,很多难言的词句,可以用笔,而且可以避免当面拒绝的难堪。第二天,我勇敢地写了一张表示思念的小纸条,夹在那本我曾答应看完以后就借给她的书里。

她取走了我留在病床边上的书。

第二天,我收到了她还给我的书。里面夹着一张较大的字条,上面只有六个字:“风马牛不相及。”

羞愧,无奈,挫折,煎熬,痛苦……我找不到一个可以贴切形容我当时心情的词汇。现实生活中往往会出现这种情况:由于一件很普通的小事,一句话,由此改变了整个人生。青春情感的萌发,竟然是如此的强烈,将理智甩出了九霄云外。一个年轻人经历了瞬间的感情碰撞以后,产生了火花,点燃了心中那万匹马力的发动机,爆发出无穷的动力。被激发了内心的世界,产生了一种无法阻挡的动力。这种动力远远超出男女情感的原来的面貌。

在事业追求的过程中,当我想要做一件事情,只要我决定了,我会不惜一切代价,去达到目标。可是我知道,她与我之间存在着一条永远无法逾越的鸿沟。此刻的她是那么遥远而陌生。我的自尊告诉我,我决不能成为一个感情的乞丐。我穷的只是金钱,而我富有的是情感和才智。我决定将她从心中撵走,我决定将自己从那泥潭里拔出来。走自己的路,决不能将时间和精力浪费浇灌在不会结果的幻想树上。

好像有一个文学家曾经说过:难忘的初恋不是那位恋人,而是初次爆发的,无比强烈的情感,燃烧着青春的火焰的自我。

这件事后来竟成了我年轻时候发愤图强的一种强大动力。

037“鸟”合之众

1979年,因改革开放带来了大量的海外旅游者,在上海市政府集体事业管理组指导下,普陀区,静安区,长宁区,徐汇区等管理局纷纷成立了直属的工艺美术厂,管理局到处招兵买马,集中了社会上各种有美术专长的人员,开发和生产旅游产品。

起先,我在新华玩具厂与同事们一起开发上市了一些民间工艺品。用薄纸板剪出一个人物的头型,垫上一层薄棉花,包好。再用丝网印刷方法印上五官,抹上脂粉,配上衣帽,最后加上一块底板和玻璃纸。一件颇有民间风格的工艺品挂件就完成了。当时由于这类工艺品采用的材料全是服装厂的边角料,成本很低,因而在南京路上的工艺美术服务部竟然也是供不应求。

区级领导多次造访以后,我们这个组的六个成员一起转了工艺美术厂。长宁工艺美术厂从建厂时一二十人发展到六十多人,产品有国画,油画,丝绒画,瓷盘画,瓷刻,木刻,砚台雕刻,字画装裱,民间工艺品等等,也承接来样设计,加工等。我们这些拥有不同经历的,自学成才的美术工作者形形色色,愤世嫉俗、怀才不遇的人有之,学有专长、多才多艺的人有之,自命不凡、眼高手低的人也有之。

 

大头,对诗、书、画、印无一不精,他的作品从那用笔、用墨到落款、印章,那种题材内容,使人很难相信是今人的作品,而实际上那时他不到三十岁。许多大名家可能都不在他的眼里,我觉得他像一件明清的活古董。

超超,出生于书香世家,他和美术界的不少名家交往,中国画,西洋油画,素描都会来一手。厂里大小会议时,他都会抽暇将邻座者的肖像搬到纸上。他甚至可以背画,看过几眼以后,即使对象已经离去了,他也可以用笔画出来。寥寥数笔就能形神兼备,确实是他的惊人之处。有时,他还会用嘴,将刚见过的人用语言把他的特征描绘出来。据说,他后也来到了美国,在纽约成了一位颇有知名度的职业画家。

老张,毕业于黑龙江某大学美术系,颇有才气。厂里需要山水画样稿,一定会找他。他徒手编造的青山绿水,小桥流水都是雅俗共赏的佳作。他是裱画组的组长。

“创作连环画《枫》这个人原来和我是同学,我们住在一起好几年。这次得了全国奖,他的东西是狠。”老张有一天很兴奋,拿着一本美术杂志向我们介绍。

后来他去日本发展了,颇得日本同行的赏识。

蓄着长发的砚台雕刻组的小陶较喜欢西洋的美术,油画,素描在他的工作台边堆了一大堆。在那改革开放的初级阶段,各种法律制度尚未齐全。当初到小陶因伙同几位美术爱好者画裸体女性,被公安局关起来了。我们的党支部书记小黄虽年轻,但她颇能体会他人,与领导和公安人员据理力争,救下了其他几位画人体的同事。然而,小陶还是被公安局关押了一个多月。幸好小陶的女友一口咬定,这些人体画是模特儿就是她一个人,他们之间并没有任何“流氓行为”。总共被关押的大概有六七个人,这是当时上海美术界颇为震动的事件。事后有人说,画家是法盲,公安人员是艺盲。

大李是雕刻组长。他曾是“文革”前的高才生。他以个性稳健、工作认真出名。他雕刻的砚台绝对是技高艺精。后来,他又钻研船模制作,他成了上海滩颇有知名度的一位工艺美术大师。大李是长宁工艺美术厂留守国内中最有成就的一位。

中国当代雕塑界素有南张北刘之说。南张既是张充仁,北刘即指刘开渠。张充仁先生的外甥也跟我们在一起。因“文革”时期张充仁收藏的油画都存放在他家,因而他的临摹技巧堪称一绝:从宋代的花鸟人物到欧洲和油画技法都能掌握如此娴熟的地步,也真是不容易。

绘画组是三位才女,她们的工作是画绢本国画和釉上彩瓷盘。钩线填色无不精到。十多年后,其中一位手无缚鸡之力的娇骄美女竟成了一家颇具规模的美术公司总经理。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著名漫画家,影片《三个和尚》的导演徐景达(阿达)的儿子也是我们的裱画组的成员。有一件事曾经让大家听了愤愤不平。

1980年代初,阿达的漫画《啄木鸟》在德国得了一个国际漫画比赛大奖,获得奖金数千马克。当时各大报纸都纷纷报道。阿达是美术电影厂的人。厂领导以各全厂各部门的贡献大小作了计算,当然工厂的食堂,门卫都有贡献,结果阿达的份额仅存数百马克。

我曾经多次有机会与阿达见面。后来我赴美国留学的其中一份推荐信就是他写的。阿达在我脑海里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句话:“你们看不懂我的绘画没有关系,我的作品是为你们的儿子、孙子们画的。”

阿达给我画的像,1986年

工艺美术厂十年的工作经历,我积累了丰富的美术经验。我特别学习了瓷刻、字画装裱等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工艺美术方面的知识技能。与此同时,我开始对中国传统艺术产生了特别的偏好。当时,我也曾经加入临摹古画的行列。那时叫仿古画。我还特地到上海博物馆观摩古代帝王的“三希堂”、“古稀天子”等收藏印章,并回家仿造。我成了上海博物馆和上海文物商店的常客。

传统题材的书刊画册和博物馆的展品是我们艺术创作的主要来源。记得1980年代中的某一夏天,我和另三位同事曾经被派到上海市工艺品进出口总公司位于虹口区的多伦路某旧工艺品仓库去搜集“创作素材”。那黑漆铁门里面是一个很大的仓库。库房的地上堆满了各种颇有年份的雕刻工艺品。石刻砚台,竹刻笔筒,各种印章,林林总总。

大家看得目瞪口呆,一下子变得异常严肃。为了解除我们的疑虑,仓库主管告诉我们:这些都是“无主的抄家物资”(“文化大革命”时被红卫兵没收,“文革”后落实政策,物归原主,却无人认领的物品)。所以,这些古玩被送到这里,以两万美元一堆的批发价,卖给日本古董商。国有的文物商店向市民收购的古玩,盖上蜡印,出售给国外游客。而且,这是唯一合法的文物流通管道。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工业尚不发达,国家急需外汇,传统工艺品出口成了国家的主要的外汇来源。以旧货换外汇是当时的一项重要的国家政策。

我们的实际工作就是挑选一些图案精致的雕刻品,蒙上一页棉纸,喷水,拍打,蘸墨,做拓片。这些资料将作为我们创作新产品的素材。这些砚台和笔筒的雕刻分别有人物,山水,博古与书法等题材。这些古董大部分为清代晚期和民国初年的物品,其雕刻工艺精湛绝顶。

当时我想:假如有一天,我有了钱,我一定要把它们都买下,创办一家博物馆。我至今还保留了许多石刻砚台,竹刻笔筒的拓片。从那时候我开始了对艺术品收藏产生了兴趣,却苦于当时我自己温饱还都成问题。

裱画工作室是我们沙龙聚会的场地。各类古人或今人的大作或小品都时常经过我们的处理,贴满墙面。大大小小良莠不齐的作品是我们最好的课堂,或观摩赞赏,或嘲讽挖苦,我们自称是“鸟”合之众。喜好嘲讽的钢兄故意把“乌”念成“鸟”字。更有甚者,把欣赏念成“丧心”(赏欣),把“误人子弟”说成“误人父老”等。

我做的石刻、竹刻拓片

工艺厂经常改变生产品种,所谓“船小调头快”。每改变一种产品就我们可以学到新的技术,加之同事们的交流,互相探讨,长期耳濡目染,大家的美术水平有了较大的提升。说起我在那里的十年的工作经历,我觉得可以胜过四年制的大学教育。只可惜后来因人事变动,工厂里的同事们有的出国,有的被上级部门调走,加上大环境改变,工艺美术厂最终树倒猢狲散。那已是我出国以后两三年发生的事情。

1980年代后期中国轻工业产品迅速发展,传统手工艺品出口逐渐被压缩淘汰。1970年代中至1980年代末的全国各地的各种雕刻,绘画,刺绣等工艺美术在旅游纪念品与出口,曾经为中国创收了大量外汇,作出不小的贡献。

038悲欢离合

许多被管制了二十多年的“右派分子”的政治帽子一夜间都被那阵春风吹去了。无数冤假错案被平反了。我到处听到,看到的都是某某家落实政策了,某某人的案子平反了。我想:假如我父亲现在还在健在,他的案子是否可以平反?假如今天他还活着,依然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我们家会怎样?假如……

这么多年来,我们受尽了凌辱歧视。那几页白纸黑字的文件,至今躺在我们的政治档案中。就是那几页文件,像无形的巨石压在我们的心头,挡住了我们的前途,扑灭了我们的希望。

听妈妈说,父亲早年曾在一家商业银行就业,后来曾是国民政府的上海地方法院的书记官,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处理一些民事案件。他还曾在一些涉外民事案件中做过法庭上的英语翻译。1949年,他二十七岁时曾被留任为上海最高人民法院书记官,后来调到华东电力基本建设局工会工作。但是,后来运动来了,他曾被多次“隔离审查”,交代问题。1958年10月,在整风运动受到了冲击,他终于因宁折不弯的个性,投井自尽了。

1979年春天,我提笔写信了。这次是写给各大报社和上海市委的,为了父亲的政治问题。我不知道在我的政治档案袋里到底装进了些什么资料。我决定为父亲申诉。一封封信寄了出去,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解放日报》编辑部等等。父亲原先的工作单位,华东电力基本建设局,已被并入了华东电业管理局,申诉信转到有关单位。等了一年多以后,事情终于有了结果,华东电业管理局党委改正组来信。约请我们一起去改正组办公室谈一下。

我读了一份组织部门的“结论”了以后,要求获得一份副本。没有被同意。我就手抄了这份结论:

周以嘉,男,1923年11月26日生,家庭出生职员。本人成分:职员,籍贯:江苏丹徒。电力部上海基本建设局任工会干事。1958年10月14日,下放农村劳动期间投井自杀。

周在解放前曾任上海地方法院书记官,但未发现其参加任何国民党等反动组织,社会关系较复杂,有一般历史问题,已基本清楚。1956年,周调到电力部上海基本建设局任工会工作以来表现一般。1958年下放农村劳动,在整风补课运动中投井自杀,其原因,根据现有材料,我们认为主要是对党的政策缺乏了解。原论定“畏罪自杀”性质依据不足,按照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给予改正,恢复政治名誉。

中共华东电业管理局委员会

1979年12月15日

组织科的主管就是住在我家楼上的十多年的邻居,中年妇女郑洁。她告诉我们:当时的那波政治运动其实主要不是针对父亲的。

他死亡的时间为1958年10月14日零时35分。

大约在这半小时前,他就起来了。他起床后走到一间农民堆放工具的屋子里,用一根裤带挂到梁上,裤带断了,他摔了下来,下巴撞在地上,嘴边,牙齿上都是血。可是这个时候,他死的决心还是很大的,他站起来就往外冲去。

离这小屋子的一百多米左右有一口井,他就跳了下去。当时附近有一个农民在捕鱼,看见一个人穿着白色衬衣、衬裤奔出来往井里跳,就大叫了起来。

 

据了解,他当时就是因为有三件事以前没有交代过而受审查。

第一件事,他哥哥周以耕1947年于南京中央大学森林系毕业后到台湾考察森林。1948年,他曾去台湾看望过哥哥。当然,没有什么政治目的,但这次台湾行就成了他此后终身的政治包袱。

第二件事是他在念中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叫他一起去参加新四军,他没有去。他因舍不下母亲而没有去,竟成了一条罪状。

第三件事是解放初期,遇到祖父的一个同事(那人当过汉奸),那人要见他的堂姐,他就陪他到堂姐那里去过。

 

改正组的领导向我们说明了平反改正的结果,并补偿了五百元。因父亲过世,家中被收去了一间住房,我再次写信提出申诉。一年多以后,局领导又分配了一间住房作为弥补当年被收去的住房。我就此才算结束了打地铺、将两脚伸在饭桌下面的睡觉问题。

我心中的那块巨石终于被搬走了,我们终于可以直起腰板做人了。据说在1978年至1981年的三年中,政府平反了冤假错案三百多万件,使亿万人摆脱了沉重的精神枷锁。

 

居住了三十余年的上海住宅
1984年的一个晚饭以后,失散三十多年伯父突然敲开了我家房门。伯父从美国回来看我们了。随后,伯父就邀我一起连夜赴扬州去看奶奶。火车到了镇江已是半夜。渡船必须等到第二天清晨才有。穿着一条单裤的伯父在渡口被冻得说不出话来。

到了扬州,推门见到奶奶,伯父立刻跪倒在自己母亲的面前。伯父,奶奶,姑妈,全家人哭成了一团。1948年分手,1982年重逢,母子,兄妹分别三十四年以后,终于又见面了。

我至今都觉得一切都像在梦中。他叩响我家房门的时候也是叩响我的出国留学的理想大门的时候。

039捡到了敲门砖

1970年代,美术曾经是我的精神寄托。唯一也许可以找到的是书,非常有限的书。一天,我在街道图书馆找到两本内部发行的美国人体素描书《艺术人体结构》和《生活与绘画》,我如获至宝地捧回家。那时候还没有复印机,我用铅笔一幅幅,一页页地整个把本书临摹了一遍。当时,我的创作能力较差,但是临摹绝不是问题。而且临摹也是一种学习。后来,美术出版社也出版了一套“工农兵美术技法丛书”,我先后购买了《怎样画速写》,《怎样画素描》,《怎样画油画》等等。

捕捉工农兵生动形象是当时美术界十分流行的口号,速写能力成了衡量美术工作者的重要标准。要学会用几条简洁的线条捕捉运动中的人物动态、五官的特征和丰富的表情。

羞于在公共场所被人围观,我只好躲在家里以阿婆、妈妈、弟弟或邻居作为写生的对象,躺着看书的,站着烧菜的。坐着吃饭的,都可能变成我的速写习作。我渴望以后有机会能成为一名专业的美术工作者。

 

尽管工艺美术厂工作多年也学到了不少知识和技法,但是我毕竟缺乏一种扎实的、正规的基本功训练。我要先补上一些基础美术的课。我在静安区文化馆美术班报了名,从静物素描写生到人物素描写生,静安区文化馆的大楼我进进出出了两年。每次我路过二楼舞厅门口,常常听到舞厅里传出邓丽君的歌声。我觉得,和那些衣着亮艳的狂欢中年轻人相比,我们这些苦读的夜校学生似乎十分寒酸。

离开了静安区文化馆,我又转到了黄浦区文化馆,那是美术协会上海分会主办的国画人物进修班,我们的老师梁洪涛是一位颇有知名度的中年画家。人物写生时我们的主题多样:老头,少女,正面像,侧面像,全身像,半身像……我又在这里度过了不少时光。一天天,上班,下班,上课,下课,忙忙碌碌了好几年,我有时觉得纳闷,凭我这样一个非正规大学毕业的美术工作者,怎么才可能达到较高的水平?

搞美术要有知名度,小打小闹永远成不了气候。我想到,几乎所有美术家都有一种看家本领。诸如,徐悲鸿的马,齐白石的虾,黄胄的驴子等等,也许我可以将自己的绘画和雕刻两方面的特长结合起来,借瓷刻这一民间艺术技法开拓出一种新的领域。

这是一种鲜人问津的民间工艺技法。用金刚石刻笔和钨钢凿子在白胎的瓷盘,花瓶等器皿上浅刻画,将瓷器表面的釉层刻去以后,再抹上颜色,使颜色嵌附在富有微孔的胎壁上。我收集了不少古今中外的各类绘画,素描,版画等资料,研究运用擦,磨,刻,凿等多种方法在晶莹的白瓷上表达各种黑白关系。我精选了一批历代传统山水画和西洋素描,将这些画面移植到白色的瓷盘上。我还利用一些造型各异的彩釉花瓶加工成我自己的作品。

我决定举办一次个人展览。由于长期以来“个人主义”备受批判,艺术界的“个人展览”也被禁止了十多年。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举办个人画展已不再需要经过政府部特别批准。

1985年4月,“周光真瓷刻艺术展览”在静安区文化馆揭幕,当天上午,上海电视台新闻部的采访车驶进了我家的大门,拍完了家庭创作室。下午又赶到了展厅。在当时,瓷刻艺术展览好像还是一件新鲜事。展览会吸引了不少观众,除了一般亲友以外,也不乏一些颇有知名度的艺术家。79岁高龄的中国一代雕塑巨匠张充仁也出现在我的展厅。

我的个人展览刚结束,《美化生活》杂志的编辑来约稿。不久,我在那杂志上发表一篇关于瓷刻技法的文章。此后我又拜访了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的瓷刻界元老杨为义先生。参考了一些相关资料,写成了《瓷刻沧桑》一文,并发表在一份全国性的中国工艺美术杂志上,同时还刊登了我的五幅彩色作品图片。接着,我又零零星星发表一些相关文章。我又将自己的工作室兼卧室的十四平方的小房间起名为“瓷蠹斋”。蠹原为蛀虫,我每天叮叮当当敲击瓷器,就像蛀虫在咬噬某种物品一样。

 

我先后赴江西景德镇、山东淄博等地考察,并购买了一些瓷器,并去各图书馆搜集资料,研究瓷刻的起源。随后,我又研究了陶器上刻画的技法,最后为写成一部《陶瓷浅刻技法》一书。这本书完稿的时候,却也是我醒悟的时候。我觉得瓷刻这玩意限制太多。我发现,瓷刻这门艺术仅是一门民间的雕虫小技而已,永远不可能登堂入室,

1985年4月,周光真瓷刻艺术展览在上海静安区文化馆开幕

 

 

成为高等学府的美术专业学科。瓷刻创作的技法限制太多,远不如一般的绘画、雕塑那么自由。在烧成的陶瓷上镌刻作画是一种舍近求远的艺术形式。海外杂志上介绍的现代陶艺,一种用湿软的泥土雕塑刻画的艺术,是那么的富有表现力。

尽管如此,瓷刻技能还是给我带来小小的名气。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同学舒汉锋为我联系了英文报刊《中国日报》的记者。一份英文简报可能强过我的一份简历。赴美留学前一个月,上海电视台国际部还在我的“瓷蠹斋”拍摄了一天。然而当电视台播放此片的时候,我已经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改学陶瓷艺术了。我从此封刀,再也没有制作瓷刻。

040阿弥“托福”

在美术专业做了一些准备以后,我把精力集中到英语学习方面,我在小学的时候没有受过任何外语教育,在中学的时候也仅学过两句半英语的政治口号,当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英语开播时,我成了第一批听众。那时候,学习的目的主要是填补精神上的空虚,所以后来就一直停留在中级班的水平,反复地学习那些难记忆的语法和时态。

我在中华职业补习学校报了名,我从《新概念英语》第二册学到了第三册。一个穿着一件黑色的平绒上装的姑娘总是在上课铃声响过两三分钟以后,才会出现在教室门口。似乎是歉意地向老师微笑一下,就找个空位子坐了下来。有时候,她坐在我的前面,有时候我坐在她旁边。虽然是同班同学,然而她那复旦大学的英语基础实际上可以做我的老师了。后来我叫她阿琨。

我的瓷刻展览结束的前一天,她出现在展厅的门口。正巧有几位外宾在参观,她就被我临时拉住了当了我的翻译。

“直接攻读托福。没有必要一步步走,念完第三册,第四册再去考托福。实际上,强记硬背,完全可以在短期内取得一个高分,按部就班的学习方法太浪费时间了。譬如词汇,你只需要记住大概的面孔就可以了。不需要考虑准确的拼写或发音。只有通过托福考试。才可能入学攻读硕士学位。只有攻读硕士学位的学生才可能获得奖学金资助,只有获得奖学金资助才可能获得赴美签证……”

“没有奖学金,两手空空到美国。你可能没办法完成学业。只好去餐厅打工……”阿琨不断地向我灌输一种新观念。

1980年代中,每天晚上,当悲欢离合的日本电视连续剧《血疑》的声音从家家户户的窗户传出来的时候,我却独自一人紧锁着门窗学习英语,听美国之音。我必须排除一切干扰,不参加任何娱乐活动,放弃所有赚外快、换工作或加薪的机会。

静安区图书馆阅读室成了我和阿琨的主要约会地点。从图书馆到她家门口的十分钟路程,成了我和她的主要谈情说爱的时间。第一次考托福的成绩收到了,我曾是多么的兴奋。尽管总分仅428分,但是,我毕竟有过一次经验。有了一个托福成绩了,有了这个基础,我可以再努力,考第二次,第三次,逐步提高。

我曾经听说过,某位朋友的表弟,到美国念硕士学位,学校为他免去学费,还发给他每月上千美元的薪水。这类传说对于我来说,就好像天方夜谭,我只是一个被称为五大生(电视大学、业余大学等五种非正规或非全日制的高等学府)的超龄毕业生,主修的还是中文专业,我自己甚至都不知道应该报考美国大学的什么专业。我想报考美术系,但我从未经过正规大学的专业训练。美国大学的美术系一般分成绘画,版画,雕塑,陶艺等种专业,我拿不出任何很强的油画或雕塑作品,中国画和西方绘画似乎是格格不入,也许我的瓷刻和陶瓷沾了一点儿边,我整理出一套瓷刻作品和素描习作的幻灯片。我听从了阿琨的劝告,决定申请陶瓷艺术专业的硕士学位。

041最后一份空白介绍信

对我来说,当时上海图书馆(现改为上海美术馆)四楼资料室是一个十分神秘的地方。这里备有一本几乎所有美国高等学府资料的目录。另一本在复旦大学。全上海仅有两本这样的目录。四楼资料室是需要有工作证和介绍信才可以进去,两者缺一不可。

那年头,事无巨细,都要领导点头,领取一张盖了红印章的单位介绍信才行。譬如:购买某些紧张商品,图书馆领取借书证,参观什么国外的经济文化展览,购买内部供应的书刊,火车票,船票,飞机票,住旅馆等等。当然更不用说出生,升学,结婚,死亡等大事情。单位领导掌握了一切生杀大权。按正常手续,员工在单位领取介绍信必须说明理由,填写对方单位名称和日期等。

我们工艺美术厂的前任党支部书记为人相当豪爽与我个人关系也不错。每次我向她要单位介绍信的时候,她总是一下子撕下五六张空白介绍信,盖了大红印章,“拿去吧。”自从她离开我厂上调以后,我领取介绍信也成了问题。当然,我不希望单位领导知道太多,干涉我的行动。

第二天就要去图书馆,可是我手上的空白介绍信已经都用完了。没有介绍信是绝对进不了图书馆四楼的。怎么办啊怎么办?我翻遍了抽斗,橱柜等各种可能的西方还是没找到。夜深了,我睡意蒙眬,不小心推倒了一叠美术书刊。那里面居然掉出一张泛黄的空白介绍信!真是天助我也!

天蒙蒙亮,我和阿琨就拿着一张盖着大红印章的介绍信赶到了上海图书馆铁门外来排队了。必须争取第一个进门才能借到这本资料。

接过那本目录,我迅速地查阅:大学艺术系,陶瓷专业,是否提供硕士学位和奖学金。我最后选了近100所学校的资料,一页页复印了以后,兴冲冲地抱着一厚叠资料回了家。

选择一所学校要考虑它的知名度,专业水平,学费,所在地区,气候等各种因素。为了顺利取得签证,你至少要选正规的州立大学,或有知名度的私立学校。用普通语言学校和“野鸡大学”的入学通知书将很难获得签证。

第一步考虑是进入美国。首先要量力而行。根据自己的专业成绩,英语成绩和经济实力。如自己各方面条件较差的话,可以不必考虑“一步到位”。不要选择纽约,加州等东西两岸竞争过强的学校。在美国念了一两年再转到学校都可以。反正美国是学分制,更换学校以后学分还是可以带到新的学校去。一定要争取奖学金,最好是全额奖学金。是否能获得奖学金是能否获得签证的关键。

根据手上的学校地址,我开始向校方索取入学申请资料,然后在根据学校的目录审核学校的概况和具体入学条件。托福成绩要求太高的不考虑,没有奖学金的不考虑,一次次筛选,我最后锁定十所学校作为申请目标。

申请入学最好是有同行的老师、同学或朋友推荐。我找了三位颇有知名度的艺术家作为我的入学推荐人。他们是漫画家阿达,我的中国人物画老师梁鸿涛和工艺美术界的崔凤彦。我的履历表看上去还不错,办过个展,参加过一些全国性展览,还有发表的文章及一些媒体的介绍报导,复印资料,翻译公证成绩单,幻灯片,报名费。

“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尽百分之百的努力。”我说不清在哪儿读到过这句格言,我把它抄在自己的日记簿上作为一种勉励。最令人烦恼的是经济担保书迟迟没有收到。

“你什么时候出国?”和许多梦想出国的人一样,我也必须面对领导、同学及亲友们的善意的或好奇的询问,虽说并不在乎他人想什么说什么。

然而,我却面临着一个更严重的问题,长期请假,各种申请学校时的花费,使我的经济濒临着困境,我进入了进退两难的地步,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挫折感。我不知道红旗还能扛多久。我曾经接到两件订制瓷刻肖像盘的生意,每件两百美元。那时候的两百美元几乎是我的一年薪水。这笔钱也成了我美国大学的申请费。

“周光真电话!”1980年代的上海私人电话尚未普及,居民主要使用公共传呼电话作为彼此联系的工具。我家居民楼约一百米距离处有个电话亭。每次朋友打电话到那个号码,电话亭的老先生就会到我家窗户下面叫喊。

我美国的堂姐来了。因伯父生意不顺利,直至三年以后,我才收到了堂姐寄来的经济担保书,一切又重新运作起来。即使拿到了入学通知书,还有护照和签证,路漫漫,其道远兮。就是明尼苏达的这所学校,我先寄去了申请资料,五天后又寄去了报名费,可是,学校在收到申请资料的信封里,因没有同时收到报名费,便将我的资料一起退寄了回来。一星期以后,又来信说:已收到我的支票,让我把资料再寄回去。收到学校的入校通知书是最令人兴奋的大事,我将重返学校,我将去美国的州立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校方还提供了数千美元的奖学金。

美国大学的文科生很少有给外国学生奖学金的,特别是第一学期就能拿到奖学金还真不容易。我申请的是陶瓷艺术专业。陶瓷作为雕塑的一种,作为纯美术的学科,当时在中国内地可能还是一个新生事物。

收到入学通知以后,朋友给我介绍了上海大学美术学院陶瓷研究所的创办人的李游宇教授。李老师给我上了一堂有关陶瓷的启蒙课,并送了我两种不同质地的泥土。

“做完以后到我这里来烧。”出门时他对我说。我又匆匆忙忙赶到图书馆寻找一些资料,便做了一些笔记。我的第一批陶瓷雕塑烧成以后,拍成了照片。就在临行的前几天,我把自己的作品照片和撰写的《现代陶艺漫话》一起寄给了《中国美术报》编辑部。

大约两个月以后,我收到了登载自己的文章和作品照片的报纸,不过那时我已飘泊在美国一个气候酷冷的小镇上了。

042壮志凌云

虽然我的经济担保人是我的堂姐,但是我决心出国后不依靠任何人。我没有存款,借钱买了张单程机票。留学美国的一年学费和生活开支大概是一万美元,那对一个中国留学生来说可是天文数字。当时中国政府规定每个留学生仅可在中国银行兑换32美元,还在护照上盖上一个“美元已换”的印章。我将家中我认为可能换钱的东西全部带上了。

 

我办理出国手续的时候正逢一个多事之夏。我要办护照的时候,上海市公安局关了门,停办护照。我要申请签证的时候,美国领事馆关了门。等待,排队,排队,等待,签证的前一天,我弟弟代我去领事馆门口排了一个通宵。

签证时最好不要遇上“黄毛”。一些有过拒签经验年轻人在互相讨论。他们把领事馆那黄头发的官员称之为“黄毛”。去过上海美国领事馆的人只要说起“黄毛”,个个谈虎色变。而那天我正遇上了那“黄毛”。我把资料从玻璃窗下面塞了进去。来签证前稍作了一些准备,我特意用醒目的记号笔将学校入学通知上提供的“奖学金”这一条划了出来,我把那信放在最上面。

“OK!”他仅用手指翻了下我的资料,签证面试就算结束了,前后没有半分钟。我通过了签证,折腾了两个多月,最后我又被卡在民航售票厅的窗口上。

9月15日以前的飞机票都买完了。我只好掉头,另想办法,最后在报社当记者的哥儿们孙卫星的帮助下,才算顺利地拿到了一张8月中旬的飞机票。

一次次的挫折,一次次的成功。回顾自己走过的路,我都难以相信。上飞机时,我的钱夹里仅有在亲友帮助下凑合的数十美元,我的行李箱内,仅有一些衣物和四十多本美术书籍。

飞机在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起飞了,飞越了国境线,向着西方,飞向西半球。

那还是我第一次坐飞机。即将奔赴一个新的战场:我身处云霄,胸怀壮志。

新奇的留学生活//

新奇的留学生活

043踏上美国

1989年8月18日,当飞机离开地面,飞离祖国时,我既满怀憧憬又忐忑不安:什么是未来?这将是无法解答的迷。

我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离开了年迈的阿婆,离开了两鬓花白的母亲,离开了哥哥、弟弟和诸多的亲友;离开了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城市,离开了曾经骑车穿越无数遍的大街小巷……谁能说心里没有几分留恋,甚至几分惆怅?

但是,我伤感的心情很快就被对即将到达的那片土地的新奇感所代替。

飞机在高空平稳地飞行了十多个小时,降落在洛杉矶国际机场。许多不同肤色的人排成长队等待验关。

那天有两辆车来机场接我。一辆车上是我的伯父和堂姐。堂姐也就是我的经济担保人,我称她为“救命恩人”。另一辆车上是先到美国的上海朋友。他们早就等候在机场的外面了。我坐上堂姐的汽车,驶向堂姐的家里。

汽车在高速公路上疾驶,看不到高楼林立的大都市的气氛,看不到绿树成林的幽静街道。眼前的“小洋房”都是这么简陋。没有坚实的小阳台,没有落地窗,没有古典式高雅、精致的大铁门……和上海的老洋房相比,美国不怎么样!这个世界超级强国远不如我想象中的那么美好,也许只是“这山望着那山高”。不过,这一切并没有泯灭我的雄心。我的脑海里装满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旧上海的故事》。

想当年哈同、沙逊也是两手空空,远渡重洋,把上海当作冒险家的乐园。若干年以后,居然成为全上海数一数二的房地产业主……现在轮到我了!我的脑海里演绎者创业成功的美梦。充满幻想的大脑和空空如也的口袋形成鲜明的对比。我的手紧紧抓着几张20美元的纸币,那是我当时的全部财产,连到美国的机票还是借钱买的。我的脑子里抱着一个念头:车到山前必有路。

“箱子里都装了什么?是金砖吗?好重。”我朋友接过我的两只行李箱。

“全是书,美术资料。”

“你连毛巾,牙刷,牙膏都没有带?我们当初来美国时把锅碗瓢盆等用具都带来了。美国的东西很贵的!你真是书呆子!”

044明尼苏达州的德鲁斯

在洛杉矶停留了五天,我去了明尼苏达州的德鲁斯。在那里我没有任何熟识的亲友,只是在我上飞机前,我的朋友与我的导师电话联系了一下,请他去机场接我。

德鲁斯是一座人口仅九万多的小城市,位于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湖苏比利湖湖畔,湖的对岸就是加拿大。明尼苏达州的德鲁斯和威斯康星州的苏比利被称为双子城。两座港口城市相隔仅一座大桥。这里的大部分居民都是早年北欧移民的后裔,很少见到黑人或黄种人。据说附近还有印第安人保护区。

德鲁斯的夏天很美,起伏的山峦,郁郁葱葱的森林、草地,碧蓝而一望无际的湖面,到处充满了大自然的恬静。松鼠、野兔和各种小鸟在你的脚边玩耍。这里的动物见人并没有一点恐惧感。后来有一次,我还在系主任家的后院见到了一只野生的黑熊。

德鲁斯地处北纬47度,时间和洛杉矶差两个小时,气温可要比洛杉矶低得多。我下飞机时大约下午四点多,德鲁斯已经灰蒙蒙了。这个机场很小,况且我是机场大厅里唯一的东方人。我的导师一下子就认出了我。

导师吉姆(James Kluegs,昵称Jim)的个子和我差不多高,年龄大约三十出头,已是学校的副教授了,看上去就是一个严谨认真、非常珍惜时间的人。他很少讲笑话或与人闲聊,不过当我遇到问题时,他总是有求必应。

明尼苏达州立大学德鲁斯分校鸟瞰图

从机场到学校的路上,他也不管我能听懂多少,叽里呱啦、滔滔不绝地向我介绍学校和美术系的情况。我只能似懂非懂地点头应和。

“先在学生宿舍里住两天,找到房子再搬。有什么事随时打电话给我。”他留了个电话号码给我以后就匆匆走了。

据说美国东部有许多规模较大、学术气氛很浓的大学,有些甚至形成了学校和城市两位一体的大学城。我们学校规模并不大,但全校的师生员工却也占据当地人口的十分之一。

我们的校园坐落在一个山坡上。这所五十年代初建成的包豪斯风格的校园很有特色。整座校园的建筑呈飞机状。“飞机头”是校方的主要办公楼,其中包括收费厅、邮局、印刷厂等等。中间部分是主要通道和学生活动中心、商店、餐厅、图书馆和美术馆等等。左右两翼是各系的教学大楼。

有趣的是,由于地形关系,各建筑不是在同一水平面。这座建筑的底楼或许是那幢大楼的顶层。地面和地下的室内通道分黄色、蓝色和红色连接着所有的建筑,所以,冬天就在室内可以走遍校园的任何一个单位。这座半地下室的迷宫使我花了两个多星期才辨认出东南西北。

当时还在暑假期间,学校的外国学生顾问和中国学生会的人都找不到,我的一切问题就暂时都由我的导师照应。

我在学校的洗手间门口发现了供饮用的过滤水龙头,喝水的问题解决了,我一阵惊喜。可是,学校宿舍里不可以烧煮食物,我也不知道哪里可以去找吃的。去餐馆吃饭对于1980年代刚到美国的大陆留学生来说是一种奢侈。没有汽车,也找不到中国人的超市。人生地不熟,我搭了一辆公交车去市中心转了大半天。

说是市中心,就人气而言,还不如中国一个小乡镇。我逛了好久,一边隔着橱窗查看食品价格,一边计算商品的人民币价格。我终于下决心,买了一个面包。那个面包维持了我初到德鲁斯的两天生存需要。

第二天,吉姆又带我去见了一位新加坡华裔教授,颇有知名度的水彩画家徐靖祈(ChengKlee Chee),又陪我去找房子。先在学校的布告栏上撕下几个电话号码,又到杂货店买了一份报纸,然后开始拨电话。一会儿,他把我送到了一个单身老头的家,我就算是安顿下来了。

房东告诉我:这里的公共汽车约每半小时一班。步行到学校大概是二十分钟。有特别需要可以找他帮助。

这里的普通独立住宅大部分是两层楼房,并有地下室。因住房建在山坡上,地下室在住房另一边就是面对马路的车库。天气寒冷,房门都是两道。

直到开学,我才找到了当地的中国学生会。一下子认识了许多香港、台湾及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我备感亲切。

记得我第一次跨进当地一家杂货店去买食物时,店里的一位年青的女店员热情地走过来,主动和我握手。她自我介绍说:

“My name is Lisa,I am the owner. What is your name and where are you come from?”(我名字是丽莎,是这里的店主。你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

她的热情使我警觉地往后退了一步。我突然不知所措,脑子里冒出一个词“勾引”。她会不会是个妓女?一个兼职妓女?我抽动了一下脸上的微笑肌肉。我可是身无分文的穷光蛋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主动对陌生男子微笑的女孩子不是青楼女子就是轻浮的人。再说,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环境中长大的中国人都忘记了微笑,我早已习惯了国营商店服务员的冷脸和公共汽车售票员的呵斥,我早已习惯了人与人之间的戒备。

我最后还是匆匆买了牛奶、鸡蛋、面包等,快步走向商店门口。我又吃惊了:一个白发老头把着那玻璃门,既不跨进来,又不离开。他在那里恭恭敬敬地等着我,并向我微笑。直到后来我与其他中国同学说起这事的时候,我才明白:每当你推开弹簧玻璃门的时候,你必须注意背后是否有人,要不,你一放手那玻璃门就会打到后来者的脸上。时时为他人着想,这在美国这是一种起码的礼貌。然而这一小动作,却成了对许多1980年代中国留学生社会文明的启蒙教育。

045我的美国房东

这年夏天的短短几天内,我从上海到洛杉矶,又到了德鲁斯,最后我终于住进了苏比利湖畔的居民家中。

我和美国房东,摄于1989年

住房是我导师看了报上广告为我找到的。这是一幢较为陈旧的独立楼房。房间,过道都挂了不少油画,版画。就在我居住的那小房间里也挂了两幅小油画。从我这个美术系研究生的眼光看,这些画的“质量”很不错。

房东是位离了婚退了休的单身老汉。“你可以使用厨房的一切用具,也可以使用毛巾,肥皂,你可以使用洗衣机,不过你得自己买肥皂液。你可以使用电话,不过你得付自己的长途电话费。”房东认真又和善地和我“约法三章”。几天后又补充说:“你也可以看电视,看报,也可以请朋友来玩。”

 

“今天晚上我将去博物馆参加一个画展开幕式。”那天早上,我上学以前和房东打了一个招呼。晚上,我当我准备离开展厅的时候,我发现房东也出现在人群中。他很快地向我走来,脸上微露着笑容对我说“我也来看看”。随后他向我介绍了博物馆的负责人。回家的路上,他对我说:“以后回家时,要是错过了巴士,你可以打电话给我。”

经过几天的“调查”,我渐渐了解到:房东竟是市美术协会理事,我们明尼苏达大学美术系的三分之一教师与他相识!房子里布置的那些美术作品都出自他的手。但是,我却从未见到他画什么油画,倒是看到他近来忙着油漆房子。我也曾利用课余时间帮他刷了几扇门窗。似乎为了消除我对他的怀疑。一天他找了许多人体素描,油画等,一一向我介绍。

“那两件陶艺我很喜欢。”我抢在他前面说,他颇有几分得意。

“这也是我做的,我在几所艺术学院学过素描,油画,陶艺,去年春天我买了这幢房子。现在忙着整修。”

按照惯例。圣诞节前德卢斯艺术学院要举办“艺术作品展销会”。那天晚上,房东带我去联系展销事宜,画室里几个人正忙着印制纪念品。

“我可以帮忙吗,我有这方面经验。”看见房东要凑上去帮忙,我忍不住脱口而出。当我拿刷子熟练地在丝网版上刮印时,我发现房东用兴奋的目光看着其他几个人,好像在说:“嗨!我带来的朋友不错吧!”

 

为了省钱,我将牛奶,鸡蛋,面包定为我的基本食谱。美国的鸡腿有股难受的味,吃久了真是受罪。我见到房东在用烤箱,随口问了一下:“这鸡应该烤多少分钟?”

我在德鲁斯的住所
“这烤鸡的时间决定于鸡块的大小,解冻的程度……”他一边说,一边取出一本烹调书,还有温度计,量杯等许多器具。

没想到一个简单的问题竟成了近一小时的演讲。这与我们这一代“毛估估”和“食糖少许”的习惯真有天壤之别!中国人哪天办事都要有这样认真就好了。

德鲁斯的是一个民风十分纯朴的小镇。当地居民好像都十分朴实善良。据说,明尼苏达州是全美平均教育程度最高的州。无论你在校园、街道或是巴士车站,只要你和其他人“四目相遇”,对方立即就会向你微微一笑,热情的“嗨”一声,甚至聊上一会儿。在当地人之间,如两人相遇时没有表情或视而不见,会被认为是一种粗鲁。这些金发碧眼的男女老少都是那么的亲切,礼貌。似乎这里每个人都接受过高等教育,连打扫教室的清洁工也总是带着自信的微笑,彬彬有礼。我好像置身在某一部西方乡村电影里。

 

明尼苏达州立大学德鲁斯分校美术馆

 

046初学玩泥巴

在美国的大学里,研究生几乎被看做教师的一部分。系办公室的秘书交给我一串钥匙:有系办公室的、有陶艺室的,甚至有教学大楼的入口处的。每个研究生在系办公室都有专用信箱,有关学校的各种活动通知、信息资料等纸片、信封或杂志常常全堆在那里。

陶艺教室是一间极大的,颇似工厂的大车间,兼有讲课,制作,烧窑等多种用途。教室的设备,材料非常齐全。既有泥坯制作成型的各种设备工具,又有各种染料,釉药。教室的另一角,还有滚道煤气窑、电窑等烧制设备。因陶艺专业仅我一个研究生,除了创作外,平时就和另一班的大学生一起听课。

为了方便美国师生称呼自己,中国学生大部分都有一个英文名字。我不喜欢那些常用的、与人相同的名字。英文名字中有不少是由职业变化而来,例如:铁匠(Smith)、木匠(Carpenter)等等。

我是学陶瓷的,且中国(China)这个名词在英语兼有瓷器的含意。我将瓷器的另一个写法(Porcelain)简化成“Poslin”,(发音“波斯林”。后来想起,自觉有点幼稚)作为自己的英文名。就这样,我有了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英文名字。我的导师和一些关系较密切的同学又把它昵称为更简单的“Po”(波)。

在陶艺教室里我有一个专用的空间,陶艺课的老师汤姆?克利根教授是位颇有知名度的艺术家。汤姆特别在教室里宣布:“这是研究生的地盘”,并幽默地对我说:“假如其他同学占用了这个地方,你可以把他一脚踢走。”

一个周末,我想趁学校无人,安安静静地捏个玩意儿。走进教室,只看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正在捏一只陶罐。这是高等学府而不是民间作坊,经过一番问答,我了解到,她是该校的业余教育班的学生。美国的大学没有入学年龄限制,因而学生的年龄参差不齐,所谓前门阔,后门紧,意为入学容易毕业难。她来上学完全是为了消遣,她手上的作品是为孙子准备的圣诞礼物。

自己动手做,是美国很时髦的口号。看到那些出自二十来岁的学生手中的陶艺作品确实使我这个在写实主义环境中成长的老外目瞪口呆。他们的想象力之丰富令人敬佩。也许,只要在他们的作品中挑选一半就可以在大陆举办一次很成功的“当代陶艺展”!而这些学生的外表并没有浓郁的艺术家的气质,有些还带着几分稚气。更有趣的是,这些学生中有半数以上是理科学生,陶艺不过是他们的个人兴趣,或是来凑学分的。半是文化冲击,半是语言障碍,使我这个老外迟迟不敢放手玩起来。

我在电梯里遇上汤姆,他疑惑地盯了我几眼:“下星期五你有空吗?我想来看看你的作品。”汤姆的话更加重了我的心理压力。我一边抓紧阅读,尽快弄懂一大堆陌生的专业词汇,一边到图书馆翻资料,结合东方的观念或图案画了许多创作小稿。

经过几天的创作准备和情绪调整,我开始反守为攻,看见汤姆来了就主动迎上去,向他提问并介绍我的创作意图和东方传统文化。我很快将素描本上的作品捏成了泥坯。汤姆的表情也很快由阴转晴了,同时我的美国现代美术史的考试也由第一次的62分升高到84分。

我的导师杰米拍着我的肩膀:“波,坚持,努力!”

 

我在明尼苏达州立大学德鲁斯分校陶艺工作室,1990年
美术系研究生中另外有一个男同学西蒙是个性热情的人。他对每个人都笑嘻嘻的。西蒙站在我面前自我介绍了一下以后就约我星期天一起出去玩。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句话在每个经过“文化大革命”洗礼的人都是刻骨铭心的。物质等价交换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微笑的背后一定藏着什么秘密或需求。温情脉脉的面纱背后就是赤裸裸的金钱交换的买卖。经过中国三十多年的教育,我觉得这似乎是种铁论!

星期天下午,跨进他的汽车时,我的每根神经都绷得像琴弦一样。一个穷留学生身上榨不出什么油水。他会不会是个男同性恋者?我曾经听说过一些美国同性恋的事。万一他是个男同性恋者,我该怎么办?他用车载着我去了他的工作室,苏比利大湖边。听他弹琴,唱歌。我担心的事并没有发生。我又一次错了。他这样做好像就是为了帮助我解除刚到一个新的国度产生的疑虑和心理压力。

 

 

我终于从文化冲击的旋涡中拔了出来。不少美国学生走到我的作品前夸奖一番。或是做个OK的手势,有的学生甚至让我给他画些中国图案。评论会是美术教育中十分重要的一环。先是作者自我介绍创作的观点,然后逐渐评论。指导老师也作为普通一员发表他的看法,假如谁有独到的见解和创新的手法就会博得一片掌声。由于语言障碍。我还是当听众的时间多。

就在学期快结束时,我收到了国内寄来的《中国美术报》1989年第27期,我将报上的文章和作品指给汤姆看。“你的作品真含蓄。我建议你以后要做大件作品。至少有半人高,作品才有分量。”汤姆对我说。我怂怂肩苦笑地说:“可是,美国的泥土和鸡腿一样贵。”

终于熬过了半聋半哑的第一学期。放假前一天我发现布告栏中的我的陶艺成绩是A。

047被迫休学

冬天快来了。这座位纬度略高于黑龙江的北方小镇,全年有七八个月是在茫茫白雪的覆盖之下。严冬季节,狂风卷着飞雪,天昏地暗。有时一夜飞雪之后,清晨,当人们打开房门,会发现积雪竟已掩埋了半辆汽车。这里的巴士站都是有门窗阻挡风雪的小候车室。

有一次,一位同学用汽车送我回家。她目送着我一步步踩着积雪,一直等到我用钥匙打开房门,走到房门以后她的汽车才离开。据说这是当地的习惯。这里冬季的气温常常可以达摄氏零下四十多度!人在室外的时间极限是十五分钟。无论你穿得多厚,要是你在室外停留的时间超过二十分钟,你的肺部就会受到损伤,甚至人会被冻僵。

因为建筑物里面都有暖气,大家都习惯在上身披一件厚厚的羽绒服或大衣,下身就穿一条单裤,进入室内脱去上身的外套就可以做事了。有些女学生甚至还穿短裙。我也学他们,整个冬天就穿一条单裤,不论是在室内还是室外。

第一学期接近了尾声。虽说我的三门课得了两A和一个B,可是强劲的北风裹着鹅毛大雪,我的哮喘病又犯了,上海带来的药一下子用完了。更令人担心的是经济问题。

我们学校是学季制。每年分三个学期。每学期学费2000多美元,一年学费7000多美元,另加学杂费。美国有五十个州。每个州都好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各有自己州法律和税务制度。州立大学的学费对当地的居民,纳税人有很大的照顾,而外国学生的学费竟是他们的两倍。

很多主修理工课的中国留学生都可能在系实验室,或为教授当助手获得助学金,而文科的奖学金,助学金的机会远不如理科学生的多。

我的生活费,房租160美元加食物80美元,每月有300美元生活也就够了。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总计大约12000美元。我的奖学金只能支付我的学费,除去收到6000多奖学金以外,生活费还得自己想办法。我还必须起码准备6000美元。天啊,我哪来这么多钱?

从上海到洛杉矶下飞机的时候,我的口袋里仅有数十美元。虽然我在签证时也递过一份由我堂姐签名的经济担保书。刚到美国时堂姐曾递了一叠百元美钞给我,可是三个月下来就差不多用完了。尽管堂姐为人热情慷慨,但是我俩毕竟出生在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中,我可不能让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丢脸。我不可能再次向她开口,我必须自力更生。

在德鲁斯这种小城镇,外国学生是很难找到工作机会的。钱只有出去,没有进来,每次买东西我都会下意识地把美元和人民币换算一下。牛奶、面包、鸡蛋和鸡腿是我的主要食谱。买一袋面包也得花去我在上海的两天薪水。

有一次我想买一个三明治,在自动售货机前“当啷、当啷”地塞进去一把硬币,使劲按了几下按钮,就是不见三明治出来。旁边的同学了解了经过以后向我解释:“售货机是不认识一分硬币的!”

我白白损失了上海的三天工资。

眼看再待下去回洛杉矶的路费也不够了,我快要“弹尽粮绝”了。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一方面打电话给旧金山的朋友求助,并说明我会在半年之内连本带息的还给他,另一方面向学校申办休学手续。

学校医务室的医生为我出具了一份证明,我又去研究生办公室填写了一份申请休学的表格,以保持合法的学生身份,导师吉姆为我签了名。

就在我离校的前一天,我刚关闭银行账户,却收到了旧金山的朋友寄来的支票。幸好在一位台湾同学的协助下,把这张五百美元的支票兑换了现金。

048这个世界不属于我

“撤退!赚些钱再回学校读书,或者转到加州的大学完成学业。不管怎么说,我已经有了开始。”

因受冷我又病了,身上还有几分热度。我拖着沉重的步子登上了灰狗巴士。一路上也无心观赏沿途的风景。两天半以后,穿越了近半个美国,我终于到达了旧金山。

在我伯妈家稍住了几天后,我转到达洛杉矶,暂时住在一位朋友家里。

我需要工作。我在报纸上,电话簿上寻找与我的专长相关的公司。然而,没有驾驶执照、没有汽车、没有工作许可证几乎是不可能找到工作的。

我和几位朋友一起聊天。

“在美国最重要的是先要拿到工作许可证,又称工卡。否则老板雇用了你,若被查到也会被罚款。”

“没有工卡可要小心啊!被移民局抓到会被押送回去!上次移民局包围了一家餐馆,一个非法打工的人躲进了厨房的大冰箱里,结果被活活冻死了!”

“还有,你没有工卡不能接受别人的公司支票存入自己的账户,否则将来很容易被移民局的人查到,还会影响你将来申请绿卡。”

“你现在还是学生,全日制学生九个月以后就可以申请工卡。不要太性急,大家都是这样熬过来的。我们移民到美国也吃了不少苦。餐厅、旅馆,什么工作都做过。通常都要五六年才会好起来,然后买了房子,把大陆的父母、兄弟姐妹一个个挖出来。这叫做拔萝卜。”

有一次,我坐巴士去面试。除了纽约、旧金山等几个大城市以外,美国大部分地区的公共交通都不发达。等一辆巴士花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是常有的事。大家都有私人汽车,只有老人、学生和穷人才会去坐巴士。我出门前向巴士公司的问讯处查询了巴士的时间,他告诉我几点几分在哪里上几号车,何时何地下车。我把它都写在纸条上,可是我忘了查询回程的巴士时间。我在回家中间转车时,正好错过一辆车。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眼见天渐渐黑暗起来,步行回家大概要花七八个小时。看着一头头坚硬、冰冷的“铁壳猛兽”瞪着发亮的双眼在我面前一掠而过,想起赴美以来的种种挫折,心中不由百感交集,恨不能找个地方痛哭一场。

不久,我在一家画廊结识了黄兄,他正在准备一次个人画展。黄兄在原在大陆一家杂志社当美术编辑,是颇有知名度的连环画画家。他先在美国东部就学英语。

“不学了,我可不受这份罪!”他放弃了学业,移居到洛杉矶,“美国不咋样,生活压力太大。别看美国人买汽车、买房子,都是靠贷款。每个月就是忙着付账单。要是哪天突然失业了,汽车、房子都会被银行收去。”他十分留恋在大陆的养尊处优的地位和生活方式。

他在国内处处受人尊敬,如今这种优越感没有了。在美国,大家各自忙着自己的事,人情味本来就很薄,谁会理会一个与自己事业毫不相干的“名人”呢!

“我想儿子,我写信告诉国内的亲友我打算回去,可是我的老婆、父母、亲戚、朋友,几乎所有的人都劝我想办法留在美国!唉!回国比出国还难!”黄兄垂头丧气地看着地板。

“这个世界不属于我们。在这里,我们总是外国人,生存、发展都会遇到许多困难。这不是我们无能……”我举头望着天花板轻声嘀咕着。

“而是共军太狡猾!”我们异口同声地笑了。

一年后,这位种过田、当过兵的画家终于回国了。

049我的天津房东和台湾房客

后来我搬了一次家。当我在蒙特利公园市找到了一处住房,那地方的巴士比较多。我发现我的房东老沈是一位来自中国天津的老右派分子。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能够出国定居或留学的大多数是有海外关系的黑五类家属。

这住房原本属于一个不常住美国的台湾商人,他委托老沈管理这幢山脚边的旧房子。所以,老沈实际是位二房东。我们同住的还有老余和老黄等四个单身汉。

老黄告诉了我一些关于房东老沈的事:

“老沈他这辈子真的很不走运。他原是清华大学的高才生。解放前夕他老师曾邀他一起去台湾。当他赶到机场时飞机已经离开了地面。后来因思想问题,他被送劳动教养。1980年代初落实政策后就出国,并娶了个台湾太太。可是他太清高,与台湾太太合不来。在拿到绿卡之前的一个月,他太太和他离了婚。他的绿卡申请就必须重新开始。”

我发现可能老沈因长期在劳教农场被扭曲的个性。他永远是那么严肃,且常常用多疑眼神看着别人。有一次我从外面回家,竟发现他在我房间里寻找什么物品。后来我知道他怀疑我,因为我的行李太简单。为避免与房客正面交锋,他常常会到处贴些小纸条:

“厨房的灶头用完必须擦干净!”

“浴缸里不可以洗头,头发会将下水道堵塞!”

“水龙头必须旋紧!”

等等等等。我觉得他这样生活很累。

另一位室友以前是安徽大学的一位老教授。他已经七十多了。每天傍晚,我见他脸色呈紫红色,一步步艰难地走进房门。

从另一位室友那里知道:余教授由兄弟担保移民美国,为了让儿子顺利来美,虽然有严重的心脏病,却不敢去领救济金,每天还在做清洁工作。“再过一年,我儿子来了,我的任务就完成了!”他略带兴奋地说。

“你有没有买医疗保险?”我真担心他会突然倒下。

“不用买,加州有一种偿付力量计划(Ability to Pay),急诊,住院都不用花钱。美国政府还不至于见死不救。”余教授似乎心里很踏实。

我颇欣赏老黄,他到美国二十多年了,对这个社会相当了解。他是一个风度不错的中年知识分子,可惜经济上不太顺利,故至今还是单身。

“美国人就喜欢打官司。有两个人一起工作十多年,相处得不错。有一天,那位年轻的体检发现得了肺癌,就立刻去法院告那年长的同事,说是因为自己长期吸了他的二手烟才得了病。”

他有时候也会和我聊起一些有关大陆和台湾、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话题。

“我们穿皮鞋的,怕你们穿草鞋的。”

“你们和我们谈判,你们坐在太师椅上,拿个小板凳给我们坐,这也叫谈判?”

……

050他乡遇讨记

美国的乞丐形形色色的,有的彬彬有礼,手托礼帽和Homeless(无家可归)的纸牌,一声不吭地等待别人的施舍;有的手持吉他,边弹边唱,请各位自愿酬劳;有的胡搅蛮缠,如不顺意,就会拔刀伤人;还有的衣冠楚楚……

马路边的流浪汉相当部分是吸毒者和酗酒者。吸毒者的毒瘾上来,没有钱去买,可能会做出疯狂的举动。在大都市的市中心,你得提防各种乞丐。他也许先向你讲故事,例如:钱丢了,想买张车票回家等等。或者要钱买顿午餐,买杯咖啡,买包香烟。有时候你假装不懂英语,他对你也没办法。从外州至旧金山,刚下灰狗巴士就被一个黑人缠住。“我没有钱,不能回家……”他开始对我讲故事。

“Me,no English,”我耸耸肩膀,故意以极不通顺的英语回答。这是一个朋友教我的。他先是愣了一下,然后乱舞着双手做着手势,我走至行李房,他跟至行李房,我后悔来提行李,这下可惨了,两只大皮箱,两只手提包,我无法走动了。

“我帮你拿。”那黑人说。我被吓出一身冷汗。要是他提着我的箱子跑了我该怎么办?我衣袋里的钱是一叠几十元放一起的,决不能露眼,我随即伸手在裤里抓出一把硬币塞给了他。那黑人这才兴高采烈的离去。

当我提着行李一步步移动至投币电话机旁,准备请朋友开车来接我时,才想起身边连一个硬币也没有了。

 

高速公路进口的“代擦车窗玻璃者”较可怕。有一次,我正在等绿灯。一个衣衫褴褛的男子用喷雾器在我的汽车前窗玻璃上喷了许多肥皂水,然后伸手向我要钱。意思说,你付了钱,我为你把肥皂水擦去。当时我到美国不久,不知轻重,踩着油门就跑,气得他猛踢我的车门。

后来,一个朋友告诉我一件事。一位女士见到乞丐就打算关上车窗。可是已经晚了,那乞丐取出一只带鲜血的针管就往那女士手臂上乱戳,嘴里还喊着:“艾滋病,艾滋病……”

另一次在洛杉矶机场,我坐巴士去机场接一位朋友,因巴士班次较少,我只好提前三小时到达机场。飞机将于下午二时到达,我就在候机室里小憩。一位满头金发、颇有学者风度的小姐在我边上的空椅上坐下。

“你是日本人吗?”她笑嘻嘻地问。

“我是中国人。”就像许多外国学生一样,我抓住机会练习英语,她也不厌其烦地和我这半聋半哑的黄种人交谈,过了一会儿,她递给一本烹调书。书店推销员?我心里猜测,我向她表示我看不懂,她随手拿出一本中文版的。正当我想拒绝时,她向我出示了她的证件,印有英文、法文、中文等多种的文字募捐证明。上面大意写着:非洲遭特大灾荒,成千上万的饥民……她是为非洲灾民募捐的。

我的手在口袋里掏了半天,只有唯一的一张10元美金,因为有朋友开车来机场,所以我并不需要准备什么花费,这10元钱只是我的午餐。我终于假装毫不犹豫地把10元钱交给了她。但愿我忍受的这半天饥饿而能挽救一条人命。

051十八般武艺

“你住在这个区,而且没有工卡,很难找到工作机会。你要搬到华人社区才行。中国老板有时候不在乎你是否有工卡,还会付你现金。但是,中国人公司薪水较低。”一位朋友劝告我。

可是由于没有找到工作,我还不敢搬家。

由于美国总统的“保护令”,我们许多中国留学生拿到了工卡。我一边翻看电话簿打电话,一边寄出了自己的履历表和其他一些介绍我的资料、报道。我希望找到一份工作,也希望能办一次展览,卖掉一些我从上海带来的作品。

“我想采访你一次。”有一天,《国际日报》的曹小姐约我谈了一下。隔了两三天,那份关于我的报道就见了报。此后,我的堂姐也为我联系了电视台和广播电台。不过,我并没有因此而发财。美国并非我们在国内时想象的那样:遍地黄金。

一位华裔女老板在电话里告诉我,她读到了报上的报道,正在找我,想让我为她做一件浮雕。当她手捧着我交给她的浮雕时,笑嘻嘻地说:“人才啊!中国大陆的人才真不少。”她留下一张三百美元的支票走了。

两个多月过去了,我还是没有找到工作。举办画展的计划我决定取消,因为在此时此地举办展览很可能是“赔本的买卖”。我不能老是这样“守株待兔”地等别人来找我。于是,我坐了巴士到画人区去一家家登门找工作。

这天我走进一家华人画廊。

“我给你现金,八百元一个月。”画廊老板看见我那裱画时使用刷子的熟练的手势频频点头。我随即在离画廊不远的地区租了一间住房。就这样,我的生活算是初步安定下来了。

有一次,我接到了一幅破烂不堪的前清时期的旧画,客人要求修复重裱。在修复旧画时,我特意打电话请来了《国际日报》的曹小姐,请她光临指教。修好的画还在墙上等待干燥,那份刊登着《周光真让古画重现光彩》的报道已出现在书报摊了。

不久,我辞去了画廊的工作,在家替人裱画,也上门替人修补古旧字画。许多收藏家恐怕自己的画送出去被裱画工损坏或是“调包”,希望请人上门修裱。

有一次,我在一位收藏家的客厅里重裱一幅齐白石的画。他在征得我的同意以后,把录影机架在一旁,拍摄了我修画的全过程。日复一日,我建立了自己的客户网,并和南加州的好几家画廊建立了字画装裱的业务关系。

有一位画廊老板卢先生是很虔诚的基督徒。当他得知我即将离开加州回明尼苏达念书后,还特意请我一起用了午餐。在餐桌上,他还闭着眼睛为我祷告,祝我一切顺利等等。我感动得差点认他做大哥了。临行时,我面对着一大堆个人物品犯愁了:我在这里添置的裱画桌,三合板,各种刷子等裱画工具,还有不少中国带来的名家字画。我打了电话请基督徒卢老板来帮忙,这些物品请他暂时保管一年。我轻轻松松地上路了。

当我学校毕业,获得了硕士学位,兴冲冲地回到洛杉矶,电话中的卢老板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我挂了电话就开车去找他。他没有想到我已经有车了,先是有点吃惊,只字不提我留在他那里的物品,然后神情暗淡地说:“我和别人惹上了一场诉讼,我的画廊要关掉了。”这是我在美国第一次被坑的经历。全部“吃饭家当”都没有了,我从此就再也没有裱过一张画。

 

章教授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美术家,他曾是国内一所大学的美术系主任,现为一家市场开发公司的高级顾问。章教授五十开外年纪,很体贴别人。他把我当作自己的学生一般,把这家公司的一份半月刊的美术编辑工作交给我,每月收入六百元。作为半工,又能在家里做,是我求之不得的事。

“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我还是有些犹豫。

“没有关系,一边做一边学。我可以帮助你。”

“我没有汽车,把稿子送出去打字或复印很不方便……”我还是有点犹豫,怕自己不能胜任,耽误了章教授的事。

“我可以让印刷厂的人到你家来,有时我也可以给你搭车。有什么问题尽管来找我。”章教授想得很周到。

就这样,我第一次当上了报刊美工。这份工作为我日后找这类事做建立了基础,意义远大于当时每月的六百块钱。

此外,我还给人刻印章、画肖像、设计美术稿等,同时利用多余时间写了一些“旅美见闻”发表在《世界日报》的副刊上,赚些稿费。总之,我能做的差不多全用上了,以至于一位记者见了我的文章以后吃惊地叫道:“周光真,你还有多少武艺没有拿出来啊!”

 

休学已有两个学季了,转学的事还没落实。加州的学校很少给外国学生奖学金。我和我的导师通了电话以后,知道导师又为我争取到了更多的奖学金,我决定“收摊”回明尼苏达州在原校攻读我的硕士学位。

“一旦离开这里,你所建立的关系都毁掉了。到了加州的人是很少愿意离开的。明尼苏达那么冷,是个鸟不生蛋的地方。假如你不走,我们报社可以给你一份美术编辑的工作。”大部分朋友都劝我留在这里!章教授也表示可以把我介绍到其他的公司去做。

我似乎铁了心。我计算了一下:这五个月里,除去各种开支,我还清了朋友的借款,还结余了一些钱。估计加上奖学金,我可以支撑一年全部开销。

适时,与我分别一年的未婚妻阿琨获得德州大学的全额奖学金,顺利地从上海到达了洛杉矶。她必须在开学以前赶到美国的西南部埃尔帕索(El Paso)攻读硕士学位。我俩在洛杉矶仅相聚了四天,就匆匆告别,各奔南北了。

052人体——大自然的杰作

回到德鲁斯正值夏末秋初。我迎来了新的一学年。

在上海时,听我的一位美术老师说:中国学生的素描基础常常能在美国学校里称“大王”的。美国学生怕吃苦,不愿花很多时间去练基本功。我曾经学过人物速写,也花过几年多时间专攻素描,大概在这班里可以算佼佼者了。

素描课的教室中间堆放着几只高跟皮鞋或山羊的头骨作为道具,然而,同学们的画纸上出现的物体形象却面目全非。有的只画了某一局部,有的彻底改变了写生对象,看不出画的是什么。这难道就是当代美术?

两个星期以后,我开始选修人体写生课。

她是学校的专业模特儿。起先这披着满头金发的姑娘还在和师生们谈笑风生。她身穿着一件蓝底红花的睡袍,睡袍很长,盖过了双膝。

指导老师看了一下手表说:“让我们开始吧!”

这姑娘很自然地脱去了睡袍,一丝不挂地走到床垫前慢慢地躺了下来。她裸露出非常匀称,甚至说完美无瑕的白里透红的胴体,丰满的胸、圆润的臀和修长的双腿,全身舒坦而自然地伸展在床垫上,如同一尊古希腊的雕塑,一幅完美的油画。

可这不是雕塑,也不是油画,更不是色情杂志上的美女照片,她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白人女子,正躺在三米距离的床垫上。一种本能的冲动立即充满了我的脑海,血管,遍及全身。

记得刚到美国时,一位朋友曾经和我聊起过脱衣舞厅的事。据说美国大部分地区都有合法的脱衣舞厅。由于各州的法律不尽相同,所以舞厅的风格也各自不同。有些舞厅的女郎只脱上身(Topless)下面却始终穿着一条狭小的三角裤。有些舞厅的女郎是上下全部脱光(Stripe),却永远穿着长筒袜和高跟鞋。

有些舞厅是纯色情的,舞女们摆弄着各种色情姿态。只要观众在她的裤子边塞进一张纸币,她就会抬起滚圆的屁股,对着这位观众左右摇晃几下。要是观众多付点小费还可以在她的腿部摸一下。

有些舞厅的表演颇有艺术水准。舞女们受过些正规的芭蕾舞训练,每个舞姿、每个造型都十分高雅,如同一件无懈可击的艺术品。舞女们虽然全身一丝不挂,脸上的表情却高不可攀,让人觉得她们与你之间有一段神圣不可侵犯的距离。

一般说来,西方人的体形和东方人的体形不同。西方男子的体形较高、较健壮,全身肌肉结构凹凸分明。西方女子全身较丰满,胸脯高耸,线条匀称。我想这也许七分是遗传,三分是食物营养的缘故。

那位朋友还告诉我:“脱衣舞厅实际上也不怎么样,你去过两次以后就不会再想去了。只是刚踏进去的时候会有强烈的冲动,半小时以后就会平静下来,觉得自己大概是走错房间,误闯女浴室了。”

我悄悄地观察教室里其他男女同学的反应,他们似乎都很平静,教室里只听到画笔在纸上沙沙擦动的声音。我的心跳也恢复到平时的节奏。

模特儿每隔二十分钟休息一次,同时改变一种姿势。我先是用写实的方法画了一张较完整的速写。“缺少力量。”指导老师在我的画纸上比划着:“把线条加粗,把她的脚伸到画面之外,这样才会显得饱满,充满力量。”

053我们用泥巴造石头

吉姆是我的导师,他的作品和为人都使我十分敬佩。他言语不多,作风严谨,外表并不热情,却可使人感受到一种诚恳。我猜想他是一个工作狂。

保持忙碌状态,他不断地鼓励我。刚开学时,我做的作品都很小。“你必须做大件的,要有半人高,作品才会有力量让人感到震撼!”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他当初做了一个往后退的吃惊的姿势。当他看到我的作品在掐塑过程中因水分控制不佳而凹陷时,他做了一个鼓嘴的表情:饱满,饱满才有力量。

当他看到我对作品的表面处理犹豫不决时,他又对我说肌理,不同的物品有不同的肌理,显示出不同的质感:例如人体上有毛茸茸的头发,光滑的皮肤,晶莹的指甲等等。不同的肌理可以显示作品的丰富。有时,我因作品的某一部分不够完善而感到遗憾时,他又鼓励我,重做,最好的作品永远是下一件作品。创作一组系列,放在一起的就会更有力量。吉姆说话言简意赅,所以他的许多词汇至今还留在我的脑袋里。

“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吉姆对我说,他在中学时代曾迷恋于木刻技法,所以他后来的创作中就综合了多种想法和木刻中的阴刻、阳刻等技法,他的不规则、修长而拟人化的陶艺容器曾在美国的许多美术馆和画廊展出过。

 

刚跨进美国时,我感受到的文化冲击是十分强烈的。我非常欣赏美国学生的自由而丰富的想象力,觉得自己早年苦心练就的中国传统书画根底,甚至西洋素描、人物画等写实主义的基本功都变得毫无价值了。

我罗列了一些东西方不同的观念:

中国——继承、端庄、精致、谨慎、高雅、含蓄。

美国——开拓、浪漫、粗犷、大胆、突破、力量。

中美两国的领土面积相近。中国在东半球、美国在西半球,是否由于日夜时间相反,竟使文化观念也截然不同?我百思不得其解。

在第一学期中,我试图以东西方结合的方式去创作陶艺。我先后创作了“长城烽火台”、“京剧脸谱罐”、“镂空的鲤鱼”等等。当我的作品和同学们的作品放在一起时,总觉得自己的创作“精致有余、力量不足”。

从第二学期开始,我先后学习了拉坯、压模、盘筑和板片等多种成形方法,但是,我还是觉得捏塑最为得心应手。我开始创作进半人高的“太极拳手”系列。

用捏塑的方法创作小件作品并非难事,而在创作较大的作品时,由于湿软的泥巴堆积到一定的高度,常常会产生沉陷、倒塌或者开裂的现象。善于控制泥土的水分和重心是创作成功与否的关键。我在创作时尽可能使用较干燥的黏土。有时我用塑胶纸裹在作品的上部边缘,让其下半部逐渐干燥后再继续加塑上半截。同时,我把作品下部的泥巴捏得较厚,到上部时逐渐减薄,使下部有足够的厚度去支撑较轻薄的上部。作品的重心下移就会显得较为稳固。

我在创作笔记中写道:

当人们站在任何巨大的物体,如摩天大楼的底下,由下往上看时,他会觉得这物体的底部变大,顶端缩小,使人产生稳重、不可动摇之感觉。当我捏塑一件人体作品时,我试图缩小人的头部、上身和手臂,扩张人的臀部、大腿,降低作品的重心,使作品给人一种稳定感。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不再有意识地去坚持“东西方结合”的形式了。艺术是一种不分民族、没有国界的语言,怎样想就怎样做,喜欢什么就做什么,而不比去分析哪一部分属于东方,哪一部分归西方。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当地的报纸上见到一个足球运动员的形象,由此引起了创作“球类运动员系列”的念头。体育比赛被称做“没有火药的战争”,人们可以从观赏或参与体育运动中获得力量。

我在学校图书馆翻阅了的量的体育报刊,先后做了足球、排球、篮球和橄榄球等球类运动员。我把这个系列中的“球”涂上了鲜艳、光泽的低温釉,而“人体”却保持泥巴的自然、粗糙的表面。

我喜欢的雕塑家是亨利?摩尔,他受到了山、石、贝壳和骨骼等大自然中物体形象的启示,创作了许多富有生命力的卧躺的人体。

泥巴是地球上最普遍的自然物质之一。在创作中,我试图让作品保持一种自然的形态和粗糙的表面肌理,我试图从大自然中得到生命力、能量和永恒的精神,而避免特定的时空意义。

于是我开始创作女性、恋人和母子等人体系列。人体是大自然的产物,也是美术创作中的永恒题材。我试图创作一种半抽象的、简化了的、不分种族、没有五官、不见手指、不见脚掌、没有任何文明成分的人体,他们只是一种人的“符号”。

当我创作《恋人》和《母子》时,我把两个人体相互粘连在一起,我把他们称为“连体人物”。陶艺创作包含着两大传统,雕塑类和容器类。我试图在中空的人体雕塑上端合适的部位开一个口子,使作品兼有雕塑的外形和容器的概念。在连体人物作品的外部,我继续保持作品的粗糙肌理,而在作品的内部的可见部分涂上了鲜红的低温釉。我觉得:红色象征着体温、血液,象征着生命。同时,作品的内、外形成了光泽和粗糙,热色和冷色等多重对比。

随着学校美术史的教学进程,我又尝试了结合毕加索的立方体主义和蒙德里安的抽象主义绘画,创作了几件陶艺作品。

 

每当学期结束我们准备离开学校清理陶艺教室时,我总会看到同学们把一件件作品往垃圾筒里扔。随着“匡啷,匡啷”的声音,许多陶艺作品被摔成碎片,看来这好像比晴雯撕扇子更过瘾。

抬头间,我猛然看到黑板上不知道哪位同学写下了一行大字:

“我们用泥巴造石头。”

054词典里没有“失败”

美术史是我的必修课,我无法逃避只好准备“闯关”。

用泥巴捏一件陶艺作品对我来说已不是问题了,而要用笔记下老师的讲课内容,用画面表达的美术观点是件头痛的事。

当我和导师商讨新学期选课内容时,他支支吾吾地建议我选择另一位男教师的欧洲古典美术史,而我觉得自己更喜欢美国现代美术史,这是我到美国留学的主要目的之一。

教《美国现代美术史》的青年女教师罗萍披着齐肩的金色长发,穿着很“正统”,终年穿着过膝的长裙,却又似乎每天都换一套服装,从没有相同的打扮。这与我们习惯于仅有一件外套,穿破了再更新的生活方式截然不同。罗萍可能是法兰西的后裔。她精通法语,也经常去巴黎。她上课时总是满面春风,和蔼可亲,但是,她的笑容背后隐藏着几分傲气和学者风范。

美术史课通常是将两组幻灯片成对地放映出来,罗萍一边解释,一边将两个作品比较,找出相同点和相异点,她要求每个学生尽可能做笔记。“以后考试的内容全部在我的讲课内容里面了。”她特别强调了这一点。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挑战。她讲课这么快,我怎么可能记得下来?

梅丽莎坐在我旁边。她是美术史专业的学生,所以这门课她特别强。在陶艺教室里,我帮了她不少忙,因此我俩成了好朋友。自从我第一次向她借阅美术史的笔记后,每次在课堂见面,她总会把前一次的听课笔记的复印本给我,这可解决了我的大问题。同时,我又用录音机录下了课堂内容,回家以后一遍遍地反复听习。

美术史课的参考书有三本,可我根本无法把它们看完。课堂和参考书中还常出现许多美术专业词汇,法文、德文和古希腊的词汇,我那随身携带的《新英汉词典》显然是不够用了!

大部分的美国学生都是享乐主义者,每到星期五下午,校院里就很难见到他们的人影了。可是对我来说,学习是没有周末,甚至没有日夜的。除了吃饭、睡觉,我几乎没有休息的和娱乐的时间。

美术史课有两次课堂考试,每个学生另要写两篇八至十页的论文。我较喜欢写论文,虽然我的英文写作水平并不高,但是中英文写作方法,诸如文章结构、逻辑、修辞等手法却有许多相通之处,而且文章可以慢慢修改。我先写好草稿,不熟悉词汇就用汉英词典翻译出来,然后请学校写作中心的同学帮我检查、修改。

应付课堂考试就不太容易了。每个学生必须记住一大堆画家的姓名、作品名称和创作年份以及风格、时代背景等等,在考场的五十分钟内书面回答许多问题。考试时,我只觉得时间不够用,有时候我不知道一个字该怎么拼写,有时候我又不知道如何去组织那个句子。我漏掉的词常常是最关键的。期中考试和课文是勉强通过了,然而,当我收到期末考试的考卷时,一下子瘫倒在椅子上。

因为我在慌乱中审题错误,我的期末考试得了一个D。美术史以A、B、C、D和F五级评分。对一般大学生来说,F才是不及格,可对研究生而言,D就是不及格了。

罗萍在我的考卷上写着:“你需要补习英语课程,我必须对每个学生一视同仁。”我在考卷上读到了罗萍的那张铁面无私的脸。

不可理解的是:我的期中考和两篇论文都是C,为什么期末总分却成了D?我觉得很委屈。但是成绩单就如同法庭的判决书,是很难改变的。

这天我通宵难眠了。这次失败意味着我的整个学习计划要落空了。我原打算在三个学季内把三十七个学分修完,这样我就可以在春季毕业,回到洛杉矶。如今,我得加修课程,就得在秋季再回学校读书!时间上、经济上,都会带来巨大的损失!

怨天尤人是毫无意义的。我得想办法挽回这个败局!我的词典里不应该有“失败”这个词,失败不属于我!

我找我的导师商量,他似乎也无能为力。这时我才明白吉姆为什么当初劝我修欧洲古典美术史。我知道那位男教师那儿通常会“高抬贵手”,给予通融。

也许詹妮会有什么主意。我在电话里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这位眼睛会说话的女同学。“也许你可以要求另外做一个什么项目,以代替这门课的成绩。”詹妮真的想出一个办法。她年纪虽小鬼点子还真不少。我称她是“小奸巨猾”。

为了郑重、清楚地向罗萍表达我的想法,我写了一封信,并当面交给了她。我在信中写道:“我希望另外写一篇论文,以弥补我在期末考试中的过失。”并列出了两个论文题目,请她挑选。

罗萍同意了我的建议!我终于闯过了这一关,眼前又是柳暗花明了。

人是要有点压力的。考试成绩还是次要的,主要是通过这段时间的强化学习,我同时学到了美术史和美术英语。

055我带来了中国热

要在美国生存发展,首先要了解美国人的观念和处事方法,待人接物尽可能用“美国方式”(American Way)。总而言之,要学会“美国化”。

我注意到这样一件有趣的事:我的导师在评论学生作品时总是先称赞,肯定他们的作品的成功一面,然后说:“如果我是你,在这一部分我将会……”他以建议代替了批评。此后,我发现许多美国人都喜欢用“假如我是你”的句式。

随着语言能力的提高和适应能力的增强,我渐渐地交上了不少朋友。在陶艺教室里,我的工作台上的陶艺作品越堆越多,十分显眼。许多同学跨进教室就会在我的工作台前站一会儿,和我聊上几句。我也有意识地接近那些美国学生,和他们交谈,帮他们解决创作中的问题。

“波,我喜欢你的新作!”黛安娜一大早见到我就大声嚷嚷起来。她跑到自己的工作台那边,一会儿又跑了回来。“波,我的作品开裂了,你有没有办法帮我补救一下?”只要指导老师不在教室里的时候,同学们有什么问题都会来找我。

幸好泥巴没有完全干燥,所以修补并不困难。“这是我最满意的作品。”黛安娜做的陶罐上盘着一条龙。那条龙原是从我借给她的那本《中国传统美术图案》里变化来的。

没有烧过的生坯很容易碰坏。那些新学生总会来找我帮助。周末时,同学们忙着去玩,我没有地方去,就留在陶艺教室里烧窑,装窑。那年头电脑控制的电窑尚未发明。烧窑时必须在边上看着,每一小时拨一下开关。

大部分美国学生的历史、地理知识都较差,许多同学对中国都很陌生,有些人竟然不知道“上海”这个地名。我经常带一些中国画册给他们看,向他们介绍中国历史、文化。后来,有些同学就会主动跑来要我画些中国图案给他们,还有一位女同学要我写中文的“和平”两字。在陶艺教室的作品架子上,渐渐地增加了不少具有东方风味的作品。

每个学期的中间,美术系对研究生都有一次被称为“作品回顾”的活动。活动要求每个研究生把自己的作品陈列起来,然后系里的教师们分成两人一组和学生交谈、提问和评论。最后,全体师生聚在一起讨论。整个活动持续半天时间。

这学期我利用“作品回顾”的讨论会向系里的教师们展示了我所携带的上百本中国美术书刊画册。虽然,他们并不认识书刊中的方块字。但是,许多图片还是引起他们的极大兴趣。

系主任特地在学校的校刊上写了一篇介绍我的报道,题为《我校美术系的中国学生》。她在文章上写道:“周光真的参与,使我们系的师生学到了许多中国文化。”

黛安娜下学期要去墨西哥的一所大学修几门课。那天她在系办公室门口遇到我。她看上去很兴奋的样子。“我明天就不来学校了,我要去墨西哥。以后我还要去中国,到你的家乡上海去念书。”她突然扑在我的肩上,两臂紧紧地围着我的脖子。

我最后一次接受她——一个白人女孩子的拥抱。她的脸蛋紧贴着我长满胡须的面孔,她的隆起的胸脯紧贴着我的。我的双手很不自然地搂着她的腰,只觉得自己的心怦怦地乱跳。

 

在西方,目光交流,微笑是最基本的礼貌。一般来说,初次见面的普通朋友也就是点头,微笑,说声“嗨”。多次见面,较熟悉了,就可能是半搂着贴一下脸颊。再进一步就是拥抱。那也是一种很常见的、表达友谊和感情的方式和礼节。

拥抱大致可分三种,一种是普通朋友,礼节性的拥抱,两者的双臂或单臂相抱,轻轻贴一下脸颊,下半身不可碰触;第二种是亲朋好友间的拥抱,两者上下身可相互紧贴,可亲吻脸颊;第三种是情人配偶间的拥抱,那就是拥抱加互吻了。

再说亲吻。就一般礼节而言,双方拥抱时往往是长辈主动亲吻小辈的额头;男的主动亲吻女的脸颊,被亲吻者只需把两颊凑上去就是了,不需要回亲。

我和她的拥抱属于第二种。

056我的老师汤姆?克里根

汤姆是一位长得颇英俊的中年男子,上嘴唇蓄着浓密而花白的胡须,平时常带着三分笑容。由于我忙着对付一个大堆专业词汇,开头两个星期我几乎没有做出什么陶艺作品来。一天,汤姆终于忍不住问我,“你没有带你的陶艺工具吗?”我没有陶艺工具,按英语习惯否定句应该回答No。我却按中文习惯说了Yes,但是马上悟到错误并改口说,No。汤姆的脸上露出了惶惑的表情。不诚实,在美国人眼里是很大的人格缺点。

只要和当地的美国人提起我是明尼苏达大学美术系的学生,他们就会问:“你认识汤姆吗?”此后我又连续在一些杂志和陶艺技法书中发现他的作品和他的大名,汤姆?克里根(Thomas Kerrigan)。我开始打听他的背景,他1938年出生,1969年获得俄亥俄大学美术硕士学位,现任明尼苏达大学德鲁斯分校美术系教授。他的作品被数十个州的博物馆和画廊收藏,获得过许多全国性的奖励。

我们学校位于苏比利湖畔,冬天气温在摄氏零下三十到四十度。汤姆只是夏秋两季在学校,冬天和春天就在南方。

汤姆近年的创作中有一个题为“住处”的系列作品。作品约为二十五英寸高,好像是不同的几何形体粘结在一起,表面是一个个不规则的小孔,像星星像花草一般嵌在光亮的彩釉上。汤姆告诉我,他的别墅位于美西南部的亚利桑那州,那里海拔五千三百英尺,似乎伸手就可以摘到星星。有一次,他驾车在山间行驶,偶尔发现许多形状奇异的花草。这就是他作品上小孔的来历,至于作品的形状,汤姆幽默地笑着说,这是西南部印第安人住处。

临近毕业的两三个月我很兴奋。我将可以获得硕士学位了,我的陶艺作品在市中心一家画廊展出,当地两家电视台作了采访和报导,毕业展览在学校的美术馆举办。开幕式上,教授们和男女同学们纷纷和我拥抱表示祝贺,唯一遗憾的是汤姆还在南方,他没能参加我的论文答辩,也没有能看一下我的最新作品。开幕式的第二天,我突然吃惊地在展览的签到簿里读到汤姆的留言:“我为你的成绩感到骄傲。”

“我只教了你两个学期。”汤姆的表情似乎不无遗憾。汤姆在我即将离开德鲁斯之前赶到了学校。我在他的办公室找到他。我俩紧紧地拥抱着,他邀我去他的南方陶艺工作室,我邀他以后去中国,去上海看看。我俩是师生,也是朋友。

057难忘的日子

1991年的上半年,是一段我终身难忘的日子。那是临近毕业的最后一个学期。

创作了许多陶艺作品以后,我想恢复我的活力。我想参加一些展览,在当地举办个人展览。我想在德鲁斯留下一点“痕迹”。

我在一份美术报上看到一条小广告:威斯康星州的一所的学校正在征集“爱情作品展”的展品,并预期在情人节开幕。我便把自己的资料寄给了他们。没隔几天,画展主办单位的负责人就打电话给我,告之我的作品《热恋》入选了。那位画展负责人了解到我没有汽车,就亲自开车到学校取我的入选作品,好在学校到德鲁斯仅有一小时的路程。

经我们学校的一位美术系教授的推荐,我结识了市中心欧奔画廊的老板托德先生。托德先生为我安排了一次个人展览。个人展览的那天上午,导师吉姆通知我:下午一时,一家电视台新闻部的人将来学校的陶艺教室采访我,让我把自己的陶艺工作台收拾、布置一下。

虽然我的一部分作品已经运到画廊,但是教室里的作品,烧成的、未烧的,和其它一些作品仍可以摆成一个很丰富的画面。电视台的采访组员先拍摄了一些我在捏泥巴的镜头,然后向我问了一些问题。最后,让我的导师对着摄影机介绍我——一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

采访组员刚走,吉姆就催着我:“快!快收拾一下去画廊,电视台的人在那里等你!”吉姆开着车飞速把我从学校送到画廊。跨进展厅,我这才明白:这是另一家电视台的新闻采访组,前一家是KBJR,这一家叫KDLH。

电视台的新闻播音员是一位年轻的黑人女子,长得很端正,衣着打扮也十分得体,一看就知道是一位很专业的女记者。摄影机拍摄了一些播音员和我的对话,又请画廊老板介绍一下我的作品风格。

两家电视台将先后在当天晚上的新闻节目里播放采访我的节目,可是房东玛丽迟迟没见人影。

“玛丽,今晚有报道我的新闻节目,快帮我录一下。”傍晚,女房东到明尼阿波利斯去看她女儿回来,就被我缠住了。“好!好!汽车开了三个多小时,我好累啊!”玛丽把行李和羽绒大衣往客厅的地板一扔,就找出一卷空白的录影带塞进了录影机。

我们一起在电视机前等候那段新闻。前一家电视台的新闻已经过了。“玛丽,玛丽!”当电视屏幕上出现我的那段新闻时,玛丽却坐在沙发上,手握着遥控器睡着了!真遗憾!

学校举办的一年一度的“学生作品展览”,原先对我并没有很大的吸引力。第一,几乎大部分美术系学生作品都会入选。每人交四件作品,然后评选人从中挑选两件参加展览,这几乎谈不上“竞争”。第二,研究生和大学生的作品放在一起展出,意义不大。为了“随大流”,我也送了两件作品。

临近“学生作品展览”的闭幕日期。有一天下午,系主任葛劳瑞尔到陶艺教室找我。“你大概已经知道了,你的作品获得学校教育部的收藏奖。”葛劳瑞尔让我准备一些书面资料,并去特威特美术馆,学校摄影师要拍摄一张我和我的那件作品的合影照。随后,校刊上登载了一篇介绍我的专题报道。

我可以获得一笔奖金,作品的彩色照片并将被刊登在学校教育部的招生目录的封面、明信卡及其它宣传品上。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1991年我在明尼苏达的毕业典礼上

我要准备毕业展览了。毕业论文分成三个内容:论文写作、毕业展览和论文答辩。由于我没有及时去学校艺术馆登记,美术馆学生展厅的日程表已经排满了。也许我不得不和其他同学一起举办双人展览,真糟糕!

我找到了美术馆的馆长马丁先生,他查了一下其它几个展厅的日程安排以后,对我说:“你放心,我帮你安排在二楼的展厅。你的展品以具有很高的专业水准了!”这可是个特大喜讯!学生展览在二楼展厅举办,在特威特美术馆还是先例。我因祸得福了。

“你可以去印展览邀请卡了。今天我正好有时间,我们一起谈谈。”马丁先生在一本记事簿上为我的毕业展览日期做了一个记号,然后请我一起去学校的教职员专用餐厅吃了午饭,又带我参观了他的画室和家里坐了一会儿。谈话间,他十分欣赏我的作品。“在美国,现在许多美术系的学生美术基本功很差,大家都以为现代美术不需要写实基础了,这是不正确的。”他觉得我因为有了较好的写实基础才可能有现在的陶艺创作成绩。

 

“离开学校以前我会捐献两件作品给美术馆,另外送一件给你留作纪念。”我对他说。

按照美国的习惯,在展览开幕式上我准备了一些点心、水果、饮料和咖啡。这些食品都是美术系的另一位研究生西蒙陪我去买的。我甚至叫不出许多食物的名称。西蒙还帮我写了一条横幅。

开幕式的时间快到时,参观者就陆陆续续地涌进来了,许多教授和同学纷纷进来和我拥抱、祝贺。西蒙端着照相机。玛丽(另一位和房东同名的女同学)扛着摄影机在展厅里来回拍摄,这场面使我颇为感动。

毕业展览结束,这么多又大又重的作品是不可能全部运到加州的,除了两件我最喜欢的,其他作品就只好处理掉了。我就把其中三件作品《武术》、《开拓》和《母子》留给了学校泰德博物馆。欧奔画廊的老板托德向我要了几次,他最爱我的“足球运动员”。“OK,那件作品送给你。”那天中午我在电话里答应了他。下午我到陶艺教室里,发现那件作品已经“不翼而飞”了,被他“偷”走了。另有两位教授也表示想收藏我的作品。他们留下了一些钱给我。玛丽一再表示想买我的作品《歌舞》,把它放在她家的园子里。我帮她把《歌舞》抱到她的车上,她紧紧地拥抱了我,并在我的脸颊上轻轻地吻了一下。

我不知道是否要参加毕业典礼。参加的话就必须买一套黑色的礼服,一顶方帽子和一件黑大褂。我在学校的商店里看到价格时,伸出的舌头差点缩不回去。学士的礼服10元,硕士的礼服要45元一套,相差之处只是硕士的礼服在袖口上多了两截袜子形状的东西。

在毕业典礼上,先是全体起立,唱美国国歌《星条旗永不落》,然后,一些重要人物先后致词,最后是毕业生排队到主席台前领毕业证书。每报到一个姓名,在场的亲友、同学就一起欢呼,四周的闪光灯此起彼伏。

“波斯林?周。”当我的姓名被读到时,我听到许多同学在为我欢呼却分不出张三李四。一位身穿紫红色丝绒礼服,犹如“红衣大主教”的大教授把一条白色的披带套在我的脖子上,并和我握手。当我步下主席台,穿过夹道相迎的人们,我忽然感到自己好像是一位刚下飞机的英雄。

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下一次,下一次,下飞机时,一定要见到红地毯!”

058最后一场“演出”

在这个地球上,也许哪里有中国人哪里就有中国餐馆;在美国,也许哪里有中国餐馆哪里就有中国学生。在1980年代,餐馆打工的收入是不少中国留学生主要经济来源,也是留学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我计划去餐厅打工,一是经济上的需要,生存的需要;二是为了自我磨练。我把餐厅打工看成是“美国社会大学的基础课程”。

据说美国很多成功的企业家都从底层学起。万丈高楼需要坚实的基础。我曾听说不少同胞脑海里沉浸在劳动人民当家做主人的社会主义优越性中无法自拔,受不了这份苦而回家痛哭,对着枕头控诉万恶的资本家。可是我坚信自己不会那样脆弱。

我知道学校化学系的几个中国同学都在市中心的中国餐馆打工,我也想去体验一下“洗盘子的滋味”。

为避开其他同学的目光,我找到稍远的一家餐馆。红漆大门紧闭着,显然没到营业时间。我推门而入,只见一个中年东方男子正在擦柜台。

“请问你们是否要帮手?”我用英语问他。

“要啊!你有没有做过?”

“没有,但是我能做。”在餐厅洗碗也要有经验?我很坦白。

“OK!每小时四元两角,加上小费,供应一顿晚饭。每星期五晚上六时上班,第二天早上大约五时可以结束。我太太会开车接你,下班时我可以送你回家。”最后,他特别强调说:“这是一件很累的活!”

老板和老板娘都是广东人,大厨也是广东人,他们都不会讲普通话,我又不会讲广东话,所以我们只能用英语交流。几位端盘子的金发女郎都是和我一样的学生。我换上老板给我白色制服,在洗手间里,我对着镜子里戴着白色船帽的自己:这是我吗?我觉得自己在一部什么喜剧里扮演某个丑角。

“我是到这里来当临时演员的。”我对自己这样说。也许是这种心理支持着,我在餐馆里工作始终充满着自信和骄傲,努力去演好自己这个角色。有时手里洗着盘子,脑子里却在捏我的陶艺作品。

洗盘子每个人都会。我把一大堆一大堆用过的餐具冲洗干净,然后放进洗碗机里洗一遍,最后按餐具大小“合并同类项”,放回架子。最忌的是某一种盘子用完了,大厨先生要用拿不到。

餐厅有两个高峰时间,晚上七时到八时和深夜十二时到二时。凌晨三时整,老板就会把收银机打开,沙哑的喇叭里传出高节奏的迪斯科音乐,这是“打扫战场的号角声”!从三时到收工是一段最累的时刻。瞌睡虫也不知被赶到哪里去了。我还要把三只大塑料桶的垃圾从二楼拖到底楼去倒掉。从摄氏二十多度的厨房一下子跑到零下二十多度的雪地里是件可怕的事。

回到家时,天已蒙蒙亮了。我和衣倒在床上。中午醒来,我只觉得十个手指仿佛要和手掌断开似的,两个肩膀也发现一块块的青紫的内出血伤痕。好在每星期只“演出”一次。

这是最后一次演出了。我毕业以后就将离开学校。这天下午,我参加了毕业典礼,回家以后脱下黑色的毕业礼服,又急匆匆地赶到餐厅,换上白色制服。

餐厅里的脏盘子又堆成了几座小山。我刚走出厨房,迎面看见我的同学玛丽和莉莎一起走了进来。躲避已经来不及了,我把白色的船型帽往额头下拉了一下,打算悄悄地从她们旁边绕过去。

“波?”玛丽向我迎面走来,张开双臂一下子紧紧地抱住了我。她的脸颊贴在我的脸颊上,我的脸一下子涨得又红又热。我知道自己满身都是厨房的油烟味,可是,她似乎没有闻出来。

“恭喜你!毕业了是不是要回中国去?”

“没有,我打算在加州先住一段时间,多了解一下美国的文化。”

“我非常喜欢你给我的那件作品!明天你什么时候走?我为你送行。”她永远是那样热情,甚至在分手很久以后,我还经常收到她的来信和卡片。

结束了最后一场“演出”,第二天,我就离开了德鲁斯,到了加州洛杉矶。

艰难的打拼经历//

艰难的打拼经历

059选择了贫穷

俗话说:“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选择了陶艺,不仅是选择了一种职业,更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

在自然经济的时代,艺术家是出类拔萃的社会精英。米开朗琪罗、毕加索、齐白石、张大千等等,他们是象牙塔尖顶上的明珠。

如今时代不同了,电影、电视、网际网络如此发达,美术早已被商业活动、政治事件、影星歌星体育明星所淹没,如今家喻户晓的国家级美术大师已经不存在了,更别提世界级美术大师了。1985年我举办首次个人展览,上海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新闻出现了几十秒钟,在上海滩就会小有名气。当时只要有《新民晚报》上半块豆腐干文章就可以做到家喻户晓。现在你试试看,除非你有足够的资金去烧钱。

当然,做艺术家也有许多长处。作为一个艺术家,你可以每天睡到自然醒,你不必一大早就随着闹钟起舞,赶着时间到办公室报到。你可以蓬头垢面,长发披肩,没有束缚,没有规矩;你不必西装革履,一条领带掐在脖子上;不必拘泥于各种礼节,向上司、向顾客赔笑脸。那份自由,那种生活有多痛快!

另一方面,假如你只是一个以出售艺术品为生的普通艺术家,你就必须负责一家“公司”的整个营运事务:购买陶瓷原料,创作生产,烧窑,打包搬运,联系展览,宣传销售,等等。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尽管美国的艺术事业和市场很发达,然而。除了那些商业美术和工业美术设计师们,真正靠纯美术创作谋生的美术家,在美国并不多见。选择了美术就等于选择了贫穷,这句格言似乎在今天特别适用。对许多纯美术专业的学生来说,毕业就是失业。

据一项调查报导,全美国约有百分之十四的美术家完全靠自己的美术创作谋生,大部分美术家都得兼任教课,博物馆展览策划,行政管理或者贩卖美术材料等维持生计。较活跃的大部分是大学的美术系教师,他们都有固定的收入。大学老师通常被要求每年出成果。例如参加全国性的展览,举办个人展,或者著书立说,特别对年轻老师的是提薪或者晋升教授等具有相当的影响。

在美国,从美术经纪人,书廊经理,美术记者,美术评论员到美术史教员等职务,往往由女性担任。美术界女性通常被称为“美术管家”。因而大学里美术系的学生女性多于男性,这些女生较多出生于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攻读美术的目的“娱乐”多于“谋生”。记得有一次,我校教古典的美术史的教师在课堂上提到,谁去过罗马,教室里竟有近半数的学生举起了手。

毕业以后,我搬到了洛杉矶。大城市机会多,而且那里有几位熟识的亲友。到达洛杉矶以前,我就听说美国经济萧条,滑入了数十年的罕见的谷底。小城市感觉不明显,但是,东海岸的纽约和西海岸的洛杉矶影响就特大。许多办公大楼里都是空着,租不出去。只有身临其境,才能品尝到其中滋味。

“哈罗,你拿到了硕士学位了,恭喜啊!加州不景气,买艺术品的人越来越少。”我和以前的一些朋友通上电话。对方的语调由一年前的男高音降到男低音。

注定贫穷的专业,最糟糕的时间和地点,都被我撞上了。但是我还是不甘心,希望在加州办一次展览。我把自己的履历表和其他一些资料放进了信封。作品照是个关键,可是,要把我的自己的作品全拍成幻灯片,这将是一笔不小的支出。我想了一个办法,精选部分作品照片,把它们粘在一张白纸上,然后用彩色复印复制。就这样,我寄出了五十多份资料。

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三个星期……有的仅是一封简单的回信,诸如“收到你的来信,我们十分欣赏你的创作,已把你的资料归入我们的档案”。有的干脆原信退回。信封上盖了“已经搬走”的印鉴。我又走访了一些画廊,令我吃惊的是:一般坐落在海边的旅游区的颇有名气的陶艺全是中低档的货色!女经理看了我的资料以后说:我很喜欢你的作品,但是我们现在不景气,你是否可以做些价格较低,有实用功能的陶罐、陶盘……

终于找到了一家画廊,我用在学校做的几件作品,加上在洛杉矶一家陶瓷厂烧成的新作举办了一次展览。由于画廊的地点、宣传和其他多种原因,展览在经济效益上并不成功。

一天,我收到了全美最权威的《陶瓷月刊》编辑部的回信。信中说:我很高兴地通知你,你的文章已经被我们杂志社接受,将发表在未来的《陶艺月刊》上。希望你能寄些专业水平作品的幻灯片或反转片来。

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我的毕业论文将会发表在全美杂志上,我深信,凭借这本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和作品。我可以走遍天下陶艺界都不怕,我已经看到了珠穆朗玛峰的尖顶,我应该继续大量地创作!

然而,冷静细想,钱在哪里?我没有钱买陶艺材料、烧窑设备,我更需要钱去付房租、付汽油费,买食品!这本杂志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当银行支票用,为了生存,我要想办法赚钱。

我试图改走陶瓷礼品设计的道路,我想建立一家陶瓷礼品厂。我在报上登了广告,接待了一些有兴趣的投资者。我决定和一位退休教师合作,他不仅有这方面的技术,也有这方面的条件,只是缺少了好的设计。他让我住到他家去。可是没过几天,那白人老先生又反悔了。他对我说:“我知道这可以赚钱,也相信你的能力,但是我怕今后被这些生意捆住了手脚,将来生意不断扩大,就好像掉进了一口陷阱,越陷越深,我并不缺钱用,我有退休金,也有房子……”

“到美国以后先生存,后发展。没有资本,什么也干不了。”我这才体会到我那朋友说的话,我决定去打工。

060多族裔汇聚的洛杉矶

东海岸的纽约,南边的迈阿密,西海岸南加州的洛杉矶和北加州的旧金山被称为美国的四大门户。洛杉矶和亚洲、太平洋地区许多城市都有直达航斑。通常被称为“洛杉矶县”(Los Angeles County),总面积为465平方英里,其中包括近百个城市和地区,除了起伏的山峦把洛杉矶分割成几个自然区域以外,城市间相互连接,没有明显的界线。洛杉矶的气候干燥,阳光灿烂,气温日夜相差较大,而夏季和冬季的平均相差仅十几摄氏度,冬天有一件毛衣加件外套就足够御寒了。

洛杉矶的冬季也是雨季,甚至偶尔会豪雨成灾。其他季节天空中几乎滴水不见。夏天,这里的植物大部分是用人工喷水浇灌成绿色的,而野生植物在夏天烈日下显得枯黄憔悴,直到冬天才恢复郁郁葱葱的本色。

 

据说世界上许多罕见的大暴乱发生在洛杉矶。抢劫、暴力、走私和凶杀等案件频频发生,犯罪率不断上升,这里不仅是最大的毒品集散点,也是偷渡客、非法移民和逃犯的避风港。然而,美国最安全、最宁静的城市也是在洛杉矶县,诸如,西米谷市、千橡树市等高级住宅区。

记得有一次,一位刚买了新车的朋友邀我陪他驾车兜风。汽车开进一个非幽静、美丽住宅区,我们看见绿树成荫的行道一边有一幢极为豪华的小洋楼,门前还停着一辆三十年代的古董车。我的朋友忍不住停下车,想在这里拍张照片留个纪念。一手搭在门的把手,一手叉着腰。当他刚摆好姿态,我端起了照相机,街道那头一个警员骑着摩托车疾驶而来。

“对不起,这里是私人住宅,请你们马上离开!”显然是深宅大院里的主人在监视器里发现了我俩而报了警。美国许多有钱的住家都有警报系统直通警察局。

我后来才知道:在美国,站在豪华车边上拍张照留个纪念可以。但是,假如你用手搭着他人的车门拍照,又没有获得车主的同意,你这就是违法行为了,你侵犯了他人的私有财产!

美国大部分住家门前的草地归私人所有,却没有篱笆。有些刚到美国的国内朋友往往不知道这是他人的私有财产,走入人家的草地,甚至趴在窗户边向里边探望。这实际上是非常粗暴的违法行为。假如屋内有人以为来了窃贼而开枪,偷窥者可能也是白死了。

据称,美国70%家庭拥有火器。在这里,任何成年人只要没有犯罪记录,通过持枪证考试都容许购买半自动以下的火器。1776年,美国东部的欧洲移民用家中的武器,打败了英国的殖民主义的正规军,创建了这个国家。当时选民们认为:假如有一天,美国政府走向到了人民的对立面,人民就有权利将这个政府推翻。因而,这就成为美国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美国有60%以上与枪支事件与走火误伤有关。持枪证考试内容主要是一些持枪安全的问题和枪支携带的规定。例如:枪支储藏时及运输途中必须将枪支与弹药分离,避免儿童及他人接触到你的枪支,不得在公共场所持枪造成他人的恐慌,等等。

2000年以后,我也通过了考试,获得了持枪证,并购买了一把比警用手枪射程更远的手枪。当然,我买枪完全是为了好玩。

 

美国是一个民族大熔炉,洛杉矶是西海岸的典型。除了白人,黑人和西班牙裔以外,亚太裔的黄种人占据了相当的比例。这里不仅住着许多来自亚太地区的移民,还有不少各族裔独立的文化经济社区。因在地理上靠近亚洲、太平洋地区,以及历史上的多种原因,在这些地区,人们分别可以找到小东京、韩国城,小西贡、中国城和小台北等等。甚至政府的车辆管理局的驾驶执照的书面考卷也分成五种文字:英文、西班牙文、韩文、越文和中文。据1990年美国人口调查局的统计,全美华人约160多万,其中近90万居住在西部。洛杉矶市中心的北面有两条街是早年广东人创建的中国城。中国城建筑古色古香,形成了洛杉矶的一个重要旅游点。但因地理上的限制,中国城已不可能有较大的扩展了。1970年代初,台湾有不少移民涌入美国,在洛杉矶市中心以东七英里的蒙特利公园市创建了小台北。

据说当时台湾来的移民不断买下该市的商店、旅馆,挂上中文招牌,专做中国人生意。以致一位白人太太对她的丈夫——那位执意坚守在小台北的汽车旅馆老板激动地喊叫:“当我们最后离开这里的时间,别忘了把星条旗带走!”他们认为蒙特利公园市沦陷了。

1980年代起,大量中国大陆的新移民、留学生进入这个地区,加之香港人以及越南华侨、印尼华侨、菲律宾华侨等等,这里的华裔人口高速膨胀,因而华人社区由蒙特利公园市向整个圣博谷区漫延,向整个南加州扩散。近年美国的经济不景气,本地的投资逐渐减少。他们把投资目标转向了中国大陆。然而,这里社区中却增加了不少来自中国大陆的公司投资置产开业。

蒙特利公园市的市长也是华裔,州务卿余江月桂也是华裔。这里不仅有华语电台,电视台,中文报刊等新闻媒体,还有许多中国人开办的银行、超级市场、录影带出租店、书店、餐馆、诊所和颇具规模的寺庙等等。

不少初来乍到的新移民、留学生喜欢把这里作为进入美国社会的跳板,短期访客和行动不便的老人(没有汽车)也喜欢把这里作为落脚点,这里人多,信息多,打工机会也多。华人的商店、公司或修车行提供的商品或服务价格比洋人的公司价格便宜。而且大家使用的是相同的语言,英语程度差也可以在这里生活得不错。来自不同地区的炎黄子孙,夹着各地的政治文化背景,在洛杉矶形成了一处特殊的文化现象。几乎每个人讲话都是洋泾帮,普通话夹着英语。英语中称普通话则为满语(Mandarin)。

大陆人讲话会带上一点儿台湾口音,台湾人开口也会夹着几个大陆词汇,初到洛杉矶时,看到报纸上,商店里的一些名词会感觉到莫名其妙。

诸如大罗省(洛杉矶郡)、秀(Show表演)、柏文(Apartment公寓)、泊车(Parking停车)、生抽(白酱油)、老抽(红酱油),以及地名喜瑞都、柔似蜜等等。华人繁荣了当地的经济,所作的贡献受到美国政府和民间社会的公认。

然而不少新移民带来的不良习惯也引起了负面影响。例如社会公德性差,开车抢道,大声喧哗、贪小便宜、不注意卫生等等。

美国很多地方可以见到诚信系统(Honor System)。例如:1980年代末,我在南加州还可以看到一种售报箱,投币50美分就可以打开报箱。每个人都仅取一份报纸。后来新移民多了,有人投币50美分以后就取走了三五份报纸,甚至十来份报纸。再后来,这种中文报箱就全不见了。

 

有时候,你在这里的超级市场购物,买了许多东方食品用普通话和营业员交谈,然后又看到许许多多的黑头发、黄皮肤,看到中英文的招牌,看到东方式的建筑,你会感觉这里是香港、台湾或中国大陆的某一城市。

有人说,洛杉矶鱼龙混杂;有人说,洛杉矶藏龙卧虎。不少亚太地区的达官贵人隐居在这里。越南前总理阮文绍也在当地开了一家餐馆。

1992年的初夏,我找房子搬家。按报纸广告敲开第三处住房时,开门相迎是一个身高近两米的高个青年。

“您是朱建华?”我竟然在这里遇到前世界跳高冠军朱建华。

2.37米,2.38米,2.39米,朱建华从1983年至1984年曾三度打破世界纪录。那时候他也刚移民美国,在洛杉矶某大学进修。

就这样,我成了跳高冠军的房客,和朱建华夫妇一起居住了半年多。

061灰狗巴士

我坐灰狗巴士路程的总和大概可以绕美国两圈。美国的灰狗巴士堪称全球最先进的长途客运汽车。巴士的车身是特别设计的,底盘重,不易翻车。行李随乘客储放在车身下部,车厢尾部还有一个小洗手间。巴士连夜行驶,换司机不换车,为乘客提供了不少方便。长途行驶约每三小时停一次,以便让乘客用餐或下车活动一下手脚。

巴士保证每人都有座位,而且终点站都设在城市的中心,和当地的市内公车交通连接。坐灰狗巴士不仅可以沿途观赏风景,还可以结识不同的美国人。当时,我这样想,与飞机票相比,灰狗巴士的票价便宜得多,有一种同方向单程票,无论你去美国哪个城市都是六十美元,但必须提前一个月买票。即使如此,在相同路程的情况下,比坐飞机的时间要长得多。

在时间就是金钱的美国,灰狗巴士的乘客大部分是老人、学生或穷人。这年圣诞节,我计划去我未婚妻阿琨那儿度假,这样可以躲避德鲁斯最寒冷的季节。阿琨在德州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她的学校位于德州东南端靠墨西哥的城市埃尔帕索。

在德鲁斯上车时还算平静,我把身体靠在高高的椅背上,目光穿过结着冰花的玻璃,望着窗外不断向后移去的雪景。车厢内将保持摄氏二十五度的暖气,驾驶员开动车子以后就把旅途注意事项和到达、停靠的车站和时间向大家介绍了一遍。我取出英语词汇本正想阅读,却发现邻座的那位碧眼金发的小伙子手上捧着一本中文课本,我想谈英语,他想说普通话。我俩掺杂着两种语言交谈了起来,他告诉我,他将在明年去中国留学。

当天深夜,巴士驶入了堪萨斯车站,这里出现了一片混乱。因强大的暴风雪降临,美国东部、中西部等,许多地区的机场都有关闭了,原来将乘飞机在我们头顶上一掠而过的旅客都涌入灰狗巴士车站;原先将自己开车旅行的人们也因安全问题改变了计划,加入了我们的行列。车站里,送客的、接客的,男女老少,人山人海。人多车也多,只看见一辆辆加班的空车进来,又满载着旅客离去,车厢的过道上也挤满了人,许多班车因大雪而脱班了。许多人找不到自己应该搭乘的班车,这是我在美国第一次看到的混乱景象。

第二天晚上,巴士驶入美国的南疆。气温明显上升了,大概是凌晨两点多,我突然被细微的声音吵醒,巴士不知什么时候停在一个检查站。几个全副武装的警员围住了巴士。另一级警员打开车身两旁下部的行李箱,用警犬检查毒品。其中一个警员登上了车厢,手电筒灯光照在过道的地板上。

“不是美国公民的乘客请举手。”他用英语和西班牙语各讲一遍。

美国西南部是西班牙裔的天下,俗称墨西哥人。非法移民特别多。我举了一下右手。这位警员走到我面前,“我是否可以看一下你的护照?”

我没有带护照,这次旅行我没有打算去墨西哥,所以没有带护照。我身边只有明尼苏达大学的学生证和加州的驾驶执照。

“按移民法规定,外籍公民不带护照可以处罚监禁一百天。”他在吓唬我。没有谁会随身带着护照到处跑,这里还是美国。我十分镇静,我有合法的外国学生身份。我不想和他争辩。以免说漏了嘴被当作法庭上的证词。美国官场那一套,我还知道一些。警察要敢胡来我可以到法庭告他,要求政府赔偿。

我走下车跟着一个女警官走进一所小屋,女警员让我把姓名、出生年月日、入境日期、地点和社会安全号码都报给她,然后她打了下个电话就走到隔壁房间去了。大约五分钟时间,她回来对我说,你可以走了。她用电脑核实我的外国学生身份。我略带歉意回到车上,耽误了大家的时间,我心里想。巴士继续向南方驶去。

到了埃尔帕索以后,阿琨告诉我:这里和墨西哥隔一条河,大桥对面就是墨西的瓦里斯城,公路上时常可以看到绿豆色的移民局捕获人的警车。还真有中国学生在马路上被拦下检查证件。

坐巴士查得紧,坐飞机就查得松;北上时查得紧,南下时就查得松。半年以后,我终于有机会带上护照,和阿琨以及她的室友一行四人到瓦里斯走了一圈。当我们站在桥上时,眼见几个墨西青年男女蹚着过膝深的河水,在这光天化日下走向美国国境线这边的一个铁丝网的破洞口。

当我有了自己的汽车后。就再也没有坐过灰狗巴士。后来在报上看到,因司机罢工经营亏损,灰狗巴士总公司终于关掉了部分产业。

062赌城结婚

那是1991年,我春季毕业。正逢阿琨放暑假。我俩打算乘这机会把婚事办了。在上海时,我就反对俗套的婚礼形式,宴席桌上呐喊灌酒,新房里面出丑表演。什么几大件,什么三十六只脚,幸好我们摆脱了那个环境。这里不存在什么人言可畏。我们只希望把婚礼办得有些浪漫情趣。鉴于阿琨只有一个月的假期,她还得回德州完成学业,我们挑选了这个简短的结婚方式。

内华达州有世界闻名的赌城——拉斯维加斯是最有浪漫气息的城市。

拉斯维加斯每年约有六万对佳偶在此举行结婚仪式。其中包括许多显赫的超级明星,例如:伊丽莎白?泰勒和李察?波顿,丽泰?海华丝和玫?考琳丝等等。我们订下了两张去赌城的旅游车票。

拉斯维加斯(Las Vegas)原是西班牙文意为(辽阔的原野)。早在一百多年前,人们为了保证新开通的邮路,在此地建筑了一座城堡。20世纪初,这里又成了盐湖城到洛杉矶的重要铁路中途站。1931年,该州的赌博城为合法行业。因而赌场林立,吸引了附近的许多赌徒。二次大战期间,建筑材料紧缺。帮派头子本杰明?西格尔却搞到了许多建筑材料,并在当地建造一座以他女友火烈鸟(Flamingo)命名的赌场旅馆。虽然西格尔最后在洛杉矶的帮派械斗中丧生,但是他却成为赌城发展史上的一个富有浪漫色彩的英雄人物。影片《疯子》(Buggoy)就是根据他的故事改编的。

旅游车从洛杉矶到拉斯维加斯四个多小时。路上要经过很大的一片沙漠。炎热的天气把偶尔出现在的一些植物都烤焦了,野草也是棕灰色的。棕灰色的平原是沿途数小时的主要景观。

快到了。车厢里的气氛突然热烈起来,前面沙漠中如海市蜃楼般地出现了一座城市。五彩缤纷、光怪陆离的建筑在阳光下争奇斗艳,如同一个神话世界。

下了旅游车,我们走进了一个金碧辉煌的阿拉丁大酒店。赌场显示了极大的诱惑力,一行行吃硬币的老虎机,一排排半圆形的赌桌,各种颜色的人潮流动着,硬币从老虎机里掉落的撞击声……

在拉斯维加斯就要“失去薪水”(Las Vegas和Lost Wages发音相近)。服从朋友的劝告,我们也在赌资上投了一个上限。每人就玩五十元,输掉了决不可以追加。在旅游车上我们就把赌资放在一个专门的口袋里。以避免公私不分之嫌。我先换了二十元夸脱(即二十五分的硬币)。

玩老虎机,虽然有输有赢,但是夸脱的总数还是不断地减少。算了,不玩了,我以前对赌博从来没有好感,甚至把这种行为视为犯罪。一会儿,我赢了不少,阿琨双眼紧盯着老虎机旋转的数字。她手中的塑料罐里的夸脱明显比刚才多了,我也忍不住向站在我背后的服务员又换了二十元夸脱。也许下一次我就能赢。就在这二十元快全军覆没的时候,我无精打采地塞进了一枚夸脱。我拉到了三个,老虎机里连续吐出数十枚夸脱,听着这丁零当啷的声音响了一阵子,是很过瘾的。这次假如塞三枚夸脱就好了,这一下就能赢一百多元!我觉得很后悔。

“不是说过,见好就收吗?”阿琨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我的后面了。她似乎也后悔没有见好就收。前后不到两个小时。我们的赌资全部喂了吃角子的老虎机。老虎机真精,吃得多,吐得少,我作了一个小小的测算,每次丢进十元硬币,掉出来的大约就是七元,另外百分之三十一定是进入里面的机关了。老虎机正是根据这种概率设计的。它当然只能赢,不能输,否则赌场这么大的开销哪里来,赌场老板就要喝西北风了。

我俩一边走,一边总结经验。我们还是比较能节制,可不能把办理结婚手续的钱也赔在这里。我身后突然又丁零当啷地响声大作,不知道哪个家伙又丰收了。我俩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赌场。赌场失意,情场得意,我不禁自我安慰一番。

看完歌舞团表演已经是深夜了,整个赌城依然灯火辉煌,我们决定步行去市政府的结婚登记处办理手续。这里的夜景与其他商业城市的夜景有所不同。普通商业城市霓虹灯是以商业广告为主,而这里的街道两旁到处都是霓虹构成的巨大卡通人物、动物和植物形象,还有喷泉、瀑布、流水涓涓……

市政府的结婚登记处也是二十四小时服务的,我们出示了中国护照。填了表格,缴了钱,就领到了一份结婚证书。

“你们要再到结婚礼堂,由牧师举行一个仪式,就是合法夫妻了,恭喜你们。”年轻的白人女职员笑嘻嘻地告诉我们。

赌城市中心的结婚礼堂就如餐馆、杂货店一般多。第二天下午,我们就去了一家叫“世界教堂”的结婚礼堂。我们邀请了在旅游车上结识的两位上海同乡,让他们做见证者和兼职摄影师。

拉斯维加斯的快餐式婚礼教堂
“婚礼是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从有记载的人类历史开始,责任和权利就被加入其中。你们必须牢记自己的责任,消除生活中的黑暗面,使生活更加美好。如果忽略或违背了这些责任,他将不能逃脱深重的罪恶感。今天,按照内华达州的法律,我荣幸地宣布你俩为合法夫妻。祝你们的爱情完美长久。”

《婚礼进行曲》响过以后,主持牧师用浑厚的男低音朗诵了一段神圣的短文。

最后,他在市政府的那份结婚证书上签了名,又换了一份结婚证书给我们。就这样,我俩身穿最普通的T恤衫,短裤,在赌城共同度过了人生最庄严,最浪漫的一刻。

063先生存,后发展

加州的劳工法规定,员工的最低薪水为每小时四元两角五分钱(1990年)。华人老板付给雇员的薪水仅略高于最低薪水,大部分为五元至七元之间。以每周工作五天,每月二十一天半计算,一般打工的收入在八百至一千二百元之间。普通小家庭糊口固然没有问题。收入低,税也缴得少。我必须暂时放弃自己的专业,先生存,后发展。最直接、有效的生存办法就是打工。在华人社区找工作可以相对容易一些,我希望找一份尽可能今后发展相关的工作。我开始每天买报纸,看招工广告,这也是一种学问。

首先,那种长期见报的广告往往并不急于招人,有些公司只是为了收集一些储备人才的资料,或给自己的员工施加压力。好好工作,否则说不定哪天我就要换人了。有一次,我看到一帧美术设计公司的招聘广告,这家公司的老板我认识,我直接开车到了那里。

“请坐,”他见我以后,面有难色地告诉我,“我们不是真的要招人。因为我们的竞争对手在登广告,所以我们也必须登广告。”

此外,那些说得很好的听的广告也得小心。诸如什么好的发财机会,月入八千。招聘各类人才,经验不拘,等等。说不定你先花些钱买他们的资料,商品,或者付培训费,甚至要求做色情生意。记住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招聘推销员的广告常见。公司一般是不是付给薪水,而是看员工的业绩情况,按百分比酬付佣金,所以等着领薪水付房租的人是不宜去应征的。这种工作需要积极主动、良好的沟通能力、百折不挠的意志、长期累积客户以后,才可能逐渐达到较高的收入。

另有一次,我去应聘一家贸易公司的美术设计师。见面后,那经理指定内容要我设计几个图案样稿。过了几天,我把设计稿送去。他看了许久。最后告诉我,你先回去,我们会和你联系的。走出公司大门,我觉得上当了。贸易公司并没有必要为偶然需要几份美术稿去雇佣一个专职设计师,他很可能把我的设计稿拍了照再寄还给我。果然,几天后我在信箱里见到了寄回来的设计稿,信封里甚至没有任何说明文字,他可能以一条招聘广告的费用来代替支付美术设计稿费用了。

应聘面试是一个关键,应聘者的外表形象,个性素质以及经历很重要。应聘某些非专业性工作,对方不一定要看你的学历表,只要你的各方面条件,以及对薪水的要求和这个工作吻合就可以了。许多公司甚至找一个搬运工、清洁工都希望有经验的。公司不愿意花太多的时间去培训新员工,所以第一份工作最难找。反之,资格过老,学历很高,人到中年,社会经验太丰富,老板也许不敢雇佣你。他觉得付你的薪水较低不合适,不知道明天会不会跳槽,且难以控制你,甚至说不定哪一天你的口袋装着他的公司机密,自己找机会和他竞争了。

这种招聘面谈的方式是我第一次遇到。一天我和一家公司经理通了电话,他说要请我吃饭,在餐桌上,他向我询问了许多丝网印刷的技术问题。“你为什么不自己开一家公司?”最后他满脸疑惑地看着我。去打工也要有心理准备,许多原先在国内身居要职,养尊处优的中国人无法适应美国社会,原先的专业技术这里用不上,又放不下架子去打工被人使唤,那是很痛苦的事。在美国,硕士、博士生在餐厅打工并不罕见,要勇于为五斗米折腰。要正视现实,好汉不提当年勇。再有,我们从小被教育,资本家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因此很容易造成于雇主间的对立情绪和自卑心理。

事实上,雇主和雇员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还是平等的。首先,是双向选择,你可以随时开除我,我也可以随时离开你。其次,是交换关系,我用劳动交换你的工钱,这可以说是相互利用,也可以说是相互帮助。但是出卖的只是劳动力,而不是自尊或人格,没有什么失面子。假如你满脑子阶级斗争的话,觉得自己在受剥削,也许你什么也干不了。此外,工作一定要尽心尽责,做任何事都好像是为自己做,要认认真真,死心塌地去做,哪能怕是扫地,也要扫得干净。哪怕一小时以后你就打算离职,也要干好最后一分钟。这才是较高职业道德。老板也会对你恭恭敬敬。

当然,假如你觉得老板素质差,太刻薄或合不来,在这儿干不下去不合适,不舒坦,那就立刻走路,另谋高就。那时我同时打两份工,我在一家公司五点钟下班,在另一个公司六点钟上班,一直干到晚上十二点。从这家公司到那家公司的路上,每逢红灯停车的时候就是我的晚餐时间。每次停车啃几口面包,到了目的地,晚餐正好结束。我常常跳槽,目的是要多学一点经验,为自己今后发展打基础。我先后在画廊、摄影公司、广告公司、礼品公司、招牌公司和美术设计公司等十来家单位打过工,大部分工作是短期的,项目完成或旺季一过就离开了。一些工作是老板解雇我,一些工作是我开除了老板。

有时候,我和老板高高兴兴送别,日后还是朋友;有时候,我和经理吵吵嚷嚷分手,日后还得追讨欠薪。

我是否可以和你合作?有的老板已经很难继续给我发薪水了。合作,意味着暂时没有薪水,以后公司盈利了两人分成。我等着薪水付房租,只好和他分手了。

“我知道这份薪水很委屈你,可是公司不赚钱,你也看得出来。”当我要某经理履行当初的加薪许诺时,他表明了他的处境,我又离开了那里。据说,生物学中有一种细胞分裂繁殖的现象,用这现象来形容当地的小公司诞生是太贴切了。昨天,这家公司里干了两年的雇员突然辞职,在另一处开设了一家新公司。这些小公司开得多,关得也多。我也想试一下。

064开业之初

有些人把做事赚钱的人们分成两大类:第一类为上班族;第二类称为老板族。上班族——即受雇于人,每天按时上下班,每月按时领薪水。老板族——就是自己策划、经营一个企业、一家公司,自己筹集资金、承担风险、享受利润。许多有志于创业的美国人都显得比较早熟。他们在大学里半工半读,当售货员、推销员等等,学习专业知识,培养商业头脑。一般在三十岁左右都可以在事业上建立起较好的基础。而我,年近四十,一切刚从头开始,手头没有资金,适逢美国处于数十年来罕见的经济不景气。

我阅读了一些有关创业、开办公司的商业书籍,对商业形式以及可能出现的问题等等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做老板和当将军是相通的,你有可能兵败如山倒,一夜之间全部投资化为乌有;你有可能势如破竹,攻城克地,不可一世。成败之间,除了天时地利的因素之外,指挥者的能力是很重要的。你必须具备收集信息情报,分析各种现象,减低风险,懂得运用战略战术,能攻能守,主动积极,并具备不屈不挠的毅力等等。创业是个人理想的延伸。

我在日记本上记下了“现实创业梦想”这句话。我学习商业中的游戏规则,一家公司从开张那一天起,就如一个婴儿出生,只要好好照料,小公司就可以稳步成长,小公司可以变成大公司。然而,你要有风险意识,特别在是在公司不断扩张的时候要小心,飞得越高,摔得越惨。我尽可能对自己进行一次全面客观的优劣势评估:我曾在工艺美术厂工作过十年,对商品化美术不算陌生;也在十多家当地的公司里打过工,累积了一些美国经验。还有一个美国的硕士学位,英语不算十分流利,但一般沟通没有问题。我最大的弱点在于缺乏丰富的商业经验、商业关系和雄厚的资本。

我的公司命名为“AZ美术工作室”,按英文字母排列,“A”是第一,“Z”是最后一个,所以“AZ”意为包括一切,企业的经营范围也确实很广,我把自己能做的美术工作全部罗列其中,中西绘画,陶艺雕塑,舞台布景,美术设计,丝网印刷,招牌广告等等。这类美术服务为主的综合性美术工作室,在洛杉矶的华人社区还算第一家,希望能够扬长避短,出奇制胜。我的目标是先做个试探,假如今后某一两种业务扩大,就重新调整,另作取舍。

1992年1月初,当我到市政府去注册我的公司时,我所有的现款仅四百多元。好在搞一个美术工作室的投资可大可小,我就从住家办公室做起,我在邮局租了一个信箱为公司的通信地址。

企业名称要登过报纸才可能在银行设立公司账户,请会计师办理这个手续要付三百元。我自己打电话,找到有关机构商税务局申请了一份零售税务许可证。这不仅为了省钱,也可以了解一些游戏规则,遇到复杂的零售商税务表格,我就上门请专业的会计师协助我填写。

我先后添置了寻呼机、打字机和传真机等办公必需品。没有足够资金在报刊、电台和电视台等媒体做广告,我就自己动手,设计和印刷了一些传单和明信片形式的宣传品,大批向有关企业邮寄。随后,《国际日报》《世界日报》也先后为我发了新闻。

不少美国人身兼数职:一边自己做老板,管理企业;一边在某大公司当雇员或推销员。我的企业刚成立时生意较清淡,我就利用空余时间去画廊打半工,我在画廊每星期做十个小时,其他时间就处理自己的一些事务,我很想多学一些画廊运作的经验。

“这几天我一直观察你,你不像打工的。”那是我在画廊里上班的第二个星期。我刚做完一只镜框,画廊老板突然站在我身边,认真地对我说。为了打工,我隐瞒了自己办公司的事。得掩饰自己某种气质,我不能显得太能干,有时候甚至要装聋作哑。许多老板不喜欢过于精明能干的人。我假装没有听清他的话,用带问号的眼神看着他。

“你的脸相,从鼻子到额头都长得非同一般,你将来会很好的,不定是艺术,也许是权力,从四十四岁开始,我不会看错的。”画廊老板自信很会看面相。以前也曾有人说我下半辈子会很有钱,可是我年近四十,至今还是两袖清风,我只有啼笑皆非了。

“嘀,嘀,嘀……”说话间我腰间的寻呼机突然响了起来,早上出门我匆忙中忘了把寻呼机调到震荡挡。寻呼机的声音泄露了我的天机。在当时的风俗看,寻呼机对于一个打工者而言是种奢侈品。我看画廊老板差一点没有惊叫起来,他那张大的嘴过了好一会儿才恢复原先的形状。第二天,我就再没有去那里上班了。

065兼职推销员

美国的大部分政治人物拥有法律学位,而许多企业家却具备推销员的经历。在美国,推销员是商品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这里有走街串巷、挨户敲门的室外销售员,也有运筹帷幄、咫尺天涯的电话推销员,更有每天拥进你信箱的促销邮件(Junk Mail)。

我是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成长的,又受到过儒教文化中士大夫自命清高,轻视商人的思想影响,看不起唯利是图、铜臭味很浓的生意人。每当自己与别人一谈到价钱的时候就会口齿不伶俐了。这些陈腐的观念和习惯,近年来虽有改变,但是对于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所应具备的素质还相差很远。

我很想利用一部分时间兼任推销员,学习一些推销商品和谈生意的技巧。我知道自身的许多弱点。在担任推销员的过程中,我可以学习怎么寻找客户,怎样谈价钱,怎么签合约等等。一位朋友介绍我去找某报社的广告部陈经理,说是报社正在招聘工商记者。那位陈经理和我以前曾经有一面之交。

美国的报纸每天都有几十页的厚,也不过卖三五十分钱。报社的主要收入是依赖广告。工商记者实际也就是广告推销员。这里工商版的新闻大部分是有偿新闻。今天贵公司和报社签订了合约,刊登了一个月的六单位版面尺寸广告。报社就为你发一条工商新闻,吹捧一下。文章结尾处还登上贵公司的地址、电话和联系人姓名,以便读者联系。广告版面的订单越大,时间刊登得越长,新闻版面也就越大。反之,你不是报社的广告客户,而想让工商版给你做宣传,免谈。除非贵公司真正发生了有新闻价值的重要事件。

“很欢迎你能加入我们的队伍,你能写稿子,拍照片,又会广告设计,我们很需要这样的人才。你可以一边谈生意,一边把客人的广告草稿当场画出来,然后再配上新闻稿,甚至优美的照片,客户就会笑得合不拢嘴了。至于拉生意,谈价格等问题,我可以专门训练你。”我觉得自己不是做生意的料。陈经理给我介绍了许多广告推销员的作业情况,专业规则等等,又不断鼓励我:要有信心,不同气质的推销员,可以拥有不同的客户。从美术专业的学生到广告推销员,这两者所需要的气质是截然不同的。我需要改变一些本性,要学会口若悬河,积极主动,以及圆滑的演技等等。无论做哪一行,都必须Do My Best(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我看了许多有关推销员的书籍。记得一本推销员手册中写道,“被拒绝”只是推销的开始。特别是书中提到的推销员应克服的一些自身弱点,正击中我的痛处。诸如过于自尊,内向,以及许多消极的态度和想法……书中把推销员比做炉子,把客户比作一壶凉水,意思说,只要推销员有足够的热量,就可以把客户煮得沸腾,那从水壶里冒出来的水汽,就是推销员的利润了。

开始几天,我仔细查阅了这份报纸的广告专栏,发现了自己熟悉的不少公司,已早是报社的客户了。报社有专门制度保护推销员建立的关系。这个客户属于你的,其他推销员,甚至主管经理都不能抢走属于你的客户。虽然说这种先入为主的行规保护推销员的利益,但是对于后来的推销员,却是很大的障碍。我收集了大量报刊、电话簿和其他信息来源。每天打一个多小时的电话,试图寻找一些新的客户来源。例如企图开发华人市场的美国人公司。这时候常常出现的问题是:那些大公司的主管是从不直接听电话的,秘书小姐很有礼貌地挡了驾:“请教你的大名和电话号码,我让他回来以后给你回电。”遇到这种情况,十有九次是没有回讯的。我决定直接登门,推销员的行头是很重要的。当你和别人面对面坐下时,两者中自然形成了一种孰优孰劣的气势。

我换上了西装,提着公文皮箱,这身打扮赴美以后还是第一次。不过,我这样至少可以在心理上和客户间产生抗衡的作用。有一次,我开车到一家汽车公司去推销广告,这家公司的经理和几位推销员一起笑嘻嘻地和我打招呼,原来他们看到我的那辆70年代的旧车,以为我是去买新车的顾客了。从此以后,我去谈生意总是把这个旧车停得远一些,以免被客户看见,损害自己的光辉形象。

编织自己的客户网是需要相当时间的。快则三五个月,慢则一两年,才可能有点起色。我在这个家报社干了没很久,也算有了一些成果。然而,我自己美术工作室也接到了一些生意。我没有办法去报社露面了。

“我希望你能在报社做全工,我可以给你底薪,拉了广告你再可以提成。做半工是不能有薪水的。”陈经理劝我每天早上到报社去一次,汇报工作进展。我无法放弃自己的生意,只有退出了这个“推销员教室”。不过,我还是学到了不少知识和经验。

后来,我从洛杉矶到硅谷,又兼职当了电话公司的周末推销员。AT&T、MCI和SPRINT三家电话公司的激烈竞争,给广大用户带来不少优惠。特别是为双语亚裔人士带来了就业机会,几乎旧金山湾区的所有亚裔活动都有可以看到三家电话公司的摊位。我先为MCI做,没多久,又去AT&T工作。AT&T湾区周末推销员有两个小组,我们这个小组总共有十来人,其中有韩国人、越南人、新加坡人、马来西亚人、菲律宾人,当然也有中国人和讲广东话的中国香港人,每个人至少可能使用两种语言。

我通常使用英语和汉语,偶尔也有机会使用上海话。第一次见到那些二十岁左右的同事们,我暗暗吃惊,这些娇小,稚气未脱的大学女生们,也能当推销员?

然而在拿着表格和客人们接触、交谈的时候,她们完全是判若两人。她们善于全力抓住猎物不放,丝毫没有女孩子的羞羞答答的模样,直到对方在那张蓝色的合约书上签字为止。

不同年龄,不同层次,不同民族的顾客有不同的习惯,就需要不同的方法交流,沟通,这是当推销员的特殊学问。

066我的第一辆汽车

据1990年代初的统计,美国每年消耗的汽油占全世界总量的百分之四十九,因此有“车轮上的美国”之称。洛杉矶每天因上下班在公路上跑的汽车据说是五百万辆,居全美之冠。洛杉矶的高速公路四通八达,公共交通却十分落后,马路上连出租车都看不见。汽车是生活、工作的必需品。有了汽车,时间和空间都在缩小,人的活动半径明显广大,也由此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汽车文化。各种驾驶者不用下车就可以购物办事的服务应运而生。诸如:汽车餐厅,汽车银行,汽车电影院等等。

记得小时候,我曾在上海钢铁十厂亲眼看见一位姑娘在操纵一辆吊车,她那纤细的手指轻轻地摆弄了几个按钮,抓起成吨的铁条。那时我吃惊又好奇,这种能量的转换,使人类获得了多大的力量。喜好驾驭,控制任何庞大的物体,大概也是人的天赋本性之一。

1990年,我在洛杉矶打工时,省下了一些钱,向同住一套公寓的一位五十多岁的台湾朋友老黄学习驾驶,他当过职业驾驶员。他不仅向我介绍了那些基本交通法规,还曾给我讲述了许多美国社会的汽车文化和现象。

“养成良好的驾车习惯最重要。看到行人过马路,你在五米以外就必须停车。你必须要防备有人突然跌倒在你的车前,赖在你身上要你赔钱。在美国,曾经发生过许多通过车祸敲诈钱财的事件。最常见的就是在正常行驶中你前面的那辆车突然刹车,你在后面防备不及撞上了他,你就是全责。不过,他们专门找那些豪华车敲诈,你开这种破车人家反而怕你。”

“行车时不仅要知道如何避免车祸,避免被撞,还要懂得礼让。你要时时考虑到行车时会不会吓到车内乘客,会不会吓到行人,会不会吓到周围的车辆。汽车换线时插入旁边线道,你也要考虑到会不会吓到旁边或后面的汽车猛踩车闸。总之,你必须学会礼貌行车。养成良好的驾车习惯。”

“停车时要时刻想到汽车的停放会不会妨碍别人。不要‘恶狗挡道’,不要做‘垃圾虫’。”

“发生车祸后,不要争吵,有理到法庭上讲。当时主要是收集证词,证人,以及互换资料:抄下对方的汽车牌照,驾照,保险等资料就可以了。美国很少看到人们吵架的。”

“接人送人应该让别人在最方便的地方上下车。”

我最吃惊的是美国十字路口的“四向停车线”(FourWay Stop)先到先行的行车规则。每辆车都会在停车线前停下。这里没有警察,却也看不见抢道,违反交通规则的人。

“美国的车祸律师们都提供24小时的热线电话,号称得不到赔偿分文不取。通常的行规是:得到赔偿以后,当事人、律师和做医疗鉴定的医师每人三分之一。所以,在美国一定要有自我保护意识。”

“据说有一次电视台也报道了。那是一个星期天,路上车辆不多,有个家伙开着一辆破车,车上坐了好几个老人。他突然在一辆十八轮子的货柜车前煞车了。大货柜车有惯性,撞上了他的车尾。被撞坏的后车厢里露出好几个旧轮胎。还好一个过路的驾驶员愿意作证,认为前面这辆车有故意制造车祸的嫌疑。结果,保险公司一查,发现他以前曾发生过两次相似的车祸,并获得了赔偿。而且,这人还曾经是一个警察……”

 

我的第一辆汽车,1971年的八缸Oldsmobile,摄于1991年

我的第一辆汽车是住在亚里桑那州的我妻子朋友送的。这是一辆1971年产的美国奥地斯姆比尔(Oldsmobile)八缸大车。车身钢板厚得像坦克一般。车子马力大,耗油也多,人称油老虎,是轿车中最笨重的一种。进入停车场往往要倒退一次才能避免碰到左右两旁汽车。这类汽车在公路上已经很少见。

车子的男主人对我说:“这辆车是我的小老婆,有着特殊的感情。”说的也真是,他的这小老婆还真常常撒娇。天气热一些,跑得时间久一些,她也许就会“中暑吐黄水”了。当时我拿到驾驶执照以后并没有多少经验,硬是把这辆车从亚里桑那州的吐桑开到了洛杉矶。我担心这辆二十年的老爷车会在前不巴村、后不靠店的公路上躺下不动。更担心自己生疏的驾驶技术,撞上别人就惨了。

从吐桑市到洛杉矶跑了十来个小时,一路上,有时我觉得这辆车在转弯不听使唤,走偏了车道,压到了白线;换车道时自己又常常犹豫不决,车速控制不佳。周围的汽车驾驶员在不时地按喇叭骂我,我妻子却在后座睡着了。我们总算在入夜以后安全地到了家。

第二天早上,我打开房门就发现了我的第一张“罚单”。那是我邻居贴在我的前车窗上一张纸条:“这原是一个可停放两辆车的位置。请将您的车往前或往后移动一下。”

刚开始驾车的几个月,我总是有一种恐惧感,好像随时都有可能大祸临头。每次跨家房门就觉得松了口气,“今天总算安全地到了家。”后来这辆车竟然像林黛玉那样常常病倒了。

我有了自己的第一辆汽车,独自把着方向盘以七十多英里的时速沿着蜿蜒起伏的高速公路奔驰,或穿梭在建筑群中,欣赏着悦耳的音乐,那种舒坦和兴奋的心情,掺和着新手上路的那种紧张情绪,真是一言难尽。

我在洛杉矶时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我将旧的住处退掉了,可是那房东却迟迟不肯将600美元押金退还给我。没有钱支付新住处的押金,我没处投宿,只好暂时在这车上睡一晚,准备第二天再去找房东要求退还的押金。“轰……”的一声。我突然被汽车的撞击和剧烈的晃动而惊醒。睁眼望去:天蒙蒙亮,四周什么人都没有。抬头看到剧烈晃动的电线,我意识到这是地震。看了一下手表,大约是早上六时。这是我第一次遇到地震。

有一次在一个十字路口。我踩了一下煞车,她竟然心脏停止跳动了!这种电动方向盘的汽车熄火了,电源就断掉,同时煞车和方向盘全部失灵。眼看着汽车凭着惯性往马路对面冲去,我急中生智,硬是把排挡挂到了停车挡,汽车才一下子停在马路中间。此后的结果可以想象,我请拖车公司把她拖走了。陪伴了我一年以后,她已经不治而去了。她已经为我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不免有几分悲伤。

我很喜欢开车,也学了一些汽车保养知识。有一次,我在一家汽车零件公司找到一份工作。那天早晨开始营业,老板让我把一辆手排挡的卡车开出车库。我一下傻了眼,我根本就不会开,汽车一发动,轰隆隆地挣扎几下就断气了。那老板见到以后脸色可想而知,我当场就离开那家公司,并发誓要买一辆手排挡汽车,我要征服手排挡汽车!此后,我真的买了一辆手排挡的汽车,也当过一段时间的专职驾驶员,整天开着货车在高速公路上跑,我也曾有机会开过不少不同的汽车,卡车,十五座的客车,豪华的宝士轿车等等。

有了汽车,邻居关系也因汽车的铁壳相隔而显得疏远了。邻居间常常是只识其车,不识其面。引擎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汽车还被视为了住家的一部分。出门在外,只要进了车门就如同回到了自己的家,除了灾难性气候,一般无论刮风下雨,无论酷暑严冬,在汽车里并没有很大的区别。

有一件事让我啼笑皆非。我的朋友喜欢为他那在中学里上学的儿子念些中国古诗词。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哈哈哈哈。”他的儿子突然笑得前俯后仰,最后忍不住走到我身旁问我:

“怎么古人也会在汽车里做爱?”

067与警察打交道

美国的警察装备齐全,看上去特威风:手枪,警棍、手铐和对讲机是必不可少的,外加皮靴等,据说总重量达十多公斤。美国人有一种观念:警察是纳税人即普通老百姓养活的,警察的功能是保护人民,服务人民。我曾经在洛杉矶的一辆警车上看到印着一行字“Serve for People”(服务人民)。只要你和他合作,一般而言,他不可能对你非礼。假如你有理或他有错,你可以与他对簿公堂。然而,美国警察具有绝对的权威。假如你不与之合作,假如有人敢与警察争辩是非,那你就犯了“妨碍执行公务罪”,其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与警察打交道还是小心为妙。

美国的警察大小事情都管。十二岁以下的孩子留在家里或车上没人照看,虐待动物,夫妇间吵架,潜在的伤害等等。在美国口出恶言都可能是种犯罪行为。任何时间只要有人拨了911,不需要开口讲话,警察局马上就可以知道你在哪里,并通知附近的巡逻警察敲门找你。五分钟之内必定有警察到达现场。

有一次我驾着那辆旧车在洛杉矶的十号公路上疾驶。当天那车有点异样,左边有些颤抖。一会儿汽车底部发出当当的声音,车身摇晃起来,难以控制。同时,我在后视镜里看到红蓝两色的警灯在闪烁。

美国交通规则规定:驾车时,当你看见任何警车,消防车,救护车等亮着警灯的特种车辆,你必须立即将汽车驶到路边,让特种车辆优先通过。

我踩着煞车,把汽车靠边停在紧急停车道内,警车在我后面停下。一位身穿黑色制服的警官一边向我走来,一边对着对讲机向指挥部报告。也许这位警官看见我的车摇摇晃晃,以为我是醉酒驾车。也许车上的亚利桑那牌照,增加了他的疑心。开破车的人在警察眼中总像个嫌疑犯,至少也令人生疑。

我毫无惧色地打开车门,一边伸手摸我的驾驶执照,一边正面向他迎去。只见那警官突然神色紧张地喊道:

“坐回车里去,坐回车里去。双手放在方向盘上。”他的右手握住了腰间的枪把。我搞不清什么缘故,只好按他的指示,回到驾驶座上,并把车窗摇下。双手放在方向盘上。

“驾驶执照!”警官站在车窗稍后的位置,这好像是警察的职业习惯。

事后,我把经过告诉了室友老黄。老黄说,“你还算好,那警官没有对你产生更大的误会。由于美国警察时常被一些手持凶器的暴徒攻击,所以他们要求被拦截检查的驾驶者坐在车里,双手放在方向盘上,不得随意乱动。上次有一个酒鬼被拦后,东掏西摸想把一只酒瓶藏起来,结果警官以为他在掏枪,就先下手为强,扳动枪机把他打死了。”在超出三分之一家庭拥有枪械的社会里,警官必须整天穿着防弹背心。

他看过我的驾驶执照以后告诉我:我汽车左边的后轮好像出了毛病。他查看了一下我的车轮。发现车轮外层的橡皮脱落了下来。我这才明白为何驾车时左右摇晃。他把驾驶执照还给我了。同时抹去了脸部的紧张神态。

“你是否需要一辆拖车?”他十分友好地问我,又提高嗓门补充了一句,“是免费的。”

“好啊。谢谢你!”我沮丧地望着车胎。虽说我的车子里有备用轮胎,但当是我还不知道如何换轮胎。这位威武的警官用对讲机向指挥部报告了几句,然后对我说:“拖车十五分钟到。祝你走运。”

我目送着远去的警车,不一会儿,一辆拖车公司的大车驶至我前面停下。我告诉他,我有备用轮胎。

拖车司机仅用了三五分钟就把车胎换好了。临走时塞给我一叠宣传品和表格。从宣传品上知道,洛杉矶政府在高速公路上提供一种免费服务:为避免过多的病车躺在高速公路上,他们提供拖车,简单维修和奉送一加仑汽油等。那份表格则是被服务者对此的评价的一种调查表。我勾了一个全优以后把表格投入了邮筒。

068洛城暴乱

一段纪录着1991年3月3日,四名警察殴打黑人金恩的录影带在电视新闻里播放后,引起了强烈的民愤。1992年4月29日,加州法院宣判四名白人警察无罪释放,引发了20世纪美国最严重的一场暴动,其结果造成53人死亡,2400人受伤,约10亿美元的财产损失。

暴乱的另一起因是:不久前一个韩裔杂货店的老板娘发现一个黑人女孩子在店里偷窃后与她发生了争斗。女孩子用书包砸向老板娘而被开枪打死。法官根据店内的录像带记录,宣判韩裔老板娘无罪,就此黑人与当地韩裔结下怨恨。所以,在暴乱中,洛杉矶的韩国城也成了遭攻击的重灾区。

电视屏幕上好几个频道的常规节目都不见了,从早到晚整天播放着冒烟的商店和盘旋的直升机。暴乱的第三天达到了高潮。

这天我的客户要求我赶印制一批尼龙包,而我的临时工场正在韩国城。商约如军令,不按时交货就会有违约的麻烦。早上,我驾车从101高速公路进入韩国城,只看见费芒特大街浓烟滚滚,消防员忙着灭火,警察则在一边维持秩序。马路两旁挤满了看热闹的观众。汽车的时速降低至十英里。

刚过下午三点,只听到屋顶上直升机引擎的轰轰声鸣,我觉得情况不好。昨晚在电视屏幕上见到,只要上面有警察局或电视台的直升机,地面一定会有灾情。这里不能久留,我匆匆收拾物品,锁上店门,赶快驾车回家。

我在汽车发动前,在脑子里温习了应急的措施。诸如:受到攻击时加油迅速脱离危险地带,撞车后立即跑出可能会爆炸的车辆等等。

我的汽车是一辆八缸的大车,重得像一辆坦克,普通的小车不是我的碰撞对手。当我的车驶过四街,转入比佛利街的时候,只觉得马路上人和车都少了许多,街道上宁静得可怕。

上午还是好端端的几家商店,现在已经包裹着浓烟。直升机在头顶上盘旋,一幢韩国店主的商业楼的屋顶上站着两个持着长短枪的人影。由于韩国商店是这次暴乱的攻击目标,而普通警力对此已无能为力了。韩国商人自己组成了武装捍卫队,站在屋顶上自卫。

忽然,一辆汽车呈S形的向我冲来,一霎间已经驶到我的面前,在无法躲避的情况下,我只好踩住刹车等那车来撞我。只见那车里坐着四五个西班牙裔的男女青年,驾车的是一个胖姑娘。她似乎喝醉,头朝着天,张嘴大笑,好像刚打完一个胜仗。

就在两车将相撞前的一刹那,她突然看见了我,大声尖叫了起来,她旁边的那小伙子一把抢过方向盘。两车擦身而过,我立即猛踩油门,从另一条小路绕过了这条布满恐怖的大街。在“砰,砰,砰!”的枪声中,离开了灰雾笼罩的洛杉矶市。

当我拿起电话听筒,向在德州念书的妻子阿琨汇报时,只听见嘟嘟忙音,所有的长途电话都不通,这是我来美多年的第一遇到的情况。

一个月以后,我把工场搬出了韩国城。回想当时,我虽然有三分害怕,却又懊悔那天忘了带照相机,否则可以记录几张珍贵的历史镜头。

这次暴乱一半是洛杉矶警察消极怠工,一半是新闻媒体过度渲染引起的。这次事情暴露了美国社会的许多弊端:诸如社会的族裔冲突,警察行为不当,司法系统中存在的种族偏见,社会福利制度的偏颇等等。大部分暴民是靠社会福利救济养活的闲民,看来每个国家都有一本难念的苦经。

069余教授进了医院

我那忘年之交余老教授终因劳累过度而病倒了。他打了一个电话给我,说是觉得心绞痛,问我是否可以送他去医院。半个小时以后。我把余老教授送到了一家县立医院的急诊室。一位社会工作人员递过一份表格请余教授填写并签名。这份表格如同一份病人和医院的契约书,其中包括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以备治疗过程中发生争执后引起法律诉讼时用。

他接着又询问余老教授是否有医疗保险,并给他一份偿付能力计划的表格。美国联邦政府提供的医疗补助叫做(Medicare)主要照顾六十五岁以上老人。此外,加州也有照顾一般贫穷居民的叫做(Medical)的医疗救济。但目前两种项目申请条件较为严格。偿付能力计划(Abiliy to Pay)简称ATP,是一项专为应急的短期医疗援助计划,例如:怀孕、生产,或其他急性病。申请条件较宽,连非法移民也可以申请。病人的家庭收入越低,偿付的医疗费就越少,甚至可能分文不付。但这项计划必须向就诊的公立医院申请,有效期每次为期半年。

美国的私立医院一般住院花费约为每天一千元,而公立医院的收费就便宜许多。不过,公立医院的各方面医疗服务质量要比私立医院差得多。也许是公立医院的经费有限,也许是公有制存在的大锅饭因素,急诊室里显得拥挤,医生、护士的工作效率似乎也很低。我看见一位黑人护士给邻床的病人注射静脉针,试了两次针头没有进入血管,居然跑开和其他人嘻嘻哈哈地聊天去了。在这所医院就诊的病人大部分来自低收入、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家庭,有些甚至是露宿街头的流浪汉。

一个流浪汉模样的老头大声叫喊着要火柴点香烟。美国大部分公共大楼,学校,办公室都不准吸烟,更何况这里是医院。一会儿又来两名警官带着一个双手反铐着、满头鲜血的男子来就医,他走过的地上都是血滴。那天,我问一个即将出院的黑人,“谁来接你出院,你家住得远不远?”

“我没有家,我睡在大街上——你有一件皮夹克?”他的眼睛里流露出奇怪的目光,难怪他看我穿着一件皮夹克显得十分贪婪。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这所医院的安全警卫三步一哨、五步一岗,甚至进入医院大门时也会被问一下。看上去警卫的人数比医生还多。

余老教授的手腕上被套上一个打印着病人的姓名和病人编号的白色塑料圈,经过整套的身体检查。余老教授的被确定为心血管阻塞,需要手术治疗。不动手术随时都可能发生生命危险,动了手术这心脏将可以继续维护十余年。但是,手术中也可能会有意外,医生把各种可能和利弊都告诉了余老教授。听到要把胸口切开,然后把腿上的血管换到心脏的部位。余老教授听了吓得用毯子蒙住了脑袋。

李先生、王太太,吴老师和余老教授的弟弟都来探望他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轮番做了思想工作。王太太甚至生气地骂他不懂事。这位西班牙裔的高个子医生似乎看出了几份事由,他对我说:请各位不要竭力劝说他,这样不好。他自己的事让他自己负责,假如开刀的结果不理想,是谁承担这个后果呢?只有他自己,没有人可以替代他。我似乎从医生的话里悟出某些事情在东西方观念上存在的差别。

在美国,大部分药品是要凭处方才能购买的。药品直接影响病人的健康,假如你不是一位执照的医生,而去建议一位正在发高热的美国朋友服一颗退热药片,那么这位朋友一定会在心里想:出了事谁负责?他可能会责备你这种不负责的行为。

老余终于接受了手术,并渐渐地康复起来。当得知他曾经是中国大陆的某所大学里的教授时,那医生显然是吃了一惊:他是大学教授啊!

直到十多年以后,我才验证了老余的短期紧急医疗援助计划的说法。

那是2002年,我带着几位中国陶艺家在纽约旅行,其中有一位突然腹部剧痛而昏倒在宾馆厕所间的地上,我赶紧拨通了911救援中心。一会儿,救护车到了,我陪着这位仁兄到了医院急诊室。

在医院急诊室的墙上挂着一块照牌,大意写着:无论您的种族,肤色,年龄,性别,宗教信仰,经济能力,我们将一视同仁。

填表,检查,化验,挂盐水等等,折腾了整整一天。诊断为急性肾结石。我估计这医药费少说也要1,500至2,500美元。

“需要付多少钱?”离开医院时我俩有点战战兢兢。

“不需要付钱,你们可以走了。”柜台后面那戴眼镜的中年白人看了一下我填在表格上的中国地址后平心静气地告诉我们。那位仁兄好像捡到一只大钱包,飞快地拉着我跑出医院大门。

070一次小波折

那是一次舞会上的偶然相遇,琳达小姐看了我的名片了以后,随口告诉我:他们公司有大量的尼龙包需要做丝网印刷,让我去和他们老板谈一下。过了几天我接到她的电话,约我到他们公司去和公司老板见面。“你能不能先印个样品?”老板亨利先生一边看设计稿,一边打量着我的神态。“做样品是不付工钱的。”他补充说。

“OK,三天内给你看货。”我用十分肯定的语调回答。这家公司的尼龙包主要是在中国大陆生产的,他们根据客户的要求印上对方的商标,文字,这种尼龙包一般是作为广告礼品,需要量很大。从美工完稿到做版,印刷及网版印刷的整套工艺我都会,可是,这些工具,材料和设备我一无所有。我立即打了电话给以前雇用过我的张先生,请他帮助。

“你随时可以来我这里做,其他问题我们慢慢商量。”张先生当年也是个留学生,从台湾到美国,获得了硕士学位,有修养又极热心。张先生那里设备十分齐全。我去专门商店买了一些工具,材料,就在张先生那里干了起来。据我所知,当地的一些丝网印刷公司把版子送到专业公司印刷去加工,请专业公司加工做版在时间和价格上都难控制。我能够借用张先生的设备,就能从头到尾全部自己做,价廉物美,交货迅速,我都能做到,我相信自己是有竞争力的。

渐渐地,亨利先生把原先交给其他公司的网版印刷业务转到了我的手上,结果运输、工作场地都成了问题。我不能再打扰张先生了,再说,他在韩国城的这所场地也因洛杉矶大暴乱打算退掉了。我决定另外去工业区租一间仓库。原先我想租一间带车库的住房,听说在住宅区做丝网印刷不合法。邻居闻到汽油气味可能会去法院告我。到那时候,营业执照也许会被吊销。可是,商业用房大部分租约要签三至五年,这时对我来说风险太大,我估计自己一两年内会有很大的变化。

我终于租下一个带办公室的仓库。不用合约,如要搬走,提前一个月通知。八百平方米的面积对我来说显得大了一些。我陆陆续续买进了一些丝网印刷的工具、材料,还有办公桌、椅子、工作服、货架等等。我在门口挂上了一块自己的招牌。接着我又换了一辆旧的五门旅行车。车厢的后门打开,把后排座位翻倒以后就可以放较多的货物。有时候,我通宵工作;有时候,我请个临时帮手。我好像对丝网版印刷的油墨有过敏,开始觉得自己的气管不是很畅通,不时伴有咳嗽。

琳达小姐几次对我说,她老板希望我去买一台烘干机,这样,印出来的尼龙包的干燥时间就可以缩短到十来分钟。一台烘干机的价格在三千多美元,亨利先生可以出钱。亨利先生想在丝网印刷方面投资,和我合作。我不打算在丝网印刷中陷得太深,我有自己的对陶艺事业的追求,丝网版印刷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有一天我在报纸上发现一条很小的招聘广告,出于好奇我打通了电话。

“我们这家丝网印刷公司是新成立的。主要印尼龙包。请问你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接电话的秘书小姐兴冲冲地向我介绍。

“我有这方面的经验。我做了六七年了。”

“请等一下。我让亨利先生和你谈,他现在就在另一个部门。”听到秘书小姐的这句话,我赶紧挂了电话。亨利先生的丝网印刷部门建立起来了。渐渐地,我的丝网印刷业务越来越少,这是好事也是坏事。说好事,是因为我不能再继续做丝网印刷了,长期下去会毁了我的健康。我希望尽早回到自己的陶艺工作室。说坏事,因为我已经为此投入了一些资金。幸好我还没有飞得很高,所以摔得也不重。

071对簿公堂

我早就有一种预感。这个舞台布景他不想要了。这家公司正在策划、筹备一个大型的商业展览。展览期间兼有饮食部,文艺表演等等,市场开发公司总经查理为使展览能吸引更多的华人,安排了不少东方的表演节目,甚至特地在舞台上搭建一座中国长城的布景。我和他谈了许多次,图纸改了又改,价格降了又降,最后我们以六千元签下了合约。我曾劝告他,这尺寸太大,展览厅里放不下。

“没关系,这布景才二十八尺,高大才能显示出气派,你要把它搞定,可不能到最后说干不了啦!”查理是越南华侨,他喜欢用命令式的口气说话,颇有点军人的风度。在临到展览开幕仅一个多星期的一天清晨,我床边的电话铃响了。

“早上好。”我拿起电话顺口说了一句。

“早,周先生这么早就到公司了?”对方一开口,我就听出是查理的声音了。我的电话有转线服务,当我离开工场以后,有人打这个号码时,电话就会自动通到我家里的电话线上。查理以为我在公司里接电话呢。

“有什么事?”我觉得有点吃惊。“那么,布景你还在做吗?我不想要了,我已经付了四千元了,你可以扣除一些材料费、人工费,余款退还给我。我会请我的律师来和你谈。”中止合同的事很麻烦,合约双方谁提出中止合同,谁就会在经济上损失多一些,项目已经接近尾声。他的律师还没有来,我只能继续做下去,否则的话,他也许会反诬我没有履行合约。电话里的交谈是口说无凭的,法庭上重证据。我感到查理在和我玩游戏。

展览开幕前两天,我按时让一家搬运公司的大货车把舞台布景的各部件、材料和工具一起运到了展览现场。查理显得很尴尬,我终于明白他打算取消这个项目的原因了。展览厅和地面的距离可能是四十英尺,但是,屋顶是斜的,两旁仅二十来尺,这么大的项目竖在那儿很不雅观。当我和两个帮手一起安装布景时,查理故意避开我的视线。

“不好看,这个布景你做得太差了,我限你两个小时内把它拆掉、搬走,否则我就去法院告你!”他突然故意非常气愤地命令我。他想把毁约的责任推在我身上。我没有和他争论,我从车上取来了照相机,把现场的几个角度全部拍了一遍。

“不要拍照,不要拍照!”他显得十分惊慌,不过,在众目睽睽的现场,他还不敢太无礼。拍完了照片,我收拾了工具,把那座即将完成的布景留在那里,就离开了展览大厅,事后回想那场游戏的前前后后,我心里很气愤,幸好我没有中途停止,还拍了不少照片。

一个多星期了过去了,他没有任何动静,我把一张余款支付通知单装进信封寄给了他。四天后,他的秘书打电话给我。

“你真的要我们付那余款吗?假如你说是的,我们会马上请律师与你谈。”她又用律师来吓唬我。查理大概以为我只是一个穷留学生,对美国社会不了解,听到律师、法庭就会脚骨发软。他错了,缺少法律常识的他,而不是我!

美国是一个法制社会,各类诉讼案件和律师在总人口占据的比例都可称世界第一。店主和顾客,房东和房客、雇主和雇员,以及许许多多的车祸和商业纠纷都为数可观。据说加州某一大学校长的手头平均就有八个诉讼案子。大量的诉讼浪费了许多精力和物力。但是同时也教育人们懂得尊重别人,保护自己:雇主要时时想到不让雇员受伤,店主要处处提防不让顾客受损害等等。

记得我在明尼苏达州就学时,房东老太太硬要自己爬上桌子去换一只灯泡,不愿让我帮忙。她显然是恐怕我替她换灯泡发生万一。对于一个没有法制观念的人来说,美国社会处处是陷阱,而对于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来说,法律不仅是自己的有力保障,而且可以作为必要时攻击对方的武器。

想起他那种盛气凌人的模样,我决定去小额法庭告查理。我缴了十五元,另外,付了二十一元给法警,请他们送达诉讼通知书。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我收到了查理的律师寄来的一封信,信中劝我撤回诉讼,否则他将提出反诉,要我归还那笔定金。我通过电话告诉他的律师,我同意撤诉,条件是他仍必须补偿我的部分损失。他不同意,并提出了反诉。出庭那天,我一改平时不修边幅的艺术家形象,穿西装,扎领带。我应该让法官有一个较好的印象,而不是穷汉在敲诈。

今天,我和他,一个大公司的经理平等地站在法官面前。法官,秘书,法警,原告和被告各就各位以后,诉讼双方举手宣誓,在法庭上陈述的一切都是真实的。我向法官出示了合同,图纸,现场照片等各种证据,我用事实向法官证明,是被告终止了合约,使我蒙受了损失。查理显得有些惊慌失措,一会儿说我使用的材料不好,一会说我没有使用防火材料。前后仅十分钟,法官敲了一下木槌,让我们回去等待判决书。大概过了三个星期,我收到了判决书,我将获得一千五百六十二元的赔偿,我估计他不会罢休。果然,我不久收到帕莎迪娜高等法院寄来的开庭日期通知书,他上诉了。三个多月以后,在帕莎迪娜高等法院的走廊里,我和查理又见面了。他没有带律师,我曾担心他会聘请一位善于诡辩的律师,这样的话,法庭上可能会出现一些变数。在美国的出庭律师收费每小时在二百元以上,我当然不敢问津。

“你真的还要坚持下去吗。”他心平气和而直截了当地向我试探。那种盛气凌人的态度不见了。

“早在你的律师第一次和我电话交谈时,我就明确告诉你:一,我同意庭外和解;二,我可以在赔偿数字上作让步,但是你至少还得支付我余款的半数,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我平心静气地表达了我的想法。我知道他担心的是大公司的面子,而我也不想做得太绝。

不知道谁说过,谈判的艺术是妥协的艺术,双方都是赢家,大家都保住面子或基本利益。说实在的,无论你是原告还是被告,无论你是赢家还是输家,诉讼本身是一个消耗时间和精力的事情,搜集证据,分析案件,出庭答辩,等待判决,取得或支付赔款等等。我和他,终于在一位律师面前签下了和解书,他开了一张八百元的支票给我,我们握手但没有言欢。

072玉龙的启示

那年年底,洛杉矶龙凤俱乐部(Bicycle Club Casino)内新开了一家玉龙馆,为庆祝其开幕,俱乐部需邀请一位艺术家在现场创作一条玉龙。经过多次设计,出样和修改,我以四千五百美元和俱乐部签下了合约。玉龙约四英尺长,二英尺半高,二英尺宽,在美国不可能找到这样的一块巨大玉料,玉龙只是用一种混合雕塑材料做成,然后涂上仿玉的颜色。出样期间,俱乐部老板乔治?哈迪提出玉龙需做成十分粗糙的表面,并兼有岩石般的天然肌理。在明尼苏达大学就学的经历告诉我,东西方的审美观具有巨大的差别,中国人讲究精致、含蓄,而美国人追求粗犷、力量等等。

我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将龙和基本形体做完,然后去俱乐部现场完成阶段的造型和装饰工作。当我把做成一半的雕塑运到俱乐部,看见他们已经做好一块招牌。上面写着,龙凤俱乐部特邀了著名的中国雕塑家、陶瓷家周光真制作一条富有艺术性的玉龙,他使用了自己发明的一种特殊材料。

一批批观众川流不息。洛杉矶是一个多族裔杂居的城市,围观者有白人、黑人、墨西哥人和亚裔人,部门经理每隔两三天前来拍一次照片。要加胖,俱乐部老板多次强调。太瘦了,好几位观众和老板有相同的见解。我按老板的意思把龙体加粗。

上色时,我故意将玉龙涂成斑斑驳驳的翠绿色,粗厚的部位涂深绿,细薄的部位涂浅绿,并使之相互自然混合,产生一种天然材料的色泽感。为使玉龙显示出丰富、强烈的色彩,我又在龙体上浅刻,填写了金色的线条,镶饰了各色人造珠宝。

俱乐部老板又要求我把龙的牙齿涂成白色,舌头涂成红色。一个月以后,雕刻完成,我端详着这条张牙舞爪、色彩缤纷的玉龙:这条玉龙并非中国传统中晶莹、精致、典雅,象征皇权的玉龙。用中国人的观念来评价这件雕塑,结论也许是丑陋,粗俗和乡气。

玉龙颇似好莱坞幻想影片中的恐龙却又兼容了现代派艺术的影子。诸如欧普艺术的通俗和怪怖艺术的力量。

这条玉龙并非纯粹是我的创作,而是一件由俱乐部老板、观众交流沟通和合作的雕塑,但是,我很喜欢这条“美国式的玉龙”。

“真好看!”许多路过的美国人赞不绝口。我知道这里可能有百分之六十是美国式的“虚伪”。美国人对任何事情都好话连篇,至于心里是怎么想的,除非是很特别的亲友关系,否则他绝对不会当面吐出一句负面的批评。“让他人高兴”(Make People Happy)是美国人处理人际关系的一大特色,以至于中国艺术家们常常在自己的简介的结尾总忘不了加上一句:“作品受到欧美的国际友人的高度赞扬!”

“啊,这种垃圾也到在这里来混饭吃啦?我做得比他好一百倍!”一句上海话突然冲入我的耳际。是那样的大声!那样的傲慢!

“你说什么?”我抬起头,本能地回了一句上海话。我起先以为那是一位心怀嫉妒的艺术界同行。定眼一看,他只是一个二十来岁的毛孩子。

他见我能说地道的上海话,赶紧加快步伐,拉着他的女友逃走了。

贬低他人,抬高自己,目中无人,无故的自大。如今时髦的话来说:“牛!”这种粗鲁与无礼在美国是很少见的。我真的觉得他很可怜。他的心理上经常需要以贬低他人以维持自己高人一等的感觉。

在东方人等级观念的潜意识中(听说日本人也是如此),两人相遇,首先要观察对方的年龄,财富,社会地位等因素,才决定两人相处时的态度是傲慢还是恭敬。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海外华人常常觉得与老外相处比与老中相处更容易。

073结束实弹演习

我先做丝网印刷,又逐渐开辟了大型节庆,商展美术业务。十六英尺高的作为舞台布景的朱漆大门上镶有金黄色的狮头门环和铜钉。还有十二英尺宽,八英尺高的壁画。十八英尺高的装饰牌楼,大型雕塑等等。同时我也替客户设计商标,广告传单,CD包装等等。

积累客户,建立关系网是每家公司的生存基础。我兼做华人公司和美国人公司的生意。我的名片也兼印成中、英文两种。一般来说,华人的生意容易接,但利润薄,付款拖拉;美国人的生意较难接,但利润高,付款爽快。

有时候,几笔大项目同时签约,开夜工也来不及做,临时帮工又找不到;有时候,连续两三天电话铃没有响过一次。掌握讯息来源,善于选择、购买和使用价廉物美的材料,工具,是生产制作行业的成功与否的关键之一。

购买外州公司的材料工具通常需要这种手续,先打电话聊聊,让对方把订货表格传真过来,我填写完表格后再传真回去,过两天UPS(联合包裹服务公司)就会把所需的材料送到门口。有一次,我订了一批塑料布,在使用时发现短缺了五英尺。后天这个项目就必须完成。我吓出了一身冷汗,赶紧抓起电话质问这家公司。他们一边道歉,一边答应用最快的方式寄过来。幸好最后在第二天的傍晚我及时收到了这批货,保住了这份数千元的合同。

做生意的人很少会将现金保存在银行坐等利息。有了钱,第一想到的就是扩大投资。我想扩大业务,租一个像样的店面,我还计划买一台电脑,买一个辆新的客货二用车,再添置一些设备。还要不断地做广告,报纸、电台,甚至电视台都有应该有自己的广告。起步太慢,资金不足,是一个大问题,必须拿出企业的两年税单,证明企业营运良好,才可能得到银行的贷款。企业要在扩展成长中保证资金周转良好和收支平衡是一个大学问。“潇洒”这个词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美国很少有人会揭不开锅,买牛奶,面包花不了几个钱财,但是做生意时每个月上千美元的房租,水电费,电话费等各种开支,假如你不能按时寄出支票就惨了。这不是童年时代玩家家,玩不起来就分手,这是一种责任,应该付的账你付不出,对方就会切断提供的服务,或者请讨债公司找你,把你的信用记录搞坏。信用记录被搞坏以后,你今后货款发展业务就会寸步难行了。

这种银根抽紧开不出支票的窘态我遇到过一次。我只好拆东墙补西墙,硬着头皮使用信用卡支票。信用卡公司的利息近百分之二十!

这类危机的发生往往是由一个小小的意外引起的:也许是汽车突然坏了,引起一连串的麻烦;也许是预期收到的支票对方没有寄出。坏账的事是经常会发生,遇到新客户最好要查证一下对方的信用。遇到大笔生意要特别小心。一位前辈告诉我:大笔生意甚至不要去接。小钱,人家一般不会赖账,大笔数目就可能会出问题。也可能你帮他完成了项目,而他的公司却因经营不善而倒闭了。

在第一年,我的美术工作室营业额仅两万美元。扣除各种费用开销,我的收入并不比一般打工者的收入强很多。但是,那种自我的主宰,自信和自由的感受和乐趣却是难以言表的。一年来所学到的许多游戏规则,也是十分可贵的。我深信,凭我学到的知识和经验,我可以管理一家相当规模的公司。

在洛杉矶是找不到百年老店的。一成不变的十年老店,大概也很难找到,如果有,那也是个发育不良的孩童。一般来说,一家公司开张以后三五年总会有所变化,或夭折了,或成长了。开张、关门,换老板,搬家或增设分店,商业界充满了变化。我意识到,我那小作坊形式的企业很难在现有的基础上产生突破性的发展,了不起维持一种小康水平。每天筋疲力尽地工作太辛苦。我需要充电,需要重新调整方向,我估算了多方面的得失利弊,决定重砌炉灶,蜕壳成长,或说破卵化蝶。我的这一场历时一年零两个月的实弹演习以后,终于宣告结束了。我希望将来能设立一家综告性的陶瓷艺术公司,运作于东西方之间,成为沟通中美文化的桥梁。

074移师硅谷

阿琨于1992年夏天毕业以后到洛杉矶半年多,一直没有找到她专业对口的工作,只能隐瞒自己的硕士学位,在一家华人的电脑公司打工,每月收入仅一千美元。假如她能找到自己的专业工作,年薪开始至少就是三至五万美元。

她以前复旦大学的同学小朱,在硅谷找到了工作,夫妇俩在一家电子公司做了一年多,付了头款,买了一幢数十万元的新房子。我们决定先去硅谷侦察一下。

 

在1990年代,假如以美国加州为国民产值的计算单位,加州可以排列世界第六。南北加州比较,北加州的经济比南加州高出很多,因此北加州曾经扬言要与南加州分手。北加州以旧金山湾区最繁华。湾区的西北边是旧金山,东北边是奥克兰,南边就是赫赫有名的高科技中心——硅谷(Silicon Valley)。硅谷位于旧金山以南,两地相距约一小时车程,三面是山峦起伏,北面是旧金山海湾。由于位于旧金山海湾的南面,故又称“南湾”。

北加州的经济又是以硅谷的高科技贡献最大。硅谷是以圣荷西(San Jose西班牙语发音)为主的十来个大小城市所组成。凭借斯坦福、伯克利大学及圣荷西州立大学的科技力量,以及冷战时期国防工业的大量需求,硅谷成为美国电子工业的发源地。许多电子工业的大公司总部都坐落在这宁静优美的地区。诸如苹果电脑公司,IBM公司,惠普公司,英特尔公司等。

你没法想象,看不见喧哗的人潮,看不见高耸的摩天大厦,就是那些并不起眼的三五层的楼房里,其经济产值可能富可敌国。据说在2000年前的经济高峰阶段,这个地区每天都可以诞生60个百万富翁。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创业,创新,不断创新。在硅谷你就可以嗅到这种创业气氛和进取精神。在这个高科技地区也有不少华人。据说华资的电子公司约有四百多家,华裔科技人才约有两万多人。这里的华人相当部分是有硕士、博士学位,操着流利英语的电子公司的高薪职员。和洛杉矶相比,这里看不到特别集中的华人商业区或住宅区。

为了阿琨的事业,为了她能够在专业上有所发展,同时也可以避免我在创业过程中经济上的后顾之忧,我们决定移居硅谷。这样的话,就不至于两个人的硕士学位都浪费掉了,假如今后能形成一守一攻的结构,即她的薪水维持日常生活开销,我的收入作为创业和发展,这可谓最佳配合了。

放弃自己两年多在洛杉矶建立的关系,放弃苦心经营一年多的美术工作室是很痛苦的。我为此犹豫了好几个月。我也不得不为自己的事业发展考虑一下。一般说来,大城市比较繁华,机会多,活力多,比小的城市更容易进入美国主流社会。从长远看,我也不甘心在洛杉矶的那个小作坊形式的美术工作室,我想找机会轰轰烈烈地大干一场。通讯发展,时空缩小,居住的地理位置已经不十分重要了。到了被称为“文化沙漠”的硅谷以后,我需要重新调整发展方向,学习新知识。总之,要发展就要不断充电。

075我当职业驾驶员

在美国,特别是在加州,驾驶汽车是最普通生活和工作的必须技能。有一张驾驶执照,多年没有车祸事故,还不能算是个优秀驾驶员。经常去一些陌生的地区办事或游玩,需要非常熟练的驾驶技术。要善于应付各种危急情景,会驾驶手排挡、自动排挡及各种型号的大小车辆,并具备一些必需的车辆保养维修知识,这才是真正优秀的驾驶员。

中国许多驾驶员一边开车一边找路问路的方法大不相同,美国马路上看不见行人,无法找人问路。在美国看地图找路,是驾驶员的必修课。每次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我都会将地图查一遍,甚至用纸画个草图。

美国的驾驶证就是身份证(不开车的老人也可以申请非驾驶身份证)。车辆管理局(DMV)储存着所有驾驶人的车辆登记,驾驶记录,包括罚单记录和车祸记录等资料。

到湾区才半年多,人生地不熟,我决定去找一份送货驾驶员的工作。我喜欢开车。我去车辆管理局要了一份自己的“驾驶记录”。很幸运,领了驾驶执照已有三年,我没有任何事故或罚单的记录。

我按照报上的广告去了两家公司应征。第一家是汽车零件公司,第二家是电子公司。我在汽车零件公司仅做了半天,那天回家听到电话答录机中电子公司经理的来电,我又换了那份新的工作。

那是一家湾区颇有名望的华资电子线路板装配公司。我曾在华语电视节目上见到此公司的总裁、副总裁们!这家公司的规模不小,大小车辆有八辆。从普通房车到中型运货车都有。驾驶员必须在方圆数百英里的厂商企业取货,将材料运到公司,然后将安装成线路板的成品再送回去。

第一天,我出车时由一位老师傅陪同,第二天开始就单人出车了。公司主管交给我一只移动电话和一叠工作单,有送货的,也有提货的。每出车一次,要跑六至十二家公司不等。安排路线和时间也是一门学问,因为每家公司的上下班和午休时间都不尽相同。

打开旧金山湾区的地图,我看到80,280,380,680,880,980,密密麻麻、纵横交错的高速公路号码真有点令人头痛。

有一天清晨,我中了警察的“埋伏”。我在一条很通畅的大道上行驶,刚驶过一个小坡,见有一个警察一手扶着摩托车,另一只手举着测速器在树荫下“等候多时”了。

在限速四十英里的路段开到了五十五英里,我超速了!我立即意识到可能会被开罚单。那警察骑着摩托车慢慢赶了上来,并示意我将汽车停到路边。这是我第一次获得警察的“奖状”。我从此改掉了只凭感觉不看时速表的坏习惯。

我逐渐熟悉了不同公司的情况。有的公司在午饭时间关门,有的公司晚上七八点钟还有人值班。怎样避免吃“闭门羹”,怎样避开交通阻塞的时间和路段,怎样做到安全、准确、迅速、有效。我学会了收听交通路况广播,以避开因车祸等原因引起的交通阻塞路段。我慢慢理出了头绪。后来,我甚至能背出来哪时候走哪一条线,在哪里需要避开地面的一个小坑。

我去过很多大公司。因硅谷曾发生过多起电子原材料抢劫案,所以不少公司戒备森严。有些公司安全戒备甚至好像一个兵营。

每天,我一边驾驶着中型运货车,一边收听着广播,以练习英语听力。我在蜿蜒起伏的高速公路上奔驰。

就这样,白天做职业驾驶员,晚上阅读一些美术书刊,在纸上构思我的陶瓷雕塑作品。我虽然又虚度了九个多月,但是我的驾车技术有了很大的长进。

076从“散兵游勇”到“正规部队”

我决定再找一份周末的工作。

那年头AT&T,MCI和Sprint三家长途电话公司争夺亚裔市场达到了疯狂的程度。三家公司使出各种手段,电视、报纸广告铺天盖地。

我先做了MCI长途电话公司的周末推销员。一个多月以后,我又转到了AT&T的周末促销部。我们这个推销组的任务就是为AT&T做调查,请那些非AT&T的用户转用AT&T的长途电话服务。

我们这个推销组少则六七人,多则十余人。推销员中有讲汉语普通话的,有讲广东话的,还有说越南话、韩国话、菲律宾话的,来自五湖四海的人。我们的老板林先生是一位在中国大陆出生、香港成长、美国受教育的中年男子。他为人和善,但有时也很严格。特别是组员的衣着或其他相关AT&T形象的事情,他会很认真。我们每个人都有几套AT&T的制服,裤子或裙子都要求蓝颜色的。假如说,哪个女孩子穿了花裙子上班,他就会很不愉快。

每次,当我们的摊位和其他电话公司的摊位同时出现在某一节庆活动的时候,我们AT&T的摊位就显得特别气派。

我们的工作场所主要是各类节庆活动或超级市场的门口。几乎每一两个周末就会更换地点。遇到那些节庆活动,一般就两三天。旧金山、屋仑、圣荷西,华人中秋节、日本人的樱花节、越南人的新年……印度人、菲律宾人,形形色色,哪里有节庆活动,哪里就有AT&T的促销摊位。

做这种推销员就是要有一股韧性和冲劲,要Aggressive(侵略性),不气馁,不屈不挠,不轻易放弃任何可能的目标。

“Don’t take it personal!(不要以个人感情用事)”林先生反复对我们讲。

我们的摊位上通常有一个彩色大转轮,我们先请顾客填写一张调查表,以换取一次拨转轮抽奖的机会。我们备有:微型工具、通讯簿、钥匙圈、记事板等一些小礼品,最大的奖品是一部价值四五十元的AT&T电话机。

“小姐,Would you like to have free gift from AT&T?”我经常用夹杂着汉语和英语的问话去试探。在这里,尽管很多人都是黑头发,黄皮肤,但是你还是很难从外表去判断对方是说什么语言,或是从哪个国家来。假如对方会说汉语,那就更容易发挥同种族、同文化的沟通优势。

有时候,一整天只获得几个客户还得送掉两三部电话机。有时候,一个半天就可以获得十多个客户。

每个周末去不同的地区工作也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可以了解到不少不同文化的民族风情。那时我星期一到星期五还是在那家电子公司上班,周末做推销,每周工作七天,持续了有一年多。做了周末推销员,我又想去申请该公司全职的工作。国际语言中心的那份工作也算是份较体面的工作,并且可以学到不少知识。譬如:电话沟通技巧,开头、结尾、发现、处理问题等。还有先进的作业、管理方式及电脑知识等。新进人员都要参加一个七星期的训练班。更重要的是:通过在那里的工作经验,可以对美国大公司的管理运作、促销策略及顾客服务基本概况都可以有所了解,也可以对美国整个经济社会的某种作业方式有所了解。再说,工作环境、气氛也会好得多,从经济收入到同事的整体素质都会有所提高。有了固定的收入,我就可以利用业余时间继续我的美术创作,做我喜欢的事情。

我了解我自己,进入这扇大门的最大障碍是我的打字速度。严格地讲,我根本不会打字。对我来讲,打字机好像是一头会咬人的动物。想当年,我在明尼苏达大学就学时,为了一篇短文,我在图书馆的打字机旁折腾了近两个小时。瞧别人多神,两眼根本不用看键盘,噼里啪啦地一阵“暴雨”响过,打字机自然吐出一张张整整齐齐的书信。而我呢?两只手好像两只呆笨的小鸡在地上寻找米粒。我的眼睛上下左右地在键盘上找字母,还是不断地按错键。我觉得很沮丧,还不如去餐馆洗碗,把挣来的钱去请别人打字更合算。我是这样想,也是这样做了。我在学校时的那些美术史课及毕业论文都是花钱请学校附近的一位中年妇女打字的。

社会在进步。今后不会打字,不懂使用电脑的人可能成为新一代的“文盲”!说干就干。我也去买了一台电脑。专门练习打字的软件使用真方便,不仅会指导学习者的每个指法,而且可以符合各种不同程度学习者的要求,还会给你打分。

每分钟七个词,每分钟九个词,每分钟十四个词,每分钟二十二个词……

通过一番苦练,尽管年龄大了,练习打字较困难。但是,我还是越过了这个障碍。

我通过了一般的打字速度、文书知识考试和经理面试后,还有一次半小时的电话约谈。那是在新泽西总部的某个主管打来的。电话交谈的内容包罗万象,从个人背景到时事文化以及某些生活常识都可以问到。当然,目的主要是通过交谈判断对方的思维和应对能力。终于,我从户外的周末“散兵游勇”转到了办公室内的“正规部队”。

077补上最后一堂课

“谢谢你使用AT&T,再见!”

我已经不止一次在家里和亲友通电话时,在挂断前的瞬间,嘴巴里冒出这句每天重复几百遍的工作用语。真希望亲友们没有介意。

AT&T国际语言中心主要有两个地点:一个在东海岸的纽约,一个在西海岸的圣荷西。纽约的语言中心主要以欧洲等西半球的各语言种类的顾客为服务对象,而圣荷西的语言中心则以国语、粤语、日语、韩语、越南语、菲律宾语和印度语等太平洋地区的语言的顾客为主要服务对象。

位于圣荷西的AT&T国际语言中心成立于1991年。中心内部又分成商业部和住家部。住家部又分成打电话给客户的促销部和接电话的顾客服务部。顾客服务部又按语种分成各语言组,汉语组是各语言组中最大的一个,人员总数近百人。职员主要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地的新移民,其中有不少人拥有博士或硕士学位,有的还是毕业于中国大陆或台湾的名校。还有不少人是曾在中国大陆或台湾身居要职的风云人物。

我在AT&T多语种顾客服务中心的工作照,1996年

我们每天接到的电话也是形形色色。从交谈或口音中可以了解到他们不仅有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华人,也有来自越南、泰国、新加坡、印尼和马来西亚等地的华人。其中,既有在美国生活了二三十年的老华侨,也有刚下飞机的留学生、新移民。

这些讲汉语的客户主要是居住在纽约、洛杉矶或旧金山的华人。有的客户从餐厅打来,背后还传来炒菜、洗碗的杂声。“我不识字,不会写信。老婆和儿子都在中国。”

有的客户住在高级住宅区,优雅的乐曲轻轻地伴随着。“我的先生去中国做生意了,我每天要和他通一次电话。”

人不分老少贵贱,电话成了许多海外华人与故乡亲友联系的主要“感情线”。对于许多兼做国际贸易的华人来说,更是一条“经济生命线”(当时互联网尚未流行)。

我们的服务内容包括:解答拨号、时差、价格及账单上的问题,也负责开设新账号,更改姓名、地址,登记,改变或取消计划等等。遇到特殊问题还要和AT&T的其他部门联系。然而就每天所接的电话来看,其内容却无所不有。特别是那些刚来美国、举目无亲,又不懂英文的同胞们,往往把汉语专线当做了一本“活字典”。

“中国城怎么走?”“中秋节是哪一天?”“广州应该怎么拼写?”甚至开银行账号、存支票,搬家通知邮局转递信件等等,衣食住行的问题都有。还有的客户把我们的专线当做练习汉语的机会。一位客户用生硬的汉语和我交谈,却用流利的英语与身边的母亲讲话。

“先生,你的英语十分流利,为什么没有拨英语服务部门呢?”我好奇地询问。“我想练习汉语。”对方回答。我好像见到了这位二十来岁的、憨厚的华裔小伙子。

最令人难忘的是一个女孩的来电。

“我……我的胃痛死了,请帮我做一下翻译……好吗?”

“小姐,很抱歉,公司规定不能给与公司业务无关的事情做翻译的!”我认真地告诉她。

“我痛死了……啊哟……医生就在旁边,我听不懂他说什么……啊哟……”

“OK!”我这才明白她已在医院里,我决定破例帮她一下。

原来这位医生要问她以前有没有其他疾病,用过什么药,然后才敢替她治疗。

“我会永远记住你的!”我很难忘却那女孩挂断电话前的最后一句话。

每个行业的顾客服务部都一样,绝不可能三百六十五天都是风和日丽。不少顾客对美国的经济运作、商业竞争的规律不适应。有一次,一位老先生向我吼叫:“去年打往中国不是每分钟……”

“先生,最近我们是做过调价。在美国,商业公司都必须根据成本和竞争的因素对产品价格做经常性的调整,有时涨价,有时降价。牛奶、汽油的价格不是也经常在变吗?”

老先生的态度慢慢地缓和下来了。我们经常要担任一下“灭火器”的角色。每次电话费下降,受到顾客的欢迎是很自然的,然而每次电话费上调,我们就会承受很大的压力。

一位中年女子为了二角八分钱的电话费气势汹汹地质问我:

“这两分钟电话我绝对没有打过!我根本不认识这个号码!你告诉我,对方叫什么名字?”

我们的电脑有这样的功能,我已经查到对方也曾打回电给她。但是根据公司的规定,我们不可以把客户的资料随便告诉第三者。我只好使用三线通。我先拨了那个号码,让对方和那位女子直接通话。我们三方刚一通话,这位女子就一声不吭地挂断了电话。

偶然还会遇上一些胡搅蛮缠的顾客,这是一个故意欺诈的事件。

“我们从来没有接到过这个对方付款的电话,这个时间我们根本不在家!”一位带着上海口音的先生反复了许多遍。

“先生,我们的电脑记录系统是最先进的,绝对不可能有这类错误!”我一边说一边给他查账单。记录中一分钟对方付款是从中国上海打来的,收费十多元。除去时间差,正是这通电话之后,这位客户又打回了上海。我们是这方面的专家,当然知道他们在玩什么游戏。

“先生,这一分钟以后,你马上又打回去了,这类电话绝对不可能退钱给您!”我耐心地向他解释。

“侬就一口咬定没有接过这通电话,顾客是上帝嘛!”那位太太在用上海话背后“督战”,教他丈夫怎么对付我。他俩都没有想到我也是上海人。

“我要找你们经理!”这位先生坚持不愿挂断电话,并用“上帝”的语气命令我。

公司规定:除了特殊原因以外,我们不可以首先挂断客人的电话,更不可以吵架。

记得在新进职员培训班的课程上的一段电视片:一个气愤的顾客向笑嘻嘻的业务代表投掷杂物,而这些杂物都撞在挡风玻璃上掉到地上。这扇“挡风玻璃”就是我们的个人素养。

我尽可能运用和气又坚定的语调:“先生,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每个公司都有制度,不符合公司的退款条件,哪怕是经理的经理,也一定不会退钱给您。”我一边说,一边把事情经过在电脑里做了记录,并打上了醒目的红字,以提醒其他业务代表。

“这笔钞票我们不付的!”那位太太亲自上阵了。

“小姐,侬可以按侬想法去做,但是,侬必须承担其后果。”我开始用上海话跟他们交谈,让他们知道,他们刚才用上海话交谈的内容我都能听懂。

这对上海同乡终于挂断了电话。

还有一次,一个女孩子哭哭啼啼地向我解释:她搬了家,没有收到账单,所以最后一笔电话费没有付清。现在她重新安装电话,结果,当地电话公司不给她开线。她向我求救,要我向当地电话公司解释。

我告诉她:赶快把欠款和罚金一起付清,自己向他们说明,取得谅解。第一次还没有关系,但是,这类事情屡次发生的话就会很麻烦。它会影响自己的信用记录。搬家不仅要通知电话公司,也需要通知邮局,这样邮局才会将邮件转到新的地址。

在美国,“顾客服务”是一门颇深的学问,是关系到一个公司的成功与否的关键部门。对待顾客热情、礼貌、耐心、周到等仅是基本的要求。无论顾客的态度如何,我们都必须保持冷静,尽可能使用、褒义的词汇,正面夸奖、教育顾客,而避免使用负面的、贬义的词汇。我们不仅要熟悉公司的各种规章制度、业务知识和电脑使用知识,还必须具备在美国生活的相关的社会、经济和法律方面的常识。

从外表看,我们这些职员与其他公司的职员没有什么不一样,有男的,有女的,有青年人、中年人和老年人。每个人的个性、爱好也都不一样。然而,我们在电话里与顾客交谈时,用词与语调都十分相似。我们是一个经过严格训练的整体,一个优秀的团队。

“和你讲话好像是和自己的好友聊天一样,让人觉得很愉快。所以,其他公司打电话来,寄支票来请我们转过去,我们都拒绝了。我们喜欢我们AT&T的服务质量。”这位客人还特意就“我们AT&T”提高了声调。

我还经常在电话中“遇到”中断联系多年的同学或朋友,甚至一些著名的作家、艺术家等。据说AT&T住家长途电话用户目前的市场占用率大约是三分之二。当我在东部旅游时,我在纽约的华人区见到许多黑头发、黄皮肤的同胞,我心里想:也许这里有近半数的同胞与我在电话里交谈过。

谁也无法估计美国的科技发展有多快。AT&T曾经先后推出“您的原声”、“国际重拨服务”等各类先进技术或服务项目。我们的各种类型的培训、促销项目、电脑运用,或某些知识更新层出不穷。假如某个职员请假超过三个月,那么这位职员也许要到培训班去回炉了。后来毕业于复旦大学的上海同乡蒋东亮经理把我调到了专为每月电话费在四百美元以上的贵宾专线。

 

在那几年里,我有一份全日制的工作,还是圣荷西州立大学的全日制学生。我每天的作息表大概如此:

凌晨四点二十五分起床;带上早餐和午餐,课本等学校的用具;匆匆穿过花园里正在喷水的过道,用遥控器打开车库。我开车约十二至十五分钟到公司;用塑料卡片开门,五点钟以前坐到办公桌旁,打开电脑。

每天午饭前,我必须利用中间休息时间躲到车上,将座位放平,调好小闹钟,补睡十五分钟。下午一点半下班,再赶到圣荷西州立大学上课。

清晨,我提前几分钟到了公司。打开电脑,输入自己的代号和密码,并在电话机上输入代号,套上了耳机。

“谢谢您打来AT&T,我姓周,请问您要几号分机?”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我觉得,任何人想要在美国发展,三项主要的知识技能不可缺少,那就是:熟练的驾车技术,流利的英语读写能力和基础的电脑运用能力。而AT&T国际语言中心提供了我学习和提高其后两种能力的机会。我补上了最后一堂课。

078实现了“美国梦”

所谓“美国梦”就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新移民,在美国有了固定的收入,购置了房产,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天地,就算是圆了“美国梦”了。

我太太找到一份电子公司工程师的工作以后,许多朋友就“怂恿”我们买房子。

“越早买房越划算,免得给房东付房租。”

“购房是一种投资。”

“贷款利率部分可以抵税。否则你们这样的收入,到年底还要补很多个人所得税。”

“假如头款不够我可以帮助你们。”朋友甚至这样热心。

我们总于被说动了心。对于我来说,更重要的是需要建立自己的“美术创作室”。租用房东的住宅是不可能有自己的美术创作室的。这是我“美国梦”。毕业三年多了,我都没有真正的机会去创作在脑子里积累多时的陶瓷雕塑形象。在南加州时,我曾经瞒着房东,锁上房门,拉起窗帘,偷偷摸摸地在自己的卧室里捏过几个小型雕塑。太不畅快了,我不得不停止了。我渴望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美术创作空间。

就平均房价来说,硅谷是全美最高的地区之一。这里各类电子公司林立密布。

我们很喜欢那个住宅小区。这里有大草坪,林荫小道,游泳池,还有专供小孩玩耍的滑梯、秋千和摇马。这里有专门的清洁工、园艺工,还有二十四小时的安全警卫。邻居们多为电子公司的工程师,企业中级主管。我们买下了这套两房两卫一厅的住宅。尽管面积小了一点,但是我们很喜欢这里优美舒适的环境。我们的车库里停放两辆车以后,还可以有一个不大的空间作为我的陶瓷创作室。这是我最看重的部分。

有人说:频繁换工作、搬家,是中国留学生、新移民的特色。每搬一次家,就好像在社会的台阶上走上了一步。我到美国近五年,平均每六个月搬一次家,过着半游民的生活。如今,我们总算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天地。

第一次买了房子,车库改成了工作室,1994年

刚搬进新宅不久,信箱里每天都塞满了各类广告邮件,我们成了许多促销人员的“靶子”。从家具公司、建筑公司、贷款公司、保险公司到医院诊所及餐馆等等。我真佩服美国商业公司的灵敏的嗅觉!几乎每家公司都提供了令人心动的减价优惠。搬了家需要购买家具,领略附近餐馆的菜肴,这些都是人之常情。

进一步看,我们也想到了那些人寿保险、股票、债券等中产阶级津津乐道的投资项目。我们一动心,回了一个电话或一封信,随之而来的是提着手提电脑的业务代表登门造访,为我们作最科学的财务分析。我也略翻阅了一些相关的书籍,脑子里又灌进了“分散投资,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等新观念。

我完成了新作,1995年
有一天傍晚,我在车库里整理我的陶瓷作品,一位老先生踱进了我的车库与我聊天。老先生告诉我:他正在等他的女儿回家。他和他的儿子目前住在离这儿约两小时车程的小镇。我和他海阔天空地闲聊了半个多小时。

第二天清晨,一位衣冠楚楚的中年男子在车库门口与我打了一个招呼。他也许等了我很久。“我正在和中国做生意,整船整船的货物运到中国,但常常担心对方会不会是个皮包公司,我想找个可靠的人……”中年男子一边说一边递给我一张名片。我正赶着出门,匆忙中将他那总经理的名片放进了口袋。我答应他我会打电话给他。

到美国浴血奋战了近五年,我还是第一次遇上如此的机会。这可能是年薪颇高的国际贸易公司的驻华代表的职位,整年穿梭于东西半球,权力、财富、荣耀随之而来。

为什么我最穷困的时候遇不到这种机会?为什么他没有在其他地方,比如中国餐馆随便抓个会双语、有学位的中国人?答案当然不难找到:在美国,财富是成功的象征。这位男子要找一个可靠的、有才能的办事人员当然只能在较可靠的地区去找。记得我伯父以前曾说过:“坐汽车的人永远遇不到坐飞机的人”。这就是阶级。

当时正逢我太太刚生了大女儿。更重要的是我自己对艺术事业的追求。我的目标是当一名艺术家。假如我改行经商,哪怕以后成了千万富翁,我还是会后悔这下半辈子的。人的幸福并不只是金钱。“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是一种更重要的、精神上的满足。我相信我能在艺术领域里达到某一个巅峰。“不能放弃你的艺术事业,决不能放弃你的艺术事业。”我反复警告自己。

我曾经几度拨通了那位男子的电话但又挂断了。好几个月,我陷入了矛盾、痛苦的处境中。我实在无法切断我对“泥娃娃”(我妈对我的陶瓷人像雕塑的戏称)的热爱,又难以割舍对赚大钱的渴望,我真正尝到了“割爱”的滋味。我终于放弃了经商的机会。人生的道路,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不断“选择与取舍”的过程。

079寻根——祖父周志钧

我父亲过世较早。小时候,妈妈和姑妈都常对我说:祖父周志钧从学于比利时专家,在上海中央造币厂担任高级雕刻技师,雕刻银元“袁大头”的模子。我们家以前就在上海大世界附近。我对此深信不疑。

眼睛上夹着放大镜,手持钢刀在直径不到4公分的钢模上直接凿刻下凹的反面头像,雕刻师不仅需要对人物形象的熟悉和相应美术基础,更需要高超而精确的雕刻技术。这对于一般人来说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由于电脑科技的发明,机械放大缩放技术的进步,目前此项手工雕刻技术近于失传。

我从小喜欢雕刻,雕刻石头。“文化大革命”时学篆刻,曾经刻过上千枚印章。1980年起,我又学习了瓷刻。亲友们都说我身上有祖父的雕刻基因。

1990年暑期的某一天,我无意在美国加州的一家图书馆的资料中发现:“袁大头”是由天津造币总厂铸造于民国三年(1914年),而不是祖父任职的上海中央造币厂铸造的。上海中央造币厂正式开铸已是1933年的事了。我翻遍中英文资料,发现当时中国曾有一位意大利的钱币雕刻专家,就是无法找到传说中的比利时专家。我想,天津与上海两家造币厂在时间与地理位置都相差很远。“袁大头”的铸造应该与祖父没有关系。事实让我感到非常的失望。我对姑妈讲的事情产生了怀疑。记得1980年代初,我曾经写信给上海市钱币协会等单位。希望能够找到一些相关祖父的资料。但是信寄出后,我从未收到任何回音,也没有找到祖父曾在造币厂工作的任何确切证据。渐渐地,我将此事淡忘了。

2005年底,我邀请姑妈来美国旅游,我吃惊地发现:姑妈在护照上的出生地是在天津。我记得小时候家中有祖父留下的几枚银币,其中一枚“袁世凯共和纪念”有意大利雕刻师路?乔治的大名。另有一枚光边(侧面无花纹)的袁世凯黄铜样币。我豁然开朗,由此可以断定:祖父周志钧应是在天津造币总厂从学于意大利名师而非比利时专家。祖父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才调到上海中央造币厂工作。祖父于1937年过世,姑妈当时仅有9岁,难免会记错。

推论总是推论,如何证明是个问题。我期待着有一天可以从浩瀚的中国近代造币史料中找到蛛丝马迹。

2006年9月初,上海造币厂在江苏扬州举办了一次钱币书画展览。晚上,我的姑妈见到电视上的新闻报道后非常激动。“上海造币厂”这个名称对她来说太亲切了,那里是七十年前自己父亲工作过的地方!她自己先写了一份材料,第二天找到了展览现场。她希望了解自己父亲生前在造币厂的一些情况。造币博物馆筹备组钱币研究会理事严绍林、造币博物馆筹备组柴剑光两位先生热情地接待了她老人家。他们证实:周志钧曾是上海中央造币厂的“雕刻技正”。

上海造币厂钱币研究会副秘书长张跃群特地从上海赶来,9日晚上,他同严绍林、柴剑光先生一行三人拜访了我姑妈,并带来一张珍贵的老照片。那张长长的泛黄的断痕斑斑的大照片在姑妈家的桌子上打开了。

“您看这张照片里有没有您父亲?”

“这就是我父亲,他永远都是平顶头,长衫,马褂,布底鞋。”姑妈一眼看到坐在前排左侧的父亲。“他16岁就开始在造币厂做事。最早向外国人学这门技术的。这个技术很难很难。当时那外国人仅有三个学生,只有我爸爸学出来。”

“我老记得他眼睛上夹着放大镜,雕刻着一枚蒋介石的头像,好像有戴帽和脱帽的两种。

“他原先在天津造币厂工作,后来调到上海。他是上海中央造币厂的元老,他是造币厂高级雕刻技师,职务是‘雕刻技正’。我见过他的委任状上面还盖着一个红色的大印章。每月薪水大约有二百多大洋。在那时候是个很大的数字。当时我们住在爱多亚路马当路,家里已经有了电话。我还记得当时我上海家里住的地方可以看到‘大世界’。

“我爸长得很健壮。可是,1937年他的颈脖上生了个疖子,老不收口……农历四月,他是在家里突然过世的。

“之前,我爸曾多次向厂方提出:坚决反对向外国买模具,说:这种模具我自己完全可以做,不需要花大钱向外国买!因多次建议未被采纳,他心中心中十分郁闷。

“我1928年出生在天津,当时我爸爸在天津造币厂工作。他过世那年我才九岁。他去世以后日本人打到了上海。我和我妈妈逃难到了扬州。我哥哥当时在中学念书,所以留在上海。他曾有个徒弟,我叫他董叔,对了,他叫董益谦……”

“那张大照片就是‘文化大革命’时在董益谦家中发现的。”张跃群插入一句。

“我家祖上可能与银行界有些关系,家族中不少人在造币厂,银行里做事。我爸爸有个哥哥叫周景贤,是晚清的北京制币局的高级工艺师。中国第一版的纸币和邮票都出自他的手。当年周景贤亲自随船赴美购买印钞机械设备,历时数月杳无音讯,家人十分担忧。我妈妈的姐姐就是他的太太。他们是两姐妹俩嫁给了两兄弟……”

祖父周志钧像,摄于1936年

上海造币厂的几位专家听了姑妈的叙述以后非常激动。他们当场时就围着姑妈前后左右上上下下,以不同角度拍摄了许多照片。并表示,“您和您父亲长得很像。我们要在博物馆里为您父亲树个铜像。并希望您能够再找一两张周志钧的正面相片。”

 

2006年10月下旬,我们参观了上海造币厂和造币博物馆。博物馆的几位主管向我们出示了几份资料。根据他们的介绍,这些是上海造币博物馆的四位资料员在南京第二档案馆整整花了两天时间找到的资料。

 

 

艰难的打拼经历//
资料之一

周志钧,江苏丹徒人,1894年生,1933年3月进上海中央造币厂(疑为1930年进厂,1933年正式登记造册—作者),时年40岁。住址:上海爱多亚路福德里J字1230号半,家庭电话31570。

 

资料之二

铸造处雕刻课工人花名清册

工号,姓名,工别

971沈福升,烘模匠,

972仇雨顺,烘模匠,

973杨源渊,车床匠,

974陆成章,烘模匠,

雕刻技正周志钧(周志钧印)敬呈。二十四年一月三十日

以上共计工人208名。

铸造处处长钟望荣具

 

资料之三

民国二十三年全厂职员奖励金清册

李景云5500,王松泉5000,吴志铭5000,

雕刻课技正周志钧26000

……

 

此外,造币厂档案里还有一张1.39米长,断痕累累,泛了黄的大照片。照片上约有250余人。上端题款为“中央造币厂全体职工欢迎席厂长就职摄影纪念,民国二十六年四月”。照片上有厂长,各国专家,行政管理人员,普通工作人员,武装警卫等共250余人。

周志钧曾被聘任为上海中央造币厂的雕刻技正(“雕刻技正”等同于雕模技术总监,总工程师)。他是上海中央造币厂建厂至1949年间唯一的“雕刻技正”。

有一次,我在网上搜索“中央造币厂”,赫然发现台湾中央造币厂的网页的地址。我立即写了一封信,说明了祖父周志钧的经历,寄到台湾中央造币厂,希望在那里找到一些与祖父有关的资料。不久,我就收到了他们的回信。在台湾中央造币厂1983年3月1日编印的《中央造币厂开铸五十周年纪念特刊》有一篇文章题目为《退休前五年内一麟半爪——徐宝麟》,其中第二节(第133页)“改进雕刻方法及培植雕刻人才”中有这样一段叙述:

 

本厂雕刻人才,于二十二年开铸时,既由天津造币厂意大利雕刻师训练而成之周志钧、董益谦主持,以手工直接雕刻钢模,不若现在现由艺术人才塑制石膏模型,然后用缩刻机缩刻钢模。

这是我至今发现的第一份登载有关周志钧的正式的书面证物。祖父的生平基本可以确认:

周志钧,字鑫甫(1894—1937)于宣统二年(1910年)进入北洋政府主持的天津造币总厂,时年16岁,成为中国造币界第一代雕模技师。周志钧从学与意大利造币设计,雕刻名师鲁奇?乔治(LUIGI GIORGI)。他先后受聘于晚清和民国初年的天津造币总厂,南京国民政府的上海中央造币厂。他是1949年以前上海中央造币厂唯一的“雕刻技正”(首席雕刻技师,总工程师)。

 

我希望了解到意大利雕刻师乔治自1920年回国,1920年到1927年之间的天津造币总厂铸造的诸多银元模具是谁雕刻的?当年上海中央造币厂建成时,仅周志钧一人从天津造币总厂调到上海,说明了什么?

由于工作的需要,我经常往返于中美两国。近几年来,我花了一些时间寻找与中国近代银币史相关的资料。我去了北京的中国钱币博物馆,美国的图书馆,各地的书店、古玩、钱币市场。

有一次,我在电脑上输入耿爱德的英文姓名以后,我居然找到了耿爱德的那本1954年出版的,近代中国钱币史上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中国币图说汇考》(Illustrated Catalog of Chinese Coins)和他的另一本著作:《中国货币论》(The Currency of China)。我立刻在电脑上输入信用卡号码。过了几天,这两本珍贵的宝贝居然送到了我家。

根据美国世界钱币目录等许多中英文书刊资料,我按图索骥,出没于美国的钱币市场,收集了三百多年间在中国流通的主要外国银币近二十种。其中包括:荷兰“马剑洋”,葡萄牙“十字”,西班牙“本洋”,奥地利“双鹰”,墨西哥“鹰洋”(俗称“蝙蝠”),美国贸易银币(Trade Dollar),法国路易十五“反衣”,法属印度支那“坐洋”,英国的“站人洋”,日本“龙洋”……我成了美国的钱币市场中很少见的一个东方人,在这里我又发现了无数奇妙的故事。

根据上海造币厂张跃群提供的电子邮箱,我与前上海中央造币厂的美国技术总监克利福德?赫威特的孙子劳伯特联系上了。2007年1月我有机会参加南加州的一个艺术博览会,某日,我与劳伯特?赫威特夫妇在当地的一家宾馆里会了面,相互交换了大量珍贵的老照片和文字资料。一个月以后,我就将这些资料与图片带给了上海造币博物馆资料室。

2007年春,根据姑妈仅存的一张祖父的正面照片我制作了一件“周志钧”的圆形陶瓷浮雕,捐赠给了上海造币厂博物馆。

难舍的陶艺情缘//

难舍的陶艺情缘

080攻读第二个硕士学位

自从我太太在硅谷找了一份工作,家里又添了一个小女儿,我就失去了原先的“机动性”。原计划买了房子以后就可以将车库改成陶瓷工作室,但是请来的电工却告诉我:这里无法安装电窑所需的240V的电源!费了不少周折,我最后决定到附近的圣荷西州立大学去修课,借此可以使用学校的设备。

我做了一些体育、舞蹈、爱情和母子等题材的半抽象人体作品。我喜欢人体的动感,但又感到这些作品中缺少了某些当代美术的内涵。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创作走进了一条死胡同。

圣荷西州立大学美术系教授斯坦?威尔希是一位留着胡须、身材高大、个性活泼的中年男子。从他的眼神和嘴角之际,依稀可见一个洛杉矶街头顽童的形象。

“你掌握了很好的技术,这是许多学生都没有的。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形象。”斯坦?威尔希教授看了我的陶瓷雕塑和以前的素描人物画以后严肃地对我说,“但是你的作品太理性,太逻辑化。你需要破!破除你自己!我曾经破除了五次,改变了五次!你和我年龄相近,出生在战后婴儿潮。但是我俩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中成长。我经历过越战,嬉皮士……”最后他建议我考虑一下超现实主义,与心理学相关的创作。

美国的当代陶艺一定程度上受到主流美术的影响。提起心理学题材的作品,自然要追溯到二、三十年代在欧洲兴起的超现实主义。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和“梦幻心理学”的影响,脱胎于“达达”画派,超现实主义曾经盛极一时,其代表人物有描绘梦境的西班牙画家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i)和颇有插图风格、体现玩耍、游戏观念的比利时画家让内?马格里特(Rene Magritte)。超现实主义自六、七十年代渗入美国陶艺界。从安纳森的“怪怖美术”、吉荷利的“青蛙世界”到理查德?萧的“步行者”,这些陶艺家及其作品均在现代陶艺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超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旨在捕捉和发掘人的潜意识,例如:梦境、幻觉、错觉、恐惧、淫猥、迷惑、挫折、异端、暧昧等反逻辑、不合理的思想过程,表现来自非理性世界的生机蓬勃的场景。这些彼岸世界的“真实画面”无疑唤起观众的“异床同梦”的共鸣,减轻人们在现代生活里的心理压力,而成为现代社会的一服有效的“心理解毒剂”。

从童年到青年时代,我长得十分瘦小,并患有很严重的哮喘病。白天终日忧郁悱恻,夜晚则噩梦缠绵。“不知为什么,我一丝不挂地坐在教室里,试图用双手盖住自己的耻部。我想奔跑,却不能移动两腿;我想叫喊,却发不出任何声音。我坠入了无底的深渊,身体不着边际地往下坠落……我死了,许多人在围观我的尸体。他们高声谈论着我。一个巨人站到我面前。在他的面前,我好像是一只小小的蚂蚁。他的一个脚趾比我整个身体还大。他的身体高耸入云,只要他一伸手,就可以摘下太阳。我不知道他将把我碾得粉碎,还是把我救回人间……”

自1995年春季,我开始创作“手和脚”系列。受“怪怖美术”的领袖安纳森的影响,我喜欢他那机智的构思和幽默、荒谬、嘲讽的创作风格,欣赏他那“震撼术”魅力。在我创作的“手”系列中,我将手指改变成四肢或脑袋。例如,交叉着中指和食指原意为“祝您走运”,可是,两条高举的小腿和隐隐约约的脑袋,却隐喻着挫折或挣扎。“大众语言”是众所周知的“世界语言”。在那高耸中指下面躲藏着一颗夹在两腿中间的小脑袋,见不得人的行为,见不得人的脸。我的“大脚”系列作品,即是我梦中的“巨人”的翻版。他的脚是那么巨大,身体高耸入云,所以头显得很小。我竭力捕捉过去残破的梦境,在陶泥世界中继续展现我那荒谬的梦,寻找异床同梦的观众。

美国的美术界与科技界、商业界一样,发展迅速,变化万端。要想把握这种变化,获得各类资讯,就必须与高等学府建立密切的关系。要进入美国的主流社会,要进入美国现代陶瓷艺术的主流圈,就一定要找到一所高等学府作为自己事业发展的“根据地”。

经过几番权衡得失的思想搏斗,我终于决定申请攻读第二个硕士学位。

我在约十比一的竞争中获得了录取通知单。校方分配给我一个将近二十平方米的陶瓷工作室。我领到了整套钥匙,可以在任何时间进入学校创作或烧制我的作品。此后,我又获得了助教的职务,帮助威尔希教授给那些大学生上陶瓷课。

我的目标是:首先进入当地的学术界,进而熟悉主流美术圈。

 

 

加州圣荷西州立大学

 

 

081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离开明尼苏达大学以后,我暂时失去了陶艺创作的条件。不甘心放弃自己的专业,阅读与写作又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学习这些资料既可提高专业修养,又可以增进自己的英语阅读水平。我经常出没于一些社区或学校的图书馆,并和一些陶艺评论家建立了通信联系。

从1985年的一篇文章在《美化生活》杂志上发表以后,我的文章又先后在台湾的《雄狮美术》《艺术家》《陶艺》和北京的《装饰》等杂志上发表。我的硕士毕业论文也刊登在英文的《陶瓷月刊》上。但是要深入全面地研究,我经常因得不到第一手资料和作品照片的版权而烦恼。

1995年春季,加州圣荷西州立大学威尔希教授邀请了他以前的老师、著名陶艺家苏特纳赴校讲学和创作示范。那天,威尔希教授特别把我介绍给苏特纳。与苏特纳闲聊间,我向他说明:我想把他介绍给中国的艺术家们,我请求这位大师寄五张作品照给我。

台湾《艺术家》杂志是我较理想的“用武之地”。早在1980年代我就在上海见过这本杂志。这本像书一样厚的月刊印刷精美,容量颇大,周期又快。记得有一次我从美国将稿子传真过去,不到一个月,我手上已经捧着散发着油墨清香的、寄自台北的杂志了。约两个月以后,刊有《西方乐烧之父苏特纳》一文的《艺术家》杂志就寄到了苏特纳的手中。

美国现代陶瓷的奠基人范克斯的回顾展在距我家一小时车程的奥克兰美术馆揭幕。我携带着几本有我文章的杂志,找到了美术馆公共关系部。那位主管塞给我很多资料和幻灯片。当我和威尔希教授去参观范克斯的创作室的时候,我的文章已经发表在《艺术家》杂志上了。

范克斯、苏特纳和安纳森都是美国现代陶瓷界的巨擘。研习过这几位巨擘以后,应该说摸到了美国现代陶瓷的发展脉搏。安纳森于1992年过世,有关他的评论文章比比皆是。文章完成后我一时无法获得照片。安纳森生前的画廊代理人拿梭拉斯先生表示愿意提供相关的照片或幻灯片,使我的文章得以顺利发表。

完成了三位国家级大师的报道以后,我决定采取第二波的行动,撰写一个《当代美国陶瓷艺术家》的系列报道。我拟就了一份邀请信,请求一些著名艺术家寄给我一份履历表、五张幻灯片以及其他资料。我并附上了一份“版权转让书”请他们填写、签名以后寄还给我。我从“美国陶瓷艺术教育委员会”的通讯录上找到了一些大师们的地址。

我开始滚起了雪球,不甘心于在普通的书刊资料上寻章摘句,我写信给那些大师们,希望从大师们手上直接获得第一手资料、听到大师们的亲口述说。我逐渐获得了一些大师们的资料:诺金、萧查理、奥梯欧、内格尔、卡纳斯、达克伍思等等。

最困难的是那些曾经在六七十年代产生过历史影响,而如今已进入“睡眠状态”的重要人物了。这些艺术家年事已高,他们既不回信,也不接电话,有的甚至已搬了家,找不到正确的地址。少数信件被退了回来。邀请信的回收率约四分之一。幸亏有些画廊还保存着他们的幻灯片。为了获得安纳森的另外两件作品的版权,我费了不少周折,总算找到了一个专事代理他版权的商业公司,结果花去了我不少的钱。

082“为中国陶艺界做了一件好事”

介绍鲁迪?奥帝欧大师的文章在台湾的《陶艺》杂志上发表了,他的作品还被因此做了彩色封面。奥帝欧主动写了一封感谢信给我,并将我推荐给其他一些艺术家,“我已建议其他艺术家寄资料给你,假如在任何地方需要我帮助,请你告诉我”。我将奥帝欧的来信及已发表的部分文章与邀请信一起寄给相关的艺术家、画廊和美术馆。

收到部分艺术家的回信以后,我又采取了第三波的行动,决定将征集资料的用途改为撰写《今日美国陶泥家》的专著。我计划采用一篇文章介绍一位艺术家并附一至三幅图片的形式,介绍艺术家的生平和创作经历、技法、观念、风格及其影响等等。全书将介绍全美最佳的五十位陶瓷艺术家。为避免因文化上的差异或个人的偏好而遗漏了一些大名家,我请威尔希与我合作,共同列出了一份五十多人的名单,威尔希还为我改写,并一起签署了邀请信。

在遴选名单时,我们着重于三个因素:第一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现代陶瓷艺术史上有重要地位的艺术家;第二是创作群体、流派、技法或美学观念上有代表性的艺术家;第三是综合平衡各种创作风格、形式,力求本书能全面反映实用性和非实用性、容器类和雕塑类、工艺美术和纯美术等美国现代陶瓷艺术的丰富多元的繁荣面貌。

对于做陶者来说,最重大的时刻莫过于打开窑门的瞬间。整批的作品,多少个日夜的心血就在那一瞬间揭晓。或令人欢呼,或令人沮丧,或意外的惊喜。近来,我的重大时刻却是打开信箱。我从信箱中取到过许多美国最著名的陶瓷艺术家的书信、照片、作品幻灯片、履历、自传、印刷精美的展览邀请卡、目录及亲笔签名的版权转让书。

我逐渐获得了不少艺术家、画廊和美术馆的支持,一些最初没有回信的艺术家也主动写信或打电话给我,有的邀请我去参加他的展览开幕式,或参观他的陶瓷工作室,我甚至收到了一些当初没有列在名单上的艺术家的资料。此后,一切发展就势如破竹了,我已经可以获得任何陶艺家的资料。

 

1997年采访著名超级现实主义陶艺家玛莉莲?莱文
用一个陶艺创作者的眼光和思维去写作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写作的过程就是一个阅读、学习、取舍和综合的过程。在整理、分析这些第一手资料以外,我还阅读了大量相关的陶瓷艺术书刊。遇到有些难解的疑问,我还必须打电话给艺术家本人,作进一步的电话采访。在文章中,除了阐述艺术家的教育和创作背景以外,我还以不少笔墨发掘艺术家的生活经历,借此找出他们的生活与艺术的关系。由于被收录的艺术家绝大部分是颇有知名度的大学教授,如果仅罗列一大堆展览、获奖或被收藏的成果就会成为一件乏味的事。我必须尽可能发掘艺术家的风格特点和美学观念及其在陶瓷艺术史上的地位,阐述其影响和贡献。在写作过程中,我还将某些创作流派或风格作为引子,与那些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家的作品一起介绍。

为了使得本书适合于大多数非陶瓷专业的美术工作者和爱好者的兴趣,我在写作过程中尽可能做到深入浅出,知识性和趣味性兼顾并存,避免过分深奥的专业词汇和内容。为了使得本书更具有一定的权威性,我特邀请著名陶瓷艺术评论家,《美国陶瓷史》的作者依莲?勒芳(Elaine Levin)撰写了一篇一万余字的前言,简述美国现代陶瓷艺术史。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我一共收到了寄自全美二十一个州的许多艺术家的资料,其中包括四百多张幻灯片或反转片,以及大量的剪报、展览邀请卡和展览目录、画册等等。看着我收到的大量幻灯片和资料,看着一大堆刊登着我的文章的杂志,威尔希的小胡子往上翘了起来,微笑着对我说:“你是一个危险人物!”

《今日美国陶泥家》书影
1998年5月,《今日美国陶泥家》一书在中国大陆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翻着我的新书,景德镇陶瓷学院院长秦锡麟感叹道:“中国现代陶瓷艺术还处于起步阶段,我们正需要海外的这方面讯息。你为中国陶艺界做了一件好事。”

北京的一位陶艺教授表示:“这是中国第一部介绍西方现代陶艺的书。相信你这本书将会对中国陶艺产生很大影响,它可以作为我们的教科书。”

 

 

083策划中美陶瓷文化双向交流

近年来,美国以及整个西方世界经济不振,而中国以及整个亚太地区的不少国家的经济却以两位数字成长。一些同胞在抱怨:我们不应该来美国,失去了在中国的发展机会。一时间,海归成了一种时髦。

不少人把1980年代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艰辛经历比作第二次插队落户。

“美国是一个广阔天地,在这里可以大有作为的,在这里插队落户,和白人们打成一片,接受资产阶级再教育。”我和一位朋友开玩笑,改编了这段“最高指示”。

回顾这些年的经历,我还是有一种成就感。我在美国、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专业杂志上发表过文章,也建立一些人际关系,经济也日趋稳定,并由小康迈向中产。

 

1996年在北京艺术博览会演讲后留影

记得《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有类似这样一句话:“成功在于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的作用,以满足社会需要。”这是我的一个生活目标。我创作的作品也曾被收入美国《最佳陶艺作品》画册,但是我还是决定换一种方式生活。在世界陶艺史上,少几件像我那样的陶艺作品无足轻重,但是,多一位东西方陶艺界的联络人可能会对在全球化过程中的东西方陶艺发展产生微妙影响。

事业的成功与否有三个主要因素,专业知识、人际关系和资金。我决定先把精力集中在积累经验和编织关系两方面,韬光养晦,多学习,多准备,待经济复苏时再冲锋陷阵,出奇制胜。不仅艺术要有创意,生活也需要创意。作为第一位赴美攻读陶艺专业的中国大陆留学生,并定居在美国加州,我了解中美两国的国情和文化,可以自由地来回东西两半球——这一特殊身份为我提供了许多非常重要的机会。

1996年8月,正当北京1996中国艺术博览会开幕,我携带了近百张幻灯片到达北京,并应邀在艺术博览会举办“美国当代陶艺”的讲座。在博览会上,我又结识了一些美术界的朋友,其中有中央美术学院的范迪安老师,以及陶艺家张尧等。

1998年以后,我曾应邀先后在景德镇陶瓷学院、北京中央美术学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大学等学校举办了幻灯讲座,介绍美国当代陶瓷艺术。我也因此结识了许多中国陶艺界的朋友。我通过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捐献了我的新书《今日美国陶泥家》200册转给全国各大城市的图书馆和各大美术学院。我希望自己能充分发挥在陶瓷艺术创作和评论等多方面的专长,在东西方艺术的巅峰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中国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可追溯陶器生产的历史。商周至东汉时期发明和生产了原始瓷。唐代的瓷器烧制技术已初具规模,宋代则进入了繁荣时期,

《中国陶瓷文化旅游手册》书影
并形成了汝窑、官窑、哥窑、定窑、钧窑等五大名窑体系。此后,瓷窑遍布黄河、长江流域。明清时代以来,景德镇的陶瓷生产达到了顶峰。经历过改朝换代和此起彼伏的陶瓷烧制兴衰史,全中国逐渐形成了江西景德镇、江苏宜兴、广东佛山、山东淄博、湖南醴陵、河北邯郸、唐山及福建德化为主的八大陶瓷产区,近年来又增加了广东潮州等几个新兴陶瓷产区。丰富的中国陶瓷文化传统是取之不尽的资源。

我开始新的目标,策划中美陶瓷文化双向交流活动:带领美国陶艺家来中国,邀请中国陶艺家去美国。并收集资料,编撰一部中英文双语版的《中国陶瓷文化旅游手册》。我一直希望能够亲自寻访中国的名窑古迹,以掌握更多的第一手资料。

 

084上林湖越窑遗址探秘

 

1999年开始,我组织了每年一度的中国陶艺家代表团访美,同时组织美国陶艺家代表团访华。说来可能难以置信,尽管当代通讯交通都非常发达,东西方相互间的认识误区还是很大。我组织美国陶艺家代表团赴华。出发前竟然有人打电话问我:“在中国是否可以穿短袖和裙子?女子是否可以露腿?”

我们常去的主要的城市有北京,西安,景德镇,宜兴,佛山,也曾经到过香港和台湾。在中国考察交流的学校和陶艺工作室主要有北京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景德镇陶学院,中国美术学院等学校以及宜兴、景德镇和陕西的陈炉、富平等一些传统或现代的陶艺家工作室。

根据《中国陶瓷词典》之中国古代重要窑址分布图,历代陶瓷窑址遍布了中国二十一省一百五十余个地区,而实际现存的历代陶瓷窑址可能在上千之数。有些地区甚至在方圆十几公里内,挖地数公尺深全是窑具、陶瓷碎片的堆积层。然而沧海桑田,许多昔日的陶瓷烧制的繁荣景象早已被高楼、公路及其他现代工业所替代。

2002年10月中旬,我带领了来自美国和意大利的陶艺家一行十余人前往广东佛山参加陶瓷博览会,结束后,搭火车北上。原计划要到浙江省龙泉参加中国陶瓷艺术创新评比活动,因航班取消,只好在杭州多停留一天。在高速公路贯通龙泉之前,从杭州到龙泉的最快驾车时间也需要八小时。让一群美国上了年纪的艺术家们在汽车里颠簸八小时是不可行的。我曾经单枪匹马搭乘长途汽车十多小时先到龙泉跑了一次,计划等到高速公路通了以后再带他们去。我临时决定去寻访南宋官窑遗址、河姆渡遗址和慈溪县的上林湖越窑遗址。其中,河姆渡遗址和上林湖越窑遗址都已列为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南宋官窑遗址博物馆就在杭州市区附近,到访时正逢博物馆改建。我递上了名片,又花了些时间说明来意后,遇到好心的管理员和馆长的特许,我们才得以一睹南宋官窑遗址的真貌。

第二天一早,一行人驱车向河姆渡遗址而去。将近目的地时,公路上就出现了修路标志。汽车到了河姆渡口,我们下了车,搭上摆渡船到达了对岸。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分为陈列馆和重建现场馆两部分。参观了河姆渡遗址博物馆以后,我竟然找不到遗址的发掘土坑。绕了一圈,只看见一些类似新石器时代的茅草屋和几尊先民的塑像。仔细阅读了博物馆简介之后,我才领悟到其中的缘由。遗址被发现的1973年,正值“文革”时期,那些文物被发掘以后,原坑就被填埋了!近年来,当地政府在遗址上建了一个以再现“先民的劳动和生活的场景”,其实是“考古现场重建”的伪古迹。

离开河姆渡遗址我们下一个目的地是慈溪县上林湖。上林湖越窑荷花芯遗址历史记载如下:“越窑位于浙江省东北部余姚一带,旧称越州。越窑为唐代六大青瓷产区之一。因唐代和五代吴越王时,越窑瓷器仅供王室使用,故又称‘秘色瓷’。越窑瓷器烧制史长达一千多年,青瓷产品以壶、罐、盆、碗等器皿为主。当地发现有从汉代至宋代的窑址一百一十余处,古代瓷片俯拾可得。……由原始青瓷到成熟青瓷的过渡期正是在这里完成的。因而,上林湖越窑遗址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位居很重要的地位。”

我曾在另一本旅游手册上看到对上林湖荷花芯遗址的描写:“小船驶过,人们可以透过清澈的上林湖水,看到湖底无数的古代瓷片、窑具。”当时脑子里冒出了许多问号,这也是驱使我非要亲赴宝地一睹为快的动力。

上林湖越窑荷花芯遗址位于慈溪县慈溪市桥头镇,离市区约十公里处。从余姚下了杭州至宁波高速公路。汽车穿过慈溪县城区,前方的道路已经在地图上消失了。原先估计从河姆渡到上林湖约半小时路程,我们竟然行驶了一个多小时还没到达。眼前是一条正在施工的小路,颠簸一阵后就驶向人烟稀少的山路。我开始有些害怕了,心想:“时间已过下午四点半了,天黑以后很容易迷路,怎么办?”又担心:“找到那里以后却过了开放时间怎么办?”同车的那些老外虽然一声不吭,但是我可以感受到他们无言的责备。

突然路旁出现一所简陋的民居,我下车询问:“有人吗?”大门敞开却不见人影。我无奈地叹息一声后正准备往回走,却看见从房子里走出一个中年女子。我赶紧向她询问上林湖越窑遗址怎么走。妇人说:“就是这里。”

我愣住了。这里除了一汪湖水和断断续续小路以外什么都没有。

“看,湖那边靠左边的黑瓦屋顶就是。”

我看不出任何通向黑瓦屋顶的道路。

“在这里坐船过去。船现在就在对岸,一会儿就过来。”那妇人还介绍,“掌管遗址文物保护所钥匙的女所长就是掌舵人的老婆,你得同时找到他俩人才能让你们进去。”那妇人随即向对岸大喊了几声。

不一会儿,一条木船慢慢驶来。遗址的大门面对闪烁的湖面,竟无陆路相通。我感觉这艘渡船仿佛将我们带回到一千两百年前的晚唐时代。这一神秘的陶瓷历史,终于为我们敞开了栅栏大门。“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此情此景,套用这句古诗再贴切不过了。

这座遗址背依铁锚山,面临上林湖。这一带人烟稀少,四周重峦叠翠,湖光闪烁,风景十分优美。这是当地保存最完整的一座晚唐龙窑遗址,遗址上现建有保护遗址仿古建筑一栋。遗址建在一座二十五度的山坡上,窑床长四十五公尺,宽二点五公尺,覆盖面达六千平方公尺。窑的两壁各有六个投柴口。窑址发掘曾出土了许多瓷器物和碎片。1988年,上林湖越窑荷花芯遗址被列为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龙窑的遗址像一具龙骨的化石一般,平静地斜躺在喧闹的现代化城市旁边,一个背山面水的宁静山坡上。它见证过多少次历史的兴衰沉浮。山坡上堆积的瓷片真的是“俯拾可得”。

 

中国还有许多陶瓷窑址至今仍曝露在荒山野地,未得到有效的保护,因交通不甚便利,往往令朝拜者望洋兴叹。对于大多数人,数百年或上千年前的陶瓷窑址只不过是地上的几个土坑和一堆废墟而已,而对于陶瓷专家和爱好者,这些窑址是瞻仰陶瓷历史的圣地。

在短短的两个多星期中,由南向北,从铺着红地毯、人声鼎沸的佛山陶瓷博览会到人烟稀少的古窑遗址;从佛山经上海、杭州、宜兴、西安到北京;从古老的小镇到国际大都市,我带着这几个外国艺术家,见到了秦始皇兵马俑,踏上了长城,进入了故宫,跨越了数千年的文化史,每个外国艺术家都为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而感叹不已。

085为青瓷冠名的西方传说

上林湖越窑是中国青瓷的发源地之一。此外,中国宋代五大名窑中的哥窑和官窑,以及浙江的龙泉窑,陕西的耀州窑都属于青瓷系。后来,青瓷烧制工艺又传到韩国、日本。如今,青瓷工艺已经遍及诸多西方国家。

据传,青瓷的发展来源于对玉器的模仿,它不仅有玉器的颜色,还有玉器般温润的光泽。历代文人雅士常常将美女比作碧玉;却很少有人知道,数百年前,远在西半球的外国鉴赏家就已经将青瓷比作美女了。西方人对青瓷并不陌生。一些非陶瓷专业的翻译人士将青瓷译成英文“Blue Porcelain”,这可能会弄得西方陶瓷专家们一头雾水。大概很少中国人知道,青瓷在英文中是通用了一个法语单词“Celadon”(读音:三乐唐)。

1990年代末,一个出版过几十本陶艺书籍的著名美国陶艺家彼德森女士与我一起在中国旅行途中告诉了我这段故事:

17世纪时候,东印度公司将大量中国瓷器运抵阿姆斯特丹港口。其中有一批精致、色泽非常柔和的青色瓷器排列在这些王公贵族们和鉴赏家的面前,大家对这类晶莹如玉的瓷器都爱不释手。

中国的陶瓷器皿造型千姿百态。瓶、盘、盆、碟、盏、碗、杯、盅、炉、罐、尊、壶、坛、缸、瓮、觚等等。在英语中是绝对找不出这么多相应的词汇。西方鉴赏家们就将这些陶瓷归成几个大类:瓶(Vase)、盘(Plate)、碟(Dish)、碗(Bowl)、杯(Cup)、罐(Jar)、壶(Pot)。

可是这一次却难倒了这批专家。谁也不知道这种釉色的瓷器应该如何称呼。有一位公爵鉴赏家双手捧着一件美人肩的青瓷花瓶,抚摸了半天。他突然想起当时正在上演的一个法国浪漫歌剧。歌剧中女主角是一位名为“三乐唐”(音译,法语Celadon)的牧羊女。女主角的相貌与演技迷倒了众多观众。这位金发女郎的肩膀上正是披着一条淡雅的翠绿色的绸缎披巾。这些中国的青瓷与这条绸缎披巾的颜色十分相似。从美人肩的瓷瓶造型联想到金发女郎亭亭玉立的身姿,从一条翠绿的绸缎披巾联系到青瓷的釉色。事情就是如此的巧合。他突然大呼一声:“三乐唐!”从今以后,这种釉色的瓷器就叫三乐唐。

就是这位公爵鉴赏家将来自东方的美丽青瓷与西方歌剧中的美丽姑娘联系在一起了。从此以后,“三乐唐”(Celadon)就成了西方许多语种对青瓷的正式称呼。

086美国女子陈炉修炼

西安半坡遗址博物馆位于西安的东郊,是中国第一座史前遗址博物馆,这个母系部落的遗址距今已有六千多年了,著名的人面鱼纹盆就是在这里出土的。我们站在成千个真人尺寸的兵马俑队列前,陶艺家们自然会有着另一番感受。兵马俑的壮观自不必多说,但这些兵马俑是如何做成的?如何烧成的?如何埋下去的?才是大家所感兴趣的。

在兵马俑复制工厂,几个美国陶艺家的脚底如粘上了胶水站着不动了。普通陶土含有铁元素,烧成以后应是红色的。兵马俑,以及中国许多民居的砖瓦都是青灰色的,为什么?在征得窑工的许可以后,我带这些美国陶艺家爬上了窑顶。原来这种陶窑的顶部有个蓄水池。陶器烧到一定温度以后,就将蓄水池的水放入窑里。扑哧声响的同时,窑内产生了大量水蒸气,改变了窑内的气氛,使陶器中高价三氧化二铁的红色转变为低价氧化亚铁的青灰色。大家都为这个发现而兴奋。

位于陕西铜川一带的耀州窑是中国“北方青瓷代表”。陈炉镇是现存的耀州青瓷的主要产地。陈炉镇距西安北面约两小时车程,黄土高原与关中平原交界的一个山区小乡镇。陈炉镇因“陶炉陈列”而得名。据说当地的制瓷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并在北宋时期达到了顶峰。宋代耀州窑青瓷的代表作是一种倒流酒壶。这里至今还保留着以宋代的陶瓷材料和工艺制作宋代风格的,带有雕刻图案的青瓷器皿。他们的产量不多,主要是供应几家博物馆的礼品店。这里基本上还保留着宋代的建筑风貌及生活方式,还有最重要的是:纯朴的民风。

陈炉镇是我每年带团必到之地。1990年代末我们开始去那里的时候山上还是坑坑洼洼的泥路,直到2006年后才铺成水泥路。驾驶员告诉我,这一带原是煤矿,如今地下已全掏空了。听了他的话心里不是滋味,就怕突然轰的一声,汽车掉进一个大坑里去了。盘山公路弯弯曲曲,山坡两边梯田层层叠叠。汽车转弯时车轮压着悬崖边的泥路,我的心始终悬挂在半空。

“男生到左边,女生去右边。”我微笑地命令大家。两个多小时的路程,我们总要在中间停一次。拍照和使用天然洗手间。每年都是这样。

到了山顶,只看见高大的红砖烟囱耸立在山头或高或低;每一堵墙面都混杂砖块与破碎的坛坛罐罐。远处依山而建的砖瓦民居与烧制陶瓷的窑炉混杂在一起,还真无法分清哪是民居,哪是窑炉。这让我想起离这儿不太远的延安窑洞。

“三乐唐(青瓷)!宋代三乐唐!宋代三乐唐雕刻!”一位来自纽约州三十多岁的陶艺家安妮在出发前就向我表示,想要留在陈炉镇李家瓷坊两个星期学习耀州窑的宋代青瓷雕刻工艺。我为她安排了一个西安外语学院的女学生与她同住,当翻译。相互介绍以后,李师傅的女儿李竹玲又为我们介绍了一下安妮未来两周的起居安排:木桶淋澡,砖炕睡觉。那种冬天底下生火取暖的砖炕连我也只曾在电影里见过。西安的女学生看见那地上一个洞加几块砖,四边透风的宋代茅房以后皱起了眉头。她从未到过这种边远的山村。

参观结束以后,当我们的巴士将要离开陈炉的时候,安妮与我们每个人拥抱道别。起伏的屋顶上站立着一排排刚放学的儿童在向我们挥手。

“你真的要留下来?现在反悔还来得及。我们走了以后你在这里遇到问题我无法回来帮你了!”我观察着她的表情。与普通白人女子相比,安妮长得有点瘦小。我真的不放心让一个娇生惯养的美国弱女子单独留在这里。我怕她无法适应这里的生活环境。

“我这辈子就这样,认定一件事,认定一个丈夫。我决定了就会认真做下去,我不会后悔。”她有几分腼腆和不安,但是语气非常坚决。

我真的很佩服她。我脑子里蹦出一个词:修炼。

一个月以后,安妮从纽约发了一份电子邮件给我。她告诉我,她在陈炉很愉快,学到了不少当地的陶瓷工艺,并结识了不少朋友。回到美国以后,她曾经应邀在许多学校举办讲座。如今,她已经在纽约的一家陶艺中心教授宋代耀州青瓷的雕刻工艺了。她很得意。

知道安妮安全回到美国以后我才真正放心。

 

出门在外,什么事都可能发生。2008年9月,国际陶艺学会的会员大会在中国西安召开。我带领了一些美国陶艺家顺利抵达西安。当天晚筵上,大家为美国陶艺家苏维娅?海蔓唱起了“祝您生日快乐”的歌曲。老太太亲自切蛋糕,分发给大家。九十一岁了还能坚持坐十多小时的飞机来到中国真不容易。可是就在当天晚上,由于长途旅行的疲劳,她在宾馆房间里洗澡时脚一软,在澡盆里坐了一跤。经西安医院拍片检查发现,她的坐骨碎裂了。

她在出国前购买了一种特殊旅游保险。根据保险规定,被保人旅游期间在全球任何地点遇到意外或紧急情况,哪怕是杳无人烟的山沟里,保险公司都会派直升机将受伤者或被困者救出来,送到医院,或送回居住地。她女儿与保险公司通了长途电话。一架小型飞机从美国飞向中国。

“这架飞机现在停在东京。飞机没有特许进不了中国领土。你能问一下组委会,请他们想想办法吗?”她女儿半夜敲开了我的房门。

“我们没有办法。”我与组委会通了电话,答复是否定的。谁有办法获得中国民航管理局的特许?我突然想起身边有张名片是美国驻上海领事馆24小时的热线电话。经过一番沟通与交涉,第二天中午,这架飞机终于在西安机场降落了。海蔓由她的女儿陪同坐上了那架飞机。小飞机在东京与美国境内停留了两次,换了驾驶员,星夜赶回了她的家乡美国田纳西州。

087天目釉的误传

福建省建安、吉州等地的一种带有条状或斑点花纹的黑褐结晶色釉茶盏流传至今已有上千年。国内一般被称为建窑,而日本人和西方人却称其为天目釉(Tenmoku)。天目釉在日本很流行,并于1950年代传到了美国。而许多西方陶瓷艺术家坚信天目釉就是日本人发明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大兵占领日本。许多美国年轻人因此有机会接触日本的东方文化,受其影响,并把相关的艺术品及艺术观念带回美国,因此影响了整个西方社会。日本陶瓷艺术仅是当初被传播到美国的东方文化的一小部分。

一位七十多岁的美国陶艺家梅尔说他对天目釉着迷了数十年。他年轻时曾经在日本拜师,学习过天目釉。直到后来他了解到中国也有天目釉茶盏,就一直希望到中国考察交流。他因此要求我专程带他与他的一位朋友到中国看看。一封封电子邮件,一通通电话。我们终于成行了。北京,景德镇,宜兴,上海……

一个下着蒙蒙细雨的春天,我带着他们拜访了位于中山公园对面的上海古陶瓷研究所。古陶瓷研究协会的张申秘书长、李伟东理事、徐霁明工程师等几位专家接待了我们。

午餐时我们一进饭店,梅尔就匆匆忙忙拿出几件黑釉茶碗。他的背包里随时带着几件自己烧制的天目茶碗。他曾经购买了许多书籍,在网站上搜寻天目釉配方,并尝试烧制过油滴、兔毫、星盏、黑定盏、鹧鸪斑、玳瑁等多种釉色。总之,他可以说出很多关于天目釉的道道。

“你们看,对着明亮处,这只碗中间还有些蓝色。这是我的研究成果。我的日本朋友告诉我,这种带蓝色的天目釉最珍贵。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里才有一件,全世界总共也只有三件。”那茶碗真是黑中泛蓝。梅尔有几分骄傲都写在脸上,俨然是一位天目釉的专家。他还希望以后来中国举办天目釉茶碗的个人展览。

“建窑的黑釉为什么在日本称为天目釉?”我问几位上海古陶瓷研究所的专家。我一直希望弄清这个问题。

“十二至十三世纪时期有一位日本僧人在浙江天目山的寺庙修行,回国时将这种黑色结晶釉茶碗带回日本。日本人误以为这种黑釉茶碗是产自天目山的瓷器,称之为天目釉。”专家们解答了我的疑问。

“你这是仿中国福建省的建窑茶碗,不是日本的天目釉!”我拍了拍梅尔的肩膀。

“天目釉就是天目釉。天目就是天堂的眼睛(Heaven’s Eye),这名称多好听。你可以说这是中国的天目釉。”他坚持不愿意将他的茶碗称为建窑器皿。

当然,这样的重要新闻决不会被英文版的“中华陶艺通讯”中遗漏。

088佛山走马观陶

我带领的国外陶艺家代表团也去过其他一些陶瓷产区和工作室。2000年,代表团从北京一路南下,还到过广东,香港和台湾。

传统石湾陶瓷以写实的人物和动物雕塑而著称,又称石湾公仔。一般陶瓷雕塑人物的面部、手部不施釉,以陶土的本色替代人物的肤色。其他部位则以绿、蓝、酱黄、白等釉色为主。石湾公仔按陶瓷雕塑的用途和尺寸分成庙宇建筑用的“大公”、较小尺寸的“二公”和盆景上的微型人物的“三公”。早期的石湾公仔与唐三彩等陶塑一样,是作为一种陪葬物品。据说东汉时期的墓葬出土中就发现过类似的陶塑。明清时期的石湾公仔主要用作建筑,如庙宇的瓦脊。庙宇中大量使用的各种陶瓷神像,人物动物等装饰是促成石湾陶瓷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我想起小时候见过的那些微型石湾陶瓷:小桥,凉亭,渔夫,扁舟等盆景或假山上的小摆设。

佛山祖庙是一座集佛教、道教和儒教为一体的庙宇。祖庙初建于北宋,称为祖堂或北帝庙。目前看到的祖庙的主体是光绪二十五年修建的。1959年祖庙被改称为佛山市博物馆。“文革”期间,祖庙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此后,部分建筑的砖木结构被改成了混凝土结构。

中国传统建筑中一般以木雕、砖雕或石雕做装饰的居多。祖庙的建筑上采用了大量陶塑、木雕、砖雕、灰塑等混合材料的装饰。其中陶瓷雕塑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目前可以看到的陶塑瓦脊共有六条,其中最大的三门瓦脊全长约32米,正反两面均有以戏剧故事为主要题材的陶瓷雕塑。

参观了祖庙我们去了石湾美术陶瓷厂和珍陶馆参观。那天上午,在张温帙的五福堂陶吧里,钟汝荣和他的妻子冼艳芬为我们表演了石湾公仔传统捏塑创作。虽然整个表演呈快餐形式的,然而,观赏传统陶瓷制作工艺过程总是美国朋友的最爱。

此后,我们参观了称为南风古灶的明代古龙窑,并拜访了庄稼和曾良两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089慧眼识宝,罗桂祥

抵达香港以后,郑袆女士带领我们参观了黄美莉等四位陶艺家的工作室,并在创办于1985年的乐天陶社举办了幻灯讲座。郑袆特别喜欢我们同行的日裔美国陶艺家金子润的成吨重的巨大圆形陶艺作品。美国茶壶艺术家柯克伦一再向我确认:这次旅行,最重要的就是参观罗桂祥博士的香港茶具文物馆。这是她梦寐以求的大事。

香港艺术分馆茶具文物馆(Flagstaff House Museum of Tea Ware)是位于香港中区红棉路香港公园内。该建筑前身为英军三军总司令的官邸,又称旗杆屋。1980年代初改建成茶具文物馆。1984年1月27日正式开馆。目前馆藏已逾千件。文物馆内部为两层楼房六个展室。展览分为两大部分,一楼为“中国茗趣”,二楼为“宜兴紫砂陶器”。“宜兴紫砂陶器”部分展出了一百余件紫砂陶器及历代各种质地的茶具展品。宜兴紫砂器展品中几乎收全了明清历代名家及各种风格的紫砂作品,其中包括时大彬、陈鸣远、杨彭年等人的作品,以及现代宜兴工艺师所制的各类茶壶、案头文玩、雕塑及其他紫砂器物。

如今没有人不知道营养饮品维他奶,但是大概没有多少人了解维他奶的创始人罗桂祥,没有多少人了解罗桂祥对紫砂艺术的贡献。在宜兴和国际陶艺界,罗桂祥却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罗桂祥博士也是我最敬重的一位陶瓷文化界的伟人。他是紫砂艺术推广的第一号功臣。

著名紫砂收藏家罗桂祥博士(K.S.Lo,1910-1995)是广东梅县人。他不仅是香港维他奶业集团董事长、还历任香港政府市政局、立法局议员,香港工业总会副会长等职务,在香港政商界及中国大陆享有较高的声望。他还是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罗桂祥对宜兴紫砂情有独钟。他曾周游世界各地,收购了大量明清紫砂器。一艘1752年满载着中国瓷器的东印度公司的沉船在中国南海地区被打捞起来,引起收藏界一阵轰动。沉船上打捞出来的这些“南京货”(Nanking Cargo,早年欧洲人将中国瓷器误称为南京货)由苏富比拍卖行在阿姆斯特丹拍卖。大量的瓷器中仅有八件紫砂壶。罗桂祥一砸千金,购得了其中较完整的四件沾满海洋生物足迹的紫砂茶壶。

1979年10月29日,罗桂祥及其随行人员首次来到宜兴丁蜀镇。他们先后参观了宜兴紫砂工艺厂和其他一些陶瓷厂,考察了宜兴陶瓷博物馆、前进窑、羊角山古紫砂窑址和原料总厂四号紫砂矿井等地。他在紫砂厂内花了三天时间,观摩了整套紫砂壶的制作过程,又参观泥料炼制和窑炉装烧等情况,拍摄了大量照片。后来他还特别约请了顾景舟、蒋蓉等人进行了交流座谈,向他们了解紫砂艺术的过去与现状,并做了详细记录。

临走前一天,罗桂祥提出约见二十位最佳的做壶能手。在接待室里,他从皮包里取出一叠自己收藏的明清的茶壶照片,希望宜兴的制壶高手能够将这些茶壶复制出来。并要求每件紫砂器必须有作者的签名与制作年份。

1980年代初以前,宜兴没有个体的工艺师,大家都是在单位里上班。当时宜兴紫砂厂只生产普通茶壶,所有茶壶底部都一律盖着一枚“中国宜兴”方印,每件茶壶的售价仅三五元人民币。罗先生要求紫砂茶壶签署作者姓名,紫砂厂以前可从未接过这种生意。紫砂厂接待人士在反复请示与汇报以后,才小心翼翼地与罗桂祥签订了一份五万多人民币的供销协议。

1981年,第一批由宜兴制壶高手仿制的明清紫砂茶壶被运到香港。罗桂祥博士将这批高手制作的紫砂壶与自己毕生的明清紫砂藏品一起捐赠给了香港市政局。

1984年茶具文物馆建成,“宜兴紫砂器”展览首次对外开放,并吸引了大批中外观众。同时,罗桂祥编著了第一部关于宜兴紫砂的英文著作《宜兴紫砂器》(The Stonewares of Yixing),全面阐述了紫砂艺术的工艺,历史和发展,为中国紫砂艺术的发展,以及此后西方对紫砂文化的了解起到很大的作用。“宜兴紫砂器”展览首次让世界各地专业人士,收藏家及爱好者全面了解和认识了宜兴紫砂艺术的过去。由于罗桂祥的积极推动与宣传,引起了1980年代中后期香港、台湾、新加坡及东南亚地区出现的一波波的宜兴紫砂茶壶的收藏热潮。

几年以后,罗桂祥又来到宜兴,请优秀的紫砂工艺师再为他创作一批紫砂壶,部分作品并邀国内著名书画家唐云、谢稚柳、程十发等人合作,为茶壶作画题字。

1990年5月至1992年1月其间,罗桂祥的紫砂艺术藏品又赴美国凤凰城美术博物馆、旧金山中华文化中心、印第安纳玻利斯艺术博物馆及加拿大多伦多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巡回展览。1994年秋天开始,这批紫砂艺术品又赴英国及欧洲多国,以及东南亚各地巡回展览,引起了世界各地新一波的紫砂收藏热。1979年罗桂祥为紫砂艺术浇灌了第一桶水,没想到前后不到十年,香港、台湾、新加坡及许多东南亚华侨就受其影响涌到宜兴,并挖到了第一桶金。听说到了1980年代中后期,香港、台湾、新加坡及许多东南亚华侨先后涌入宜兴,将成叠现钞放在那些已经成名的工艺师面前:“你这两年的时间我都买下了,只要你签名的壶我都要!”

离开了茶具文物馆以后,我背着一大堆关于茶壶文物馆的中英文书籍和资料与美国陶艺家们一起坐缆车爬到了香港岛的制高点太平山顶。俯瞰着美丽的、带有殖民地色彩的维多利亚港。百年来的沧海桑田令人感慨不已,香港的繁荣景象更是东西方文明交织的结晶。

090莺歌,宝岛陶瓷掠影

2000年6月8日,我和美国陶艺家一行到达了桃园中正国际机场。台湾的行程由伊利诺大学郭义文教授安排。第一次踏上台湾宝岛,感觉相当新鲜。从桃园中正国际机场出来进入台北市区,一路上看到成群摩托车,在大街小巷间鱼贯穿行,与如同路边岗哨般的槟榔摊闪烁的霓虹灯,一起构成台北市的一大景观。

第二天就参观了有台湾景德镇之称的莺歌。莺歌陶瓷博物馆吴进风馆长带我们参观了尚在建设中的陶瓷博物馆。宽敞的阶梯还是一块块钢板。博物馆将于当年十月开幕。

莺歌北面山坡间有一块巨石。传说此奇石能吐雾食人,形状如鹦哥,所以被称为“鹦哥石”或“莺歌”。这是莺歌地名的由来。如今镇上的陶瓷相关产业工厂及店家已超过千余家。除了生产的建筑陶瓷以外,也生产各种艺术装饰品和日用陶瓷。自2000年台北县立莺歌陶瓷博物馆的落成以来,到镇上参访的游客不计其数。同年莺歌陶瓷老街重新规划以后,入口建成一座闽南式红砖建筑,还有一只铁制的鹦哥鸟;莺歌陶瓷老街共有一百多家艺术陶瓷商店,商店里不仅有当地生产的仿古瓷、结晶釉、文趾陶、茶具组、陶瓷餐具等等,也有产自中国大陆、马来西亚、日本陶瓷艺术品。莺歌陶瓷老街的步行街在假日时还会不定期举办各种表演活动,是台湾的一个主要陶瓷文化景点。

美国陶艺家们对陶艺家阿亮(陈景亮)的作品并不陌生。欣赏阿亮的作品不仅要用眼睛,还要用手指触摸,辨别其作品与木质的区别是一大乐趣。

从阿亮的工作室出来当晚我们住在台北的一家日式建筑旅馆。半夜,我被同住的那位老美帕克斯推醒了。

“地震!地震!”我们的房间在第十四层,所以晃得特别厉害。觉得整幢大楼在跳舞。爬楼梯走出大楼已经不可能了,跳窗又没有这胆量。他拉着我躲到澡盆里。

“一般来说,洗手间里有许多管道,结构相对较为结实。”他告诉我。日本式的建筑室内比较低,而帕克斯的身材却特别高。他站在澡盆里,斜着头,两腿直发抖。老天爷特意让我们体验了一下地震的感受。这是67级的611地震。

一大早,我们就驱车前往林国隆先生主持的南投水里蛇窑陶艺文化园区。从小径、矮墙、栏杆到洗手间,无处不见陶罐瓷片的装饰。我们还参观了“9?21地震陈列室”而在这一片震后的瓦砾堆中,一只6.68米高的千禧双口瓶拔地而起,打破了金氏记录。也许这正是治愈前次大地震后心灵创痛最佳的灵丹妙药。

这次旅行也让我真正认识到西方人嗜酒的程度。一路上几位陶艺家因买了不少陶瓷器,行李十分沉重,却还是酒瓶不离身。帕克斯逢人就夸他买到的三蛇酒。被称为“台湾口香糖”的槟榔当然也应该尝一下。那天清晨,帕克斯和我在宾馆外散步,我们在一位六十多岁的槟榔西施手中买了两颗槟榔。我将槟榔咬了一口就吐了出来。帕克斯先生一边咬一边弯着手臂向我显示他的手臂肌肉。我们走了两三分钟,帕克斯先生突然想起要给槟榔西施拍张照片。回头走来,槟榔西施却已换成了槟榔老头。

离开南投后我们到达苗栗三义,参观了木雕博物馆和竹艺博物馆。台湾民众对于传统文化的爱护令人印象深刻。我们还去龙山寺去拜佛烧香。据说龙山寺是台湾香火最旺的寺庙。这对老外是第一次,对我来说,也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第一次。

在离开台湾的当天,我们又遇上了一场豪雨。一时间天昏地暗,几个来自北方的老美吃惊地举着照相机,好像要隔着玻璃捕捉什么珍贵的镜头。就在前去中正机场的当天下午,我们还赶去了王龙德、沈东宁等几位陶艺家的工作室。

从台北到旧金山的飞机误点了。大家静静地等待着起飞。每个人都抱怨旅行的时间太短,没有机会细细观赏,品味或交谈,期望还有机会能再次参加东西方陶瓷文化交流。

091美国陶艺是一种宗教

1999年3月,这是第一个中国陶艺家代表团访美。那曾经是中国公民赴美国签证拒绝率在80%以上的年代。1990年代初期,有无数美国陶艺家到了中国大陆,考察中国的传统陶瓷,却很少有中国大陆的陶艺家访问美国,考察美国的当代陶艺。这次活动是第一次中国大陆陶艺家靠自费,以民间的形式走出国门,在美国陶瓷艺术教育委员会的年会上向西方艺术界展示自己的艺术实力,弘扬中国陶瓷文化,其意义十分重要。中国陶艺家代表团的活动内容主要有:参加1999年美国陶瓷艺术教育委员会在俄亥俄州哥伦布的33届年会,参加加州圣荷西州立大学、加州陶瓷与玻璃艺术家协会交流研讨会,参加圣荷西方氏画廊举办“中国当代陶艺作品展”,参观加州旧金山,圣荷西和洛杉矶的美术馆,画廊,陶瓷材料商店,游览美国东西部几大城市。

 

广东陶艺家张温帙去美国领事馆签证,那位签证官讯问“谁是活动组织人?”张温帙将《今日美国陶艺术家》一书递给了他。“就是此书的作者。”那位签证官居然在书中看到了他以前的陶艺老师高江洲子。

三月中,七位中国大陆陶艺家先后到了风和日丽的旧金山湾区,他们是中央美术学院陶瓷艺术设计系副主任、副教授王建中,上海汉光陶瓷艺术公司董事长李游宇,美术设计部主任黄萍,宜兴陶艺家葛韬,广东佛山的广东画院陶艺家张温帙,博林艺术工作室陶艺家黄修林,和《现代陶艺》杂志社总编辑张自强,他们分别来自四个地区,代表着陶瓷艺术界,陶瓷教育界,陶瓷商业界和陶瓷新闻出版界,其中既有颇前卫的陶艺家,也有很传统的陶艺家。

七位中国陶艺家每人都带来了几件作品。3月15日,我们去了方氏画廊布置展览。方氏画廊由方秉权夫妇经营,位于圣荷西市中心,被主流媒体称之为旧金山湾区“最前卫的画廊”。中国当代陶艺邀请展的展出时间3月17日至26日。

美国陶瓷艺术教育委员会(The National Council on Education for the Ceramic Arts,简称:NCECA,网址www. NCECA. net)是一个以对陶瓷艺术有造诣和有兴趣的个人或团体会员所组成的陶艺教学为专业的非营利的民间协会组织,来属于全美陶瓷协会。美国陶瓷艺术教育委员会成立于1966年,1967年起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团体。她的宗旨是通过教学,研究和实践,推广和提升陶艺教育事业;通过陶艺教育年会提供的各项活动,展览和出版物,服务于广大陶艺教育工作者,陶艺家和爱好者。

历时四天的研讨会内容包括:各种主题的幻灯讲座,小组专题讨论,陶艺作品展览,陶艺创作技法表演,学校、专业杂志和相关非营利组织的摊位展示以及陶瓷工具,材料和设备的商业展销等。年会通常由当地的大学作为协办单位,然而,当地的其他相关的画廊、美术馆,或学校等也都会举办相应的展览和活动。陶瓷艺术教育年会,顾名思义,参与者的主体是教育工作者和学生。此外,也包括许多著名陶艺家和普通爱好者。据说2003年以后,每次年会的与会者约有4000至7000人。

有人说:全球各地的陶艺家们就好像是一个大家庭,美国陶瓷艺术教育委员会(NCECA)的年会就好像是一个超大型的家庭聚会,是世界陶瓷艺术界的一个盛大节日;参与、多元、宽容、公正、开放与和平,被称为奥林匹克精神,美国陶瓷艺术教育年会就是陶艺界的奥林匹克。

第33届美国陶瓷艺术教育年会的主题为“热情与过程”,总部在海德宾馆,主办单位是俄亥俄州立大学和美国陶瓷学会《陶瓷月刊》杂志,年会的内容有专题讲座“材料应用,观念对抗,现代主义”,“釉药电脑计算的运用”,“让内心的潜意识的释放出来”等等,幻灯讲座,“法国建筑陶瓷”等等。陶艺创作示范表演有十二人次,小组讨论二十余个,还有“教职员招聘”,研究生幻灯论坛,国际幻灯论坛和儿童陶艺教育幻灯论坛,陶艺新秀幻灯讲座等项目。

开幕大会在会议中心的大礼堂举行。没有锣鼓喧天彩旗飘扬。数千人鸦雀无声地聆听主持人的发言,表彰各路英雄对陶艺界的贡献。

年会总部的展销厅设有陶瓷公司和非营利机构,学校的摊位,另有“陶瓷月刊-国际竞赛展”和“第七届学生基金会陶杯展”。艺术家捐献各自的艺术品,同时再去购买他人的艺术品。艺术品售后得款归基金会。这是美国非常流行的一种募款方式。此外,全市还有各种相关的展览达三十多处,年会提供三条班车路线参观展览。

在“陶瓷月刊-国际竞赛展”上,我们看到了中国大陆陶艺家陆斌的入选作品。去年,我曾经将“陶瓷月刊-国际竞赛展”的竞赛资料和表格翻译成中文寄给了中国大陆的许多陶艺家。这次展览总共受到寄自45个国家的1549张幻灯片,从中选出了20个国家的118件作品,这是中国大陆陶艺家的作品第一次在这个陶艺年会上露面。

3月19日,下午3时半,小组讨论“东西方相遇”。中美陶艺家参加者近五十人。中国陶艺家代表团将与大家分享他们的美学观点,讨论东西方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希望结识一些美国同行。小组讨论首先是每人自我介绍,然后以中美陶艺家相互问答的形式进行。王建中首先提出了“中国陶艺家以中国陶瓷传统为创作源泉的现象”。美国陶艺家则阐述了美国陶艺家强调创作个性,陶艺家的创作发自内心。有时候,美国艺术家的个人展览有一百件作品就可能有一百种面貌。中国艺术家的群体展览却更像一次个人展览。中国陶艺家的作品为什么如此相似?话锋一转,美国陶艺家又提出,中国陶艺家有多少创作自由,张温帙给予了肯定的答案。有人甚至问,中国政府是否容许你们出国?我告诉他们:那是1970年代以前的老皇历了。

 

第一届中国陶艺家在美国陶艺教育年会上

与美国同行交流并合影,1999年
一个印度裔的美国陶艺家提出了“此山望着那山高”的现象,东方人羡慕西方的丰富的物质条件,西方人羡慕东方人的丰富的精神世界。李游宇接着提出:中国陶艺家重技术,美国陶艺家重观念,美国陶艺家在创作时是否会遇到技术的限制而无法表达自己的观念,即所谓“眼高手低”的问题。来自台湾,现在伊利诺大学任教的郭义文回答了这个问题,中国陶艺家重技术,美国陶艺家重观念,这些现象确实存在。讨论会上中美陶艺家争相发言,气氛相当热烈。

虽然语言不通,中国大陆陶艺家们仍然不失为了一群虎将。大家把一叠叠印刷精美的彩色画册、卡片放在进口处的资料桌上,仅半天时间就被取完了。同伴们抓住一切机会与美国陶艺家交换名片,握手,甚至拥抱。其中一位中国陶艺家还送掉了数百年件陶制小礼品。难怪一位美国陶艺家拉着我的手问,“听说今年来了一百多位中国陶艺家?”

3月19日晚上,是不夜的狂欢舞会,大家早已不需要语言翻译。艺术本身就是一种世界通用的语言。

3月20日上午,我们去参观了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几个展览,下午6时,离开哥伦布市机场,午夜抵达了加州圣荷西。3月21日是旧金山一日游。我们游览了艺术宫,金门大桥,渔人码头,中国城等市容。午餐后参观旧金山现代艺术馆。下午6时,“中国当代陶艺邀请展”开幕酒会在圣荷西市中心方氏画廊揭幕。3月22日,参观了当地的陶瓷材料商店以后,下午我们匆匆赶到加州圣荷西州立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下午3时半,葛韬表演宜兴茶壶制作。他身着对襟中式上装,轻轻地拍打着逐渐成形的茶壶,将人们带入一种明末清初的人文环境。陶艺家创作示范表演引得了学院师生热烈的掌声。

3月24日清晨,我们驱车离开了圣荷西,约六个小时抵达了洛杉矶。我们就先游览了好莱坞影城,并在大雨淋漓中参观了洛杉矶县美术馆和陶艺画廊。晚餐间,最年青的葛韬又不见了。一会儿,只见他夹着一叠《侨报》匆匆地走来,记者采访已经在刊登在报纸上了。

我驾着深紫色的商务车,穿过大雾弥漫的蜿蜒山路,直驱赌城拉斯维加斯。“下午决定,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一路上,大家怕我打瞌睡,都唱起了六十年代的革命歌曲。我们到达那里已是午夜一点多了。

在旧金山机场临别时,王建中深有感叹地说:“在陶艺年会上看见美国人对艺术那种热衷与虔诚的样子,感觉到美国陶艺简直是一种宗教。”

“陶艺教育,又称陶教,就是一种宗教,你没错!”我逗了他一句。记得20世纪初著名中国教育家蔡元培就提出要以美学教育取代宗教的口号。

092老外眼中的陶都宜兴

宜兴在中国素有陶都之称,而在国际陶艺界宜兴则是以茶壶制作而闻名。在许多西方朋友的眼里,宜兴就是茶壶,茶壶就是宜兴。宜兴和茶壶造就画上了等号。

宜兴紫砂壶小巧玲珑,不施釉色的高温陶器。由于宜兴的制壶工艺与西方传统不一样。宜兴的制壶工艺更像雕塑工艺,因此,宜兴被美国陶艺家里查?诺金称之为“世界雕塑中心”(The Sculpture Center of the World)。宜兴地区的陶艺家数量之多、技艺之精世界上独一无二。

我曾经带领过百余位西方陶艺家赴宜兴参观。我们拜访过宜兴徐秀棠,徐汉棠,蒋蓉,汪寅仙,顾绍培,潘持平等许多大师级人物及许多中青年陶艺家。每次,当我们的汽车驶进丁蜀镇,外国陶艺家们看到了茶壶店铺与工作室,紫砂艺术公司一家紧挨着一家,大街小巷,目不暇接的景观。在当地,地摊,各类商店,餐厅,宾馆,几乎到处都在兼营紫砂茶壶。传统的,现代的,艺术性的,商业性的,装饰性的,实用性的,从几元钱的低档货到五位数的天价珍品,什么样的壶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真是壶天壶地,壶山壶海。

在尹家村,住家、作坊、商店三位一体的店铺里,我们看到了许多年仅十五六岁的农村女孩子在制作茶壶。从专业的,业余的,到全工的,半工的,从工艺美术大师,陶瓷工艺大师,工艺师,到农村姑娘,据说,宜兴的茶壶制作直接参与的人口达十多万。一个城市中竟有这么多人同时在制作茶壶,出售茶壶,宜兴的奇特的人文景观常常让海外的同行惊叹不已。

有一次,当我们走过一家卖烟酒糖果杂货店,看见这杂货店的老板也在做茶壶。一位美国大教授激动地端起了照相机,“你们看,连杂货店的老板也会做茶壶!”

运河两岸堆叠着一排排大陶缸。记得以前农村里家家户户都有那种可以将胡传魁藏起来的大水缸。小桥下,满载着陶器的小汽船“扑,扑,扑”地在运河中驶过。为了编导一部宜兴的影视片,我带着美国朋友参观的时候还拍摄到了不少珍贵的历史镜头。几年以后,这些景观都不见了。楼房与自来水供应普及了,打井水,用水缸储水生活方式都已经走进了历史。

前墅龙窑,陶瓷博物馆,宜兴有许多旅游资源,这里还有许多尚未开发的陶艺景点。例如修建一个紫砂矿址博物馆,重建金沙寺,形成一个富有知识性、趣味性的紫砂文化旅游专线。

早年机械设备有限,紫砂矿都是人力挖掘的近百米深的矿井;如今紫砂矿基本上是平地开掘。因而,假如利用那些已经被封存数十年的矿井,将其改建成紫砂矿址博物馆,意义非同一般。紫砂矿址博物馆不仅可以重现当年由轨道车将紫泥石块从矿井底下推出来的情景,以及如何将石块变成柔软的紫砂泥的加工过程。这里应该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吸引人的旅游景点。

供春可以被称为紫砂之父,为中国陶瓷文化增添了不朽的篇章。但是在宜兴,供春至今没有一个纪念馆。据传当年供春学艺的金沙寺位于宜兴湖汉镇的西南角的颐山,离丁蜀镇约十余里。金沙寺初建于唐宋,毁于清末或民国初年,它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曾与岳飞、苏东坡等众多的历史文化名人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憧憬着金山寺重建后的模样。我的脑子里充满了遐想。

093Wall Eye Knee,Yixing!

1990年代末开始,各种形式的国际陶艺研讨会、博览会等交流活动先后在景德镇,宜兴,广东佛山,山东淄博等陶瓷产区流行。

举办国际陶艺交流的工作量很大,涉及宣传报道,会议主持,参观交流,旅行安排等组织能力,协调能力。这对于策划者和组委会都是一种挑战。每年的美国陶艺家代表团已经在我的日程表上了,假如获得国内陶瓷产区的政府和专业人士的支持,在此基础上组织国际陶艺研讨会就不是很困难的事了。经过与史小明,陶瓷行业协会会长史俊棠等沟通以后行动开始了。

2001年的宜兴国际陶艺研讨会有来自全美八个州的十余名陶艺家和香港的十余名陶艺家。加上韩国、日本、法国、俄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艺术家、陶瓷史学家,总计海外陶艺家约有五十余人。国内和当地的陶艺家参与研讨会者,就有不少是陶艺界的权威人士,其中包括:中央美术学院、景德镇陶瓷学院等各大院校的大学教授,以及《美术杂志》、《江苏画刊》、《中国陶瓷》、《陶艺杂志》(台湾),《紫玉金砂》(台湾)等相关媒体代表。

四天研讨会期间,参观当地的紫砂厂、陶艺家工作室和其他陶瓷公司,参观龙窑、陶瓷工具和紫砂壶市场等,还有东西方陶艺家创作表演、幻灯讲座和主题讨论等等。幻灯讲座有三个主题:“东西方陶艺观念”、“教育及市场比较”和“国际陶艺论坛”。在选择演讲者名单中,研讨会充分体现了东西方内容平衡和机会均等的原则,其中颇受欢迎的有宜兴陶艺家徐秀棠主讲的“宜兴陶瓷史简述”;美国理查?诺金主讲的“美国当代茶壶艺术家”;法国学者帕特理斯?万福莱的“宜兴紫砂壶的欧洲历程”和笔者主讲的“主流美术流派对美国当代陶艺的影响”等。

 

第二次举办的2005年宜兴国际陶瓷艺术研讨会暨国际陶瓷艺术展览会,规模及研讨展览等学术品质上较前一次都有所提高。研讨会由宜兴市人民政府,宜兴陶瓷行业协会主办,我负责海外联系。

2004年,我陪同美国陶瓷艺术教育委员会主席苏珊?菲丽和前主席伊莲?亨利女士等一行七人访问了宜兴。2005年春,宜兴市洪雅副市长为团长的宜兴陶艺家代表团访美,并参加了美国陶瓷艺术教育学会的年会。2005年宜兴国际陶瓷艺术研讨会获得了国际陶艺界最重要的两个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陶瓷艺术学会和美国陶瓷艺术教育学会的支持。

为了宣传2005年宜兴国际陶瓷艺术研讨会,美国中华陶瓷艺术学会特地在因特网和美国《陶瓷月刊》(Ceramics Monthly Magazine)和澳洲的《陶瓷,艺术与观察》(Ceramics Art and Perception)等传媒和杂志上打出了“世界茶壶之都—中国宜兴(The World Capital of the Teapots)”的广告。

许多媒体报道了活动开幕式:

2005年6月2日上午,由中国陶协陶瓷艺术委员会、中国艺术研究院陶艺研究中心、美国陶瓷艺术教育委员会(NCECA)、宜兴市人民政府主办,国际陶艺学会(I.A.C)、美国中华陶瓷艺术学会、宜兴陶瓷博物馆协办,江苏省陶艺专委会、宜兴市陶瓷行业协会承办的2005中国陶都宜兴国际陶艺研讨会暨陶艺展在宜兴陶瓷博物馆举行了开幕式。国内外陶艺界人士约500多人出席了开幕式。其中来自欧美、日、韩等国外陶艺家有近70位。杨自鹏会长、王文章院长以及NCECA常务秘书唐纳德?麦坎斯等先后作了讲话,I.A.C主席托尼先生还提出了宜兴是“世界制壶中心”。开幕式结束后,大家观赏了中外陶艺家作品邀请展。

6月2日下午,中国陶艺家百余人乘车前往均陶堆花工艺大师李守才、彩陶装饰工艺大师邱玉林、吴鸣紫砂陶艺等工作室及紫砂矿源区参观。这是首次组织前往黃龙山紫砂矿区现场参观,中外陶艺家饶有兴趣地探秘着早年历史开采紫砂矿的暗宕口,浏览着近年来机械大型开挖的明宕,实地了解紫砂原料的神秘。

6月3日上午,全体与会人员前往前墅龙窑,观摩了两位70多岁老太手工制作夜壶和小罐及紫砂壶的拍打成型,30多度的高温没有打消陶艺家们的兴致,宜兴目前唯一在使用的明代龙窑里,还装着欧美几位陶艺自己制作的8件陶艺作品,大伙又围着龙窑,为它加柴添火……

之后,大家又到了长乐陶庄(徐秀棠工作室),一进门,老外们就被这独特的陶庄气氛所吸引。粉碎陶瓷原料的碾砣成了照相机要攻击的目标,石磨盘还有两个师傅在磨紫砂坭。赶快来试试,几个中外陶艺家赶紧让师傅停下,他们要一试身手。早年农业灌溉用的水车上也首次出现了老外的身影。这里早就为陶艺家们准备了紫砂泥片,按手印是一个传统的项目。或蹬或跪,陶艺家们既兴奋又认真。

下午研讨活动正

中外陶艺家在宜兴国际陶艺研讨会上的合影,2005年

式展开,宜兴陶协会场,中外陶艺家近百人出席。主题为“中外陶艺历史和现状的比较”。在6月3日下午及6月4日上午两个半天的时间里:美国陶艺家理查?诺金、戴维?弗曼、詹姆斯?劳顿、周光真、苏姗?贝内尔、鲍伯?迪克逊,土耳其陶艺家塞维?奇泽尔,日本明星大学客座教授城琢朋和,韩国陶艺家申铉哲,中国陶艺家吴震(宜兴)、郑宁(北京)、汤鸣皋(宜兴)、邱玉林(宜兴)、刘正(浙江)、吴鸣(宜兴)等先后分别作了20分钟的发言,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6月3日晚上是一个专题讨论会,就“东西方陶艺——茶壶和雕塑创作观念”进行了专题讨论。中方主宾为吕品昌、高振宇,西方为理查?诺金、瑟奇?伊苏波(爱沙尼亚),主持人为周光真。应该说,这次专题讨论是本次活动的一个亮点,与先前的一个人讲众人听不同。由主要嘉宾对话加入与会者的讨论场面非常热烈。徐秀棠大师、托尼?弗来克斯主席、朱乐耕教授、托尼?亨特利教授等10多位陶艺家与主宾一起围绕着陶艺创作观念及紫砂的传统与现代进行了非常激烈的探讨。由于时间的关系,晚上9时30分,讨论活动在主持人的催促声中结束,大家还是余音未了。

晚上,冷餐会暨闭幕式在宜兴国际饭店多功能厅举行。具有宜兴地方特色的文艺表演赢得国外陶艺家们的喝彩。宜兴市副市长洪雅女士为欧美、日本、韩国等海内外陶艺家,颁发了大红封面的宜兴陶瓷博物馆收藏证书和宜兴市人民政府感谢状。热烈的现场气氛使得另外十多位国外陶艺家当即向洪市长表达了捐赠作品的意愿。

最后,我让这些只会讲英语的西方朋友以半分钟时间就学会了齐声高呼:“Wall Eye Knee,Yixing!(墙、眼睛、膝盖的英文发音——我爱你,宜兴!)”这一招是我向一位美国朋友学来的。

094宣扬紫砂,工艺师进军美国

古人相信天是圆的,地是方的,所以中国古钱币是外圆里方,象征着宇宙万物;在千姿百态的紫砂壶中,方和圆是两种最基本的造型。据说,宜兴紫砂工艺厂就是以“方圆牌”作产品商标。

2003年3月初,由美国中华陶瓷艺术学会组织,以江苏省宜兴陶瓷集团公司副总经理鲍建生为团长的宜兴陶艺家访美代表团一行六人,由上海飞抵了旧金山。代表团的其余五人分别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徐汉棠、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顾绍培、高级工艺美术师高建芳、陶艺家徐雪娟和长乐弘陶艺公司总经理孙平。

在旅馆里休息了数小时后,我们参观了旧金山的艺术宫、旧金现代美术馆等地。在旧金山中华文化基金会的画廊进口处的玻璃柜中陈列了不少宜兴紫砂壶。陈列在最显眼位置的是一套深绿调的西瓜造型茶具,这是高建芳女士的早期作品。这套茶具是1991年罗桂祥的宜兴紫砂器藏品展在这里展出以后捐赠给旧金山中华文化中心。此项“意外发现”为代表团访美之行揭开了惊喜的一幕。

3月7日,几大箱的紫砂艺术品从上海运抵了美国。报关、提货、一连串的传真和电话。货物从海运仓库运到库房后,下午,我们去了美丽的海滨旅游小镇“卡美尔”。

3月8日,艺术家们参观了斯坦福购物中心、斯坦福大学美术馆和罗丹雕塑公园。3月9日上午,大伙在大地陶艺中心忙着布置展览。徐汉棠,顾绍培和高建芳等艺术家还随身带来了一些作品参加展出。我们连午饭都没有用完,许多观众已经提前到达了。

与此同时,在展厅隔壁的教室里,宜兴陶艺家们播放了幻灯片并现场表演了紫砂壶的制作过程,吸引了当地近百名不同肤色的陶艺收藏家和爱好者前来观看。甚至,连门外也站着不少观众。两位宜兴高级工艺美术师同台,一位作方货、一位做圆器,连续三场创作表演,在美国展示中国的陶瓷艺术,这可说是第一次。工艺美术大师顾绍培先生和中年陶艺家高建芳女士先后在大地陶艺中心、圣荷西州立大学和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连续三场创作表演赢得了无数的掌声。

许多紫砂艺术爱好者希望和宜兴陶艺家们会面、交谈、摄影留念。在宜兴陶艺家代表团的欢迎晚宴上,一位华裔紫砂爱好者还捧来了六七件紫砂壶请艺术家们鉴定真伪。

由美国中华陶瓷艺术学会、中国江苏省工艺美术协会陶瓷分会联合举办的“宜兴紫砂艺术美国巡回展”,2003—2004年于美国大地陶艺中心揭幕。展品中包括近四十位宜兴艺术家创作的六十余件作品,在美国巡回展览中可以说是规模空前。展品中既有老一辈的工艺美术大师的作品,也有中青年著名艺术家的作品;既有传统形式的紫砂壶,同时也有观念创新的紫砂雕塑作品。本次展览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宜兴紫砂的现况。展览后,展品又先后赴美国明尼苏达纽伦顿艺术中心和旧金山中华文化基金会展出。

 

3月10日上午,我们参观了圣荷西州立大学教授斯丹?威尔希的工作室和他的山居,下午在加州圣荷西州立大学举办了幻灯讲座。第二天赴圣地亚哥参加主题为“边界的融合”的第37届美国陶瓷艺术教育委员会年会。

3月15日上午,我们离开了圣地亚哥,顺道在洛杉矶游览了好莱坞。3月16日清晨,我们开始返回圣荷西,晚饭后于旧金山国际机场搭乘往纽约的班机。3月17日清晨,我们抵达了纽约JFK机场。稍后,参观了中央公园和SOHO区。我们在中央公园时恰逢纽约复活节大游行,人们好像暂时忘却了即将爆发的美伊战火。3月18日是纽约一日游,游历了自由女神像、联合国总部、世贸旧址、华尔街、时代广场、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等。同时我们顺道造访了著名的嘎斯克拉克陶艺画廊。

我曾经登临过世贸大楼两次。如今能看到的仅有一个大坑!“九一一”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除了机场以外,在诸多参观景点中,我们也被要求查看背包、解皮带。从纽约市到华盛顿特区更是设置了许多警戒线。自由女神像、白宫等一些旅游景点也相继关闭了。3月19日上午,由于警察临时检查导致了交通堵塞,我们的旅游大客车迟到了。我们两天的行程中包括了:费城、巴尔的摩、华盛顿特区、白宫、国会山庄、太空馆、罗斯福纪念堂和林肯纪念堂等。19日晚上八时是美国总统布什给伊拉克的期限,天上掉着雨珠,旅游的浪漫气氛夹着几分战争前的紧张。

我们于3月20日傍晚从华盛顿特区飞抵了旧金山。3月21日下午,在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中国艺术部主任谢瑞华女士安排下,宜兴陶艺家顾绍培先生和高建芳女士再次在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进行了赴美后的第三场创作表演。3月20日是亚洲艺术博物馆新馆开幕之日,第二天,就迎来了远道而来中国艺术家。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是世界上除中国领土以外,最重要的收藏中国艺术品的西方博物馆之一。早在1959年,芝加哥建筑商人也是前国际奥会主席布伦达奇(Avery Brundage)捐献了八千余件艺术品给旧金山市政府,并促成了亚洲艺术博物馆于1966年正式的创建。亚洲艺术博物馆的旧址位于中央公园迪扬博物馆旁。

因1989年旧金山地震,博物馆的建筑受到损坏。适逢旧金山总图书馆新址落成,这座位于旧金山市政府对面的总图书馆旧址就被整修成亚洲艺术博物馆新址。新馆共有三十三间展厅,共计展出面积有二万九千平方英尺。目前,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了来自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泰国、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艺术品共计一万四千余件,价值约为四十亿美元。其中约半数为中国艺术品。其镇馆之宝为一尊公元338年的“中国鎏金青铜佛像”。

晚上,谢瑞华老师家中高朋满座、美酒佳肴。晚餐后,谢老师夫妇端出精心收藏的一盒盒紫砂器物让宜兴陶艺大师欣赏。方的、圆的、不规则的、仿真的等等,这些在1970-80年代的香港和旧金山唐人街的旧货摊上买来的古玩,竟不乏紫砂中的瑰宝,令大家惊叹不已。

 

2003年至2007年的五年中,我与宜兴陶瓷行业协会会长史俊棠合作,邀请了近40位宜兴陶艺工艺师,高级工艺师,工艺美术大师参加了美国陶瓷艺术教育年会,举办了不少展览和紫砂壶创作表演,赢得了无数美国艺术家们的掌声。

2005年宜兴市洪雅市长亲自率队到美国交流访问,我邀请了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的文化参赞阎世训和濮菊保夫妇一起参加了我们的活动,并在我家做客,为宜兴的陶艺家访美成功干杯!宜兴陶艺家代表团的消息也通过他俩刊登在文化部的网站上。

 

095传授技艺,教美国同行做紫砂

陶艺工作营(clay workshop)是美国陶瓷艺术界各种活动及学术交流的一种主要形式。陶艺是艺术专业中一种非常特殊的艺术。陶瓷艺术的材料非常丰富,工艺千变万化。因而陶艺创作过程中演示的成分很高。美国陶艺家崇尚创新和探索,也乐意传授与分享。不仅陶艺专业的网络和书刊上可以找到各种釉色配方和技法介绍,而且各地的陶艺研讨会,陶艺工作营也十分普及。要是有人研究出一种制作工艺,釉药配方或其他成果以后,他就可能希望在第一时间发表,获得发明者荣誉,而不是死守着这一秘密,独享研究成果。这是一种美国学术界较为普遍的一种治学态度与价值观(当然涉及商业利益的公司发明除外)。

陶艺工作营通常由作品展览,幻灯讲座,创作示范和技法传授四部分组成。前两部分的观众可以是陶艺专业或非专业人士,而创作示范和技法传授是一次每人动手学习制作的课堂,工作营的对象就主要是大学的师生或艺术中心的爱好者了。

2003年的某天,我收到明尼苏达州纽伦顿艺术中心主管的一份电子邮件,要求我找一位宜兴陶艺家来美国教授紫砂壶制作工艺。我想到了顾美群。我特地从中国进口了一批紫砂壶制作工具和紫砂泥,并挑选了一些紫砂壶运到现场举办一个展览。那是我与宜兴朋友第一次合作举办紫砂工作营。我也赶紧补课:不光是紫砂艺术的历史,特点,还有制作工艺,工具,以及所有专业名称的英语翻译。看书,学习,向宜兴专家们请教。

翻译中较困难的是紫砂工艺师圈内的一些行话,有许多词汇可能出了宜兴没人知道它们的意义。例如:明针,这是指一片用于修整紫砂器表面光洁度的牛角片,压根儿与“明亮的铁针”没有关系。还有独果,旁皮刀等等。虽然上海话与宜兴话同属吴语语系,即使用各地的方言沟通相互理解都不是问题,但是我还是无法考证这些词汇的来历。

宜兴紫砂壶的制作工艺与美国陶艺家有很大不同。对于宜兴艺术家们来说,为了取得一片平整的泥片,他们较多使用的是木槌(木搭子)拍打的工艺,而不是使用擀面杖滚压的工艺;为了取得一个茶壶的圆柱体,他们较多使用的是木拍子拍打的工艺,而不是使用传统的手拉坯工艺;为保留紫砂泥的本色美,他们不用釉色,而是用牛角片将陶土表面抛光。紫砂泥最大的优点在于适合制作较为精细的雕塑类作品。

明尼苏达州纽伦顿是一个宁静的小镇。参加紫砂壶工作营的陶艺家有不少人是住在周边城市的同行,个别人甚至是坐飞机赶来的。在美国中西部举办紫砂壶工作营这样活动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大事。

紫砂壶工作营一共用了两天半时间。星期五下午幻灯讲座,星期六和星期天学员们自己创作。参加工作营的学员有数十年经历的资深陶艺家,也有刚涉陶艺的青年初学者。三十余人的动手能力参差不齐。我要求每个学员先画草图,以便了解学员的创作意图。

工作营结束那天下午,我们举办了一个派对与小型展览。仿木纹的,仿竹子的,抽象造型的,美国陶艺家的紫砂壶真是五花八门。

2004年我带着一群宜兴陶艺家在美国三多贝克学院交流。当我们刚结束幻灯讲座时后,亨特利教授就一把拉住既会做雕塑又会做茶壶的史小明对我说:“就是他!我们要请他来这里做访问学者,驻校一个月。我们可以提供工作室,他可以在这里做陶,教陶,也可以在这里修课,学习美国的手工艺。”

此后我们又联系邀请了无锡工艺与技术学院的青年教师蒋雍君到三多贝克学院驻校交流讲学,并成了两所学校的长期交流项目之一。

我们前后在美国加州圣荷西州立大学,迪安萨学院,三多贝克学院,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母土艺术中心,大地陶艺中心等地举办过陶艺制作表演。应邀参加过创作表演的宜兴陶艺家有葛涛,顾绍培,高建芳,潘持平,潘涛,徐达明,徐立,史小明,鲍庭博,姚志远,李守才,周波,顾美群,赵明敏,蒋雍君等近二十位,共计创作表演达四十余次。我还曾经在顾美群,史小明和蒋雍君等陶艺家的帮助下特别编导了一部紫砂壶制作专题片《世界制壶中心——宜兴》和一张有56幅图解的紫砂壶制作工艺的英文海报。
宜兴陶艺家在旧金山亚洲艺术馆表演,2005年

美国明尼苏达州宜兴紫砂茶壶创作演习班,2003年

美国北加州的宜兴紫砂艺术创作工作营,2006年

宜兴陶艺家在美国加州迪安萨学院做茶壶创作表演,2008年

096标新立异,西方陶艺茶壶的流行

西方人主要喝咖啡,偶尔也喝茶。自明代起,中国每年有大量茶叶、瓷器出口到欧洲,中国茶文化的象征——茶壶也伴随着进入了许多西方家庭。据说西方国家中喝茶最多的是英国人,而制作陶瓷茶壶最多的却是美国人。说起陶瓷茶壶,必定要说宜兴。西方陶艺家们将宜兴看成是世界茶壶的发源地。自1970年代起,安妮塔?考可妊、理查?诺金、柯特?威塞等美国当时中青年陶艺家们就开始尝试陶艺茶壶的形式。除了部分实用性陶瓷艺术家以外,西方陶艺家都是将茶壶当观赏为主的雕塑来创作。在美国陶艺界,茶壶形式并不是主流,却也不是少数。

在中国,茶壶是陶瓷行业的一种主要品种。中国传统茶壶讲究讲究文化继承,例如借鉴古代陶器,青铜器的造型,在形式上讲究四平八稳,古风和韵味,或师法自然。有些茶壶具有很强的民间工艺风格,在题材内容上讲究象征和寓意,例如:吉祥如意,龙凤呈祥,多财多富,竹报平安,日进斗金等等;或是佛教和道教文化的题材,如:寿星,罗汉,阴阳太极等;还有就是受文人画士的影响,题材大体为岁寒三友,梅兰竹菊等。因受收藏界民风的驱使,中国陶瓷艺术界的这类传统题材的作品经久不衰。然而,新生代的陶艺家作品中出现了丰富多元的风格与流派。

美国器皿类陶艺家以外,美国艺术家对作品题材与内容没有任何限制,可谓百无禁忌。主题可以有:故事叙述、政治诉求、或个人的思想感情表达等等。例如:人生观、女权主义、社会正义、环境污染等各种题材。内容可以则是从枯骨残肢到断壁残垣无所不有。西方陶艺家都喜欢标新立异,追求新、奇、险、绝,因而主题范围就可以无限扩大。许多陶艺家一味追求视觉冲击力。

 

2003年,美国南加州三多贝克学院(Saddleback College)托尼?赫特列教授向校方申请举办国际茶壶竞赛展,并获得了四千美元奖金作为展览的头等奖——免费参加16天的中国陶瓷文化游。他要求我合作,并担任茶壶竞赛展览的评审。国际茶壶竞赛展览起名为“大鱼小壶”(Big Fish,Small Pot),并将这四个中文字印上了所有展览的宣传资料上。“Big Fish,Small Pond”是英文中的一句成语,译成中文就是“大鱼小湖”,作为“小地方可能有大人物”的比喻。他借用谐音,将“小湖”(Pond)改成“小壶”(Pot)。这就是“大鱼小壶(Big Fish,Small Pot)”的展览名称的由来。

我曾连续三度应邀担任由南加州三多贝克大学主办的“大鱼小壶国际茶壶竞赛双年展”的评审。此外三多贝克大学还出资邀请了宜兴陶艺家作为交流学者驻校一个月,教美国同行用宜兴的材料工具做美国的紫砂壶。

2009年春天,我将曾参与策划,评审的六次茶壶展览的茶壶精选了100件西方艺术家的作品印成了一张海报。2009年4月,我策划的“超越实用——当代陶瓷茶壶展”在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美国陶瓷艺术教育年会上揭幕,在美国引起了新一波的陶艺茶壶的创作热情。

097任教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我聘你做客座教授,每年来这里五个星期,带一个班。随便你用什么方法教。给同学们带来一些西方的先进观念。我会给你配备一位助教。”李游宇老师在办公室里认真地对我说。

二十多年前李老师在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就创建了上海的第一家陶瓷研究所,又曾经在日本当交流学者,此后他创建了汉光瓷,将中国瓷器工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如今他又应聘担任复旦大学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的学术领导。

有机会以美国陶艺教学方式在中国实验,有机会学习,了解国内的陶艺教学及新一代青年学生的思想,有机会为中国陶艺教育作点贡献是件好事。我希望借鉴美国的艺术教学方法,将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当作自己当代陶艺的实验教学基地。

2009年2月下旬,我从旧金山飞抵了上海,住进了松江的艺术学院的专家公寓。

走进教室,我就感受到国内学生面对毕业后的就业压力。美国教学以实用主义为基础。我的教学课程是当代陶艺。我希望每一位主修陶瓷的学生都可以了解和掌握陶瓷工艺的主要过程,以便将来毕业以后可能独立创办自己的工作室,或可以独当一面,成为一位陶艺教师。我主张陶瓷技术与美学观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不断向学员介绍最新的陶瓷技术与最新的陶艺创作动态,趋向与观念;鼓励学员直接上手创作,在创作中学习和解决技术上的困难,在尝试与失败中累结经验;注重学员的个性发展,提倡创新精神,鼓励学员不断发掘自己的潜在能力,尽早形成自己个人的美学风格和技术风格。

第一堂课,除了介绍课程以外,我就让每个学生作了一次简单的自我介绍。我的姓名,我从哪里来,以及自己的成长环境与兴趣特点等等。三十多位同学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与家庭环境中长大。我担心有个别学生因自己的农村或偏远城镇的出身而产生自卑。我告诉大家:在这个班上,每个人都很重要,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个体(Everyone is Unique)。我希望每个学生都得到尊重,每个学生都拥有自信。这是开启创作灵感的第一步。我希望没有一个学生放弃或掉队,并鼓励大家在各自的生活环境中发掘创作源泉。

我曾经在参观一个国内某大学的陶艺工作室时看到全班同学都在搓细细的泥条,用相同的盘筑技法临摹一件新石器时代的三足陶鼎。全班学生的作品长得都一样。拉坯与盘筑是陶艺教学的基本功。记得中国传统式的教育就是背诵,记忆,有标准的答案。中国的传统美术教学基本上是从临摹开始的。中国传统书画艺术家的童年都有漫长的临帖习字的过程。没有人会去质疑这种学习方法的是非曲直。

为什么要模仿前人?美国高等教学中的美术课为什么没有临摹课程?在美国,假如你向一个小孩称道他与父母相貌十分相似,这小孩可能的答案是:“I want to be myself(我要成为我自己)。”好像与父母长相一样是件可耻的事。这就是一种个性的含义。东方式的教育可能将每个学员都训练成苦行僧。技法高超了,创意却不见了。强制性的训练可能会磨灭学生的创新与开拓精神。发自内心的兴趣与学习欲望才是学习艺术的主要动力。我认同陶瓷工艺技术的重要性,但是,我觉得技术训练应该与美学创作的观念同步进行,两者不可偏废。同时,在众多的工艺技法教学过程中让学生自己选择自己喜欢的某种工艺技术作为主攻目标。尽快形成各自的技术与美学的个性语言。

陶艺创作布置的作业是两件作品:一件是人物雕塑,另一件是抽象造型。

我要求学生创作一件以“人物”为题材,高度不小于十六英寸的雕塑。可以使用盘筑,捏塑或泥片成型的方法。作品可以是一个全身人像,也可以是一个头像,一只手,一只脚,甚至一个骷髅,一颗心脏等等。同时,创作手法可以是叙事的,怀旧的,比喻的,写实的或抽象变形的。

国内许多学校陶艺工作室的窑炉等硬件设备可能比美国任何学校都漂亮,但是我找不到如美国市场上供应的系列化、标准化的泥土和釉料。学校使用的陶瓷材料和陶艺工具都必须从景德镇或宜兴等陶瓷产地去购买。这可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

我记得当年在美国就学时,陶艺工作室开放到晚上十点钟。对于研究生来说,学校是二十四小时开放的。我曾拥有大楼的全部钥匙。我发现中国的学校管理制度与美国不同,延长工作室开放时间牵涉到管理人员的加班和保安等问题。虽然经过沟通,校方同意将工作室开放到晚上七点,但是,一些学生晚上另外有课,再说上海二月下旬的天气还很冷,空旷的实训楼教室没有暖气,冻得手脚有点放不开。我看见一个同学手上还有冻疮。这事就此作罢。

 

我将每星期一下午定为幻灯讲座时间,先后举办了美国陶艺发展史,当代陶艺中的人物题材,当代陶瓷与工业设计,我的生活与艺术等主题讲座。此外,我还带去了一些自己编著的陶艺书,宜兴紫砂壶制作技法的DVD,美国陶艺作品的海报,美国陶艺杂志和我自己发明的陶艺工具等等。

与学生互动,了解与发现每位学生的兴趣与特长是美术教学的重要一环。同时,在沟通中了解青年人的想法和价值观也是一大乐趣,有助于教师进行自我调整和更新观念。我让学生登上讲台发言,介绍自己的“生活与艺术”,与同学们分享自己的成长环境与生活经历,培养他们的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演讲是培养自信的一种方法。自信是创意的一种自身条件。

“演讲时要学会用目光在整个教室里不停地徘徊,而不是低着头看发言稿,或者只是将眼睛停留在某一个人的脸上。要学会如何与听众目光交流。别人演讲时你的眼睛也必须看着演讲者。”我给一些学生做了纠正。

在学期结束前还安排了一次校外授课。一辆大巴士载着两班四十多位学生到五角场800号和莫干山50号的艺术区参观展览。在那里,我特地请陶艺后援会画廊的洪兴文经理向学生现场讲解美国当代陶艺家费斯哥达的雕塑作品。

作品烧成了。学生们将各自的作品放在桌子中间,逐件讨论。一般先由学生自我介绍创作过程,构思及作品表达的内容。然后教师或其他学生提问,发表各自的观点。最后由教师作总结性发言,阐述作品成功和可改进的部分。师生们通过对作品的外观,造型,肌理,题材和内容,以及作品涉及的个人与社会,生活与艺术,历史和现实诸问题的讨论,可以颇为有效地提高学生们的创作观念和美学理论。

一个腼腆的女学生叙述了她的构思与创作过程。她的蜂窝状抽象造型来自于童年时代的一次被蜜蜂叮蜇的苦痛经历。

我最满意的部分是课堂里每件作品全部是原创。今天,学生们的作品还十分幼稚,但是,我相信终有一天,其中有几只幼猫可能会长成雄狮。

098陶艺混迹主流美术,前卫现身景德古镇

大家都知道瓷都景德镇,中国的英文就是China,而China另一个词义是瓷器。所以陶瓷原料瓷土的英文为“China Clay”。实际上China Clay还有一个英语名称为“Kaolin”(高岭土),而“Kaolin”就是景德镇北部高岭村的音译。高岭土不仅是陶瓷产业的一种主要原料,也是药品,造纸,牙膏等行业的常用原料。高岭土这种材料直到1867年在巴西发现大量矿藏以后才被西方人正式认识并使用。除了中国以外,高岭土普遍分布在巴西,法国,英国,德国,印度,澳大利亚,韩国,捷克和美国。

景德镇是我们美国陶艺家代表团在中国造访次数最多城市之一。当我们的汽车驶到景德镇郊区,山间的小溪哗哗地驱动着水碓,滚滚转动的水碓驱动着一排巨大的木槌,咚,咚,咚地粉碎着瓷石。不息的敲击声和稻田里的水牛一起衬托着一幅幅美丽的田园风光。让时光倒退了近千年,如何让人不陶醉!

记得以前高岭村的公路还没有修建到山顶,旅行社的汽车到了高岭村的山下就让大家下车。用两条腿爬到山顶单程也要两三个小时,还不一定能找到那个宋代的高岭矿洞。当时我最怕的是有人为了抄近路而迷失了方向。我还为此拍了不少照片,以便记住上下山的路线。

如今,当地政府已经将高岭、窑里等几处连成一片旅游风景区。在发展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一处处水碓被拆除,良田变成了高楼。

此外,还有古窑,瓷器作坊,柴窑等及传统制瓷工艺相关景点。一家瓷厂的瓦斯窑高达3.5米,一人半高的大瓷瓶制作方式是以七段干燥相接技法制成。四个年青技工将瓷坯分段刷上一些水,然后将另一截叠上去,再修正一下就算完成了。这些场景都会让许多西方陶艺家大开眼界,兴奋不已。由于材料的不同,西方陶艺家一般不可能将完全干燥的陶土以这种方式粘接起来。

 

“到景德镇去做作品。”这不仅是许多陶艺家的口号,也是他们的行动。优质的瓷土及陶瓷材料,釉药,设备,工具;拉坯,雕刻,翻模,施釉,彩绘,甚至搬运和烧窑。景德镇丰富的陶瓷生产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无法比拟的。

以景德镇东郊的雕塑瓷厂为例,那里聚集了刘远长等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还有近年开张的乐天陶社,凭借来往不绝的常驻国外艺术家的优势,乐天陶社先后开办了星期五晚上的幻灯讲座,星期六早上的乐天陶艺集市。让年轻人出售自己制作的餐具和首饰等小件陶瓷艺术品,为当地带来了西方的陶艺创作观念与经营模式,也吸引了许多年轻人,带动了人气。2008年,由九位青年陶艺家组成的中国第一个当代陶艺团体冰蓝公社也在雕塑瓷厂宣告成立。

今天的雕塑瓷厂已经成为一个如纽约苏荷区,北京798艺术区一样的艺术家的陶艺创作园区。从新厂东路到朝阳路约八百米长的小路两旁并不起眼的旧楼房里隐藏着上百家陶瓷作坊与陶艺工作室。此外还有模具翻制作坊,彩绘艺人和多家代客烧制作品的低高温窑厂等为陶艺家服务的配套行业。搬运作品的手推车往返于艺术家工作室与窑厂是雕塑瓷厂的一大景观。

国内外艺术家可以携带者自己的草稿,观念或想法,到景德镇住上一两个月,然后带着自己的作品回家。特别是春秋两季,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者,陶艺家随处可见。笔者曾经见到一位澳大利亚的老太太拿一条鲜鱼请人翻个模具,再灌浆,略加修改,变成了自己的作品。笔者也曾在这里遇到过北京、上海等全国各地艺术院校的师生在这里学习,创作。他们将景德镇作为陶瓷艺术的创作基地。

世界上曾经出现过许多艺术家的创作乐园,法国的巴黎、美国纽约苏荷区(SOHO)、北京的798艺术区、上海的莫干山50号等等。然而,在当代陶艺范围而言,世界陶艺创作中心的桂冠非景德镇莫属。景德镇制瓷历史悠久,故有瓷都之称。而今天,在世界各地的陶艺家眼中,景德镇的陶瓷工艺,材料,各种专业人才和资源,无疑是陶艺家的创作乐园!

 

景德镇陶瓷学院是我们的一个学术交流据点。我曾经先后由黄焕义,何炳钦,宁钢等教授安排在那里举办了许多次幻灯讲座,结识了一大批教师与学生。

2006年年初的一天,那是美国加州的晚饭时间,我接到了景德镇陶瓷学院外事办主任欧阳的一通电话:“我们急需要一位英语外教,你是否可以想想办法?一个月之内必须到学校报道。”

我随即用我们“中华陶艺通讯”的名义向我们所有的读者的电子邮箱发了一次“急聘英语教师”的特刊。

“我可以!”家住美国东部的瑞克?斯威森(Ric Swenson)首先与我联系了。我动用了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的特殊关系为他办理了特别签证。没有想到,瑞克一去就是好几年。从学校到政府部门,从口语教学到文字校对,甚至景德镇市政府对外宣传的英文资料经常会请他校对或配音。他为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姓名“周原”。他说,他最敬爱的中国领导人是周恩来,并因此冠以周姓。“原”字则来自他的出生地爱荷华州的平原。他深深地爱上了景德镇,成了景德镇唯一长期居留的外籍公民。

创办于2005年的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由商务部、江西省政府等单位共同主办,集陶瓷精品展示、陶瓷文化交流、陶瓷产品交易为一体的国际化陶瓷博览会,简称“瓷博会”。每年金秋十月我都会带一些美国朋友与会,同时携带一些作品参加那里的国际陶艺展览。东西方当代陶艺作品同展一堂,大家看到了中国年青陶艺家的创新精神与艺术风貌。

 

国外陶艺家到访景德镇陶瓷学院,2005年
景德镇瓷器代表着历史的辉煌。从元青花到明清官窑,无数精美的瓷器曾经被送进皇宫,被供奉于官吏商家,文人画士的书架案桌,出口到世界各地,陈列与各大艺术博物馆,并在顶级的拍卖场掀起一波波的收藏热潮。

同时,却也有少数唯利是图的不肖商人造假,倾销,欺诈。

“最后三天,含泪赔本甩卖,我们要关门了,最后一天,只收烧窑钱!”商店门口堆放着各种花瓶。实际上商店几个月以后还没有关门。这一类红纸黑字的广告与街景不仅出现在中国各大城市,而且也出现在上海的南京路及世界各地有华人聚集的商业区。

在美国旧金山湾区,来自国内的“景德镇陶瓷艺术精品展销”每年不下四五次,每次展销开始都是大张旗鼓,报纸电视广告铺天盖地“今日的珍品,明天的古董”,颇有地毯式轰炸的气势。而往往两三周以后展销会就挂出“赔本大甩卖”的招牌。地毯式轰炸的广告变成了地摊式抛售!地摊式抛售“景德镇的大师精品”。某些不肖商人使用了不当广告词汇与不当的经营手段,让人感到景德镇瓷业不行了,感到景德镇瓷器只是地摊货。而在相距不远的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里正陈列着几件图案造型都十分相似的花瓶。更大的问题是赝品泛滥于各级拍卖市场。

也许是审美疲劳的原因,陶瓷市场上那些精致的彩绘瓷瓶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吸引这些西方陶艺家的兴趣。今天的数码时代,我们的交通,通讯以及生活方式都产生变化。可是,景德镇陶瓷市场所看到的还是流传了数百年的彩绘山水、花鸟、人物等的传统陶瓷艺术品。将宣纸上的传统书画搬上瓷盘花瓶,抄袭之风盛行。而这些创作题材往往与今天的现实生活毫无关系。这就像有人穿着他爷爷奶奶的衣服逛街一样。为什么许多艺术家们对二十多年来中国的巨大变化无动于衷?对世界的巨大变化熟视无睹?

陶艺混迹主流美术,前卫现身景德古镇。这是我下一步的展览策划目标,与国内的朋友合作,拓展以陶瓷材料创作前卫艺术的许许多多的可能性。

099登入虚拟空间

2009年春季,我在学校任教时应邀在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宜兴的无锡工艺与技术学院,景德镇陶瓷学院举办了三次主题为“主流美术与当代陶艺的关系”的讲座。除了美术流派,美国陶艺发展史,我讲座的结束时也表达了对中国当代陶艺界的期望:

我们常说:中国是陶瓷文化大国,陶瓷产业大国,可是,最大,最重的陶艺作品不在中国大陆。日裔美国陶艺家制作的单件作品达数顿重;最高的陶艺作品也不在中国大陆,台湾水里蛇窑的单件双口陶瓶高达6.68米,并获吉尼斯世界纪录。

中国需要一批当代陶艺评论队伍,需要一批当代陶艺的专业画廊,更需要几家具有权威性的当代陶艺博物馆。

我认为,成功的陶艺家都可能掌握着一门与众不同的艺术语言和工艺上的绝活。当代陶艺展览是工艺与美学的竞技场。年轻的朋友,你的强项将是什么?为了下次展览,请你准备亮剑!

每次我的讲座结束以后,都有不少学生提出一些问题。由于众多的学生关心着相似的内容,我无法一一回答。因而我开通了雅昌艺术网等几个博客。我答应将在博客中回答这些普遍关心的问题。我决定在虚拟空间里揭开一场虚拟的战争,向传统的保守势力开火!我将自己以前发表过的文章逐渐输入电脑,并整理归档,贴在我的博客上。

有一位学生听了我的讲座以后,给我写了一份电子邮件:

周老师你好:

不好意思,今天想问些专业相关的问题,谁知写了半天才深知自己英文意译水平不好,脑袋里想到的很多意思都不知如何用英文巧妙准确地表达出来,在邮件上写中文你那边怕是乱码,只好写在word里头了。

最近我在研究“中国当代陶瓷艺术30年”,竟无意中不记得哪个网上搜到你的文章,昨天又听了你的讲座,实在忍不住了,我有几个问题想问问。

1. 不管是做器皿还是泥塑,尤其是泥塑,老师一直不时强调的是要发挥陶艺材料的特点,言外之意就是泥性,说什么泥塑要和雕塑区别开来:这个作品只能用陶艺的感觉做而用其它材料是做不出来的。所以从本科开始我就一直带着一个很强的理念:尽最大能力去发挥泥性,崇尚简单、纯洁的作品,还要多多参考古代的陶瓷作品(彩陶、宋瓷、唐三彩等等)。难道说这种教学方式有问题吗?我们历届都这么过来的哦。

2. 我一直渴求及早知道成功陶艺家之所以成功的实际原因(除了勤奋),你认为“成功的陶艺家都可能掌握着一门与众不同的艺术语言和工艺上的绝活”,我很激动,马上分析了一遍相关的陶艺界人物。他们的作品我都能一一背出来了,虽说他们作品都有各自特征,但是要说:有让人为之拍案叫绝的艺术语言?没有吧!有前无古人的工艺绝活?好想更没有吧!

从本科到研究生,学习陶艺那么长时间了,我最大的感觉是要成为一个成功的陶艺家就只能:超级勤奋+多参加展览和比赛。名气出来了就成功了,不知道我的判断对不对?老师不可能有秘密绝活藏起来不告诉我们学生的吧!不少展览现场一眼看过去就是那么回事,参展的都是国内有名气的陶艺家,但是没有哪个人的作品十分的与众不同、十分的眼前一亮哦。难道他们都不是成功陶艺家吗?简单说好了,不知你能不能告诉国内有哪几位掌握了与众不同“绝活”是什么?

3. 有一次与一位前辈当代艺术家聊天,我说我研究器皿为主的,但我不希望像以前毕业的师兄师姐那样做这么平凡的东西,所以我现在方向不明确。然后他就说“中国陶艺家做的器皿普遍都太像器皿了”,我问应怎样才能“不像器皿”,他说他不是专攻陶艺,他只是看到问题所在,他不知道。不知周老师您是怎么理解这句话的?

一个听过你讲座的陶艺专业的学生

我觉得国内许多新闻报道中经常将传统陶瓷彩绘称之为当代陶艺。当代陶艺不仅是一种时间概念,更是一种美学风格与流派。我在网上搜索“当代陶艺”的词义,发现百度百科中这个词条竟然是空白。

我通过“Chinese Clay Art Newsletter”与《陶瓷月刊》(Ceramics Monthly)杂志等处的广告,共计征集到全美20余州的近200位艺术家的资料,参加第12届北京国际艺术博览会。几通电话,几封电子邮件我就可以不付任何定金将每件价值上千甚至上万美元的顶级陶艺作品出借到中国展览,这是我在美国陶艺界长期耕耘建立的关系网。

2009年8月,参加北京国际艺术博览会的三十余件美国作品海运由美国加州经香港,到天津,最后才由陆路到北京。我希望,看过这个展览以后,新闻界的朋友不会再将那些不懂陶瓷材料和制作工艺,把传统中国书画搬到瓷瓶,瓷板上的画家们的作品称之为当代陶艺;我希望,下一届的全国美展组委会的领导们不会再将陶艺排列在漆画之后的地位。当代陶艺可以是主流美术的一部分!

100尾声:泥塑人生,我的陶艺情缘

学陶:成长历程,曲折磨难

1969年,初中的同学大都下放农村,我因哮喘病反复发作而留在城里“吃闲饭”,病休了几年。在这期间,我整天躲在家里练字,画图,刻印。因而奠定了一些美术和文化基础。

1973年9月,我被分配到一家里弄加工组工作,1978年我考入上海静安区业余大学,1979年调入上海某工艺美术厂工作直至1989年出国。十年期间,我学会了不少工艺美术技法。1985年,举办了一次个人的瓷刻艺术作品展。展览结束后,我在偶然的机会中见到美国艺术杂志上刊登的陶艺作品,了解到做陶的泥巴是软的,可以任意雕塑,在制作过程中可任意添加或掏挖。中国传统陶瓷艺术与美国当代陶艺有很大的区别,我决定赴美学习陶艺。并希望通过学习,将美国的当代陶艺介绍到中国。

通过数年的专业准备和英语强化训练,参加托福考试,并获得了奖学金。1989年,我获得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德鲁斯分校的奖学金攻读陶艺的硕士学位。1990年代中期,我又在加州圣荷西州立大学攻读了空间艺术专业的硕士学位。从中国到美国主修绘画的留学生可以说车载斗量,但是在1980年代赴美国学习陶艺的人却是凤毛麟角。

玩陶:突破传统,玩陶不恭

在“文革”时代,因对实现的无奈,我常抱着玩世不恭,游戏人间的生活态度,因而导致后来的“玩陶不恭”。我说的“不恭”,就是玩陶时不喜欢恭恭敬敬地模仿前人或现存的事物,而是需要丰富的想象,自由发挥和创造。

中国传统陶瓷的文化内涵和西方的当代陶艺创作观念完全不同。所以在中美两国陶艺术交流上,很自然就会出现是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继承和发展的思想观念的冲突。中国传统陶瓷重视制作工艺和艺术家的基本功,作品的好坏,取决于功底的深厚。而美国的当代陶艺更注重个性和创意,艺术家可以充分发挥各自的想象。当代陶艺是一种大众化的艺术。从学步中的小孩到年迈的老人都可以尽情地把玩和享受,每个人都是艺术品创作者。

我认为:艺术创作中并不需要刻意去追求什么文化传统,不必刻意死板地去模仿前辈。艺术要有创新,想别人没有想到的,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不重复他人,也不重复自己。我认为,一件美术作品应该具有心理学的深度,幽默感和视觉震撼力。一个艺术家应该多才多艺,并且能够像更换衣服一样避免重复自己,能够创作多种题材与风格的作品。

写陶:双语频道,互为补充

一个人的作品无法改变中国陶艺的现状。假如用自己的笔撰写文章,出版书籍,介绍美国当代陶艺的风格流派,就可能教育,影响一大批青年艺术家。

由于自己兼有中文专业和陶艺两方面的教育背景,我一直希望能够为促进中美陶艺的交流发展作点贡献。

1990至2000年的十年中,我主要用中文介绍美国当代陶艺。我希望将自己在美国学陶,做陶的感受,美国当代陶艺家和他们的作品介绍给中国的同行。并因此出版了第一部著作《今日美国陶泥家》。

我自1993年起移居到世界高科技中心硅谷。伴随着因特网的成长,我脑子里又冒出了念头:在美国创办一份英文的《中华陶艺电子通讯》杂志,利用电子邮件,免费向全球陶艺专家与爱好者发送。1999年7月,《中华陶艺通讯》英文电子月刊正式创刊。

2000年开始,我主要用英文介绍中国传统陶瓷文化。我利用各种管道,收集与中国陶瓷艺术相关的资料,编写文章。长期来,我累积了上万条电子信箱地址,全球的读者遍布五十多个国家。学术考古、讨论交流、商业买卖等各种内容的读者来信不断涌入我的信箱。2004年,我与台湾《陶艺》杂志总编曾冠录合作编纂出版了中英文双语版的《中国陶瓷文化旅游手册》,2007年我又编导一部介绍宜兴陶瓷文化与紫砂茶壶工艺技法的英文版影视片《世界制壶中心——宜兴》。我因此进一步巩固了在美国陶艺界的关系网。

我有很多写作计划,中文的、英文的,我不断转换语言频道。

教陶:普及陶艺,用武之地

英雄须有用武之地。1999年,我在南旧金山湾区,硅谷成立了大地陶艺中心和美国中华陶瓷艺术学会。陶艺教室更像一所教学实验室。我们的学员中,除了美国人,有来自俄罗斯、印度、日本、韩国、越南的新移民,还有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新移民。成人班里还有不少高科技工程师。我自己编制了儿童陶艺、成人陶艺、儿童生日派对、YMCA(全球最大的青年组织之一,基督教青年会)夏令营等的教学课程。每年夏天,我们每天都会有校车送来四五十个学生参加我们的陶艺夏令营课程。

作为一个画廊,中心举办过“中华儿童陶艺作品展”、“东西方相遇-中美陶艺作品展”,以及各种风格的陶艺展览。人们可以在这里欣赏到具有各种流派风格的陶艺作品,促进东西方美术交流,服务多元族裔的南旧金山湾区;中心还不定期地邀请著名中美陶艺家前来举办专题幻灯讲座及创作表演,促进东西方陶艺文化交流。

当代社会生活节奏特快,很难要求学员花很多时间精雕细琢做表面装饰。为激发学员陶艺学习和创作的兴趣,我发明了陶艺肌理软性模版等系列等陶艺工具。学员可以在数分钟内,用肌理模版将一块泥片上印出整齐、漂亮的浮雕肌理图案。2008年,我应李游宇老师的邀请在复旦大学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担任客座教授,因而有机会了解到国内的陶艺教学的一些情况。

十多年来,我曾经收集撰写了大量的陶艺技法资料,希望将来有可能再出版一本《当代陶艺基础》的教学课本。

食陶:文人下海,创意在先

1990年代中期,我曾经有过许多陶瓷文化交流展览与活动的计划,并发表在《艺术家》杂志上,但是最终还是因经济实力不够而搁浅。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文人画士推崇“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常用周敦颐的《爱莲说》中描写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来形容自己。“松竹梅”被称为“岁寒三友”,意为不畏权贵,是中国传统文人画的最好写照。鄙视权贵,鄙视商人,道德范畴中君子与小人的对立,清高与庸俗的对立,学术与商业的对立是中国封建文化的通病。

随着一波波下海经商的热潮,“清高”那词汇就渐渐地被遗忘了,相反,“贪婪”变成了一种强大的经济发展的动力。我常常徘徊于两者之间,对挣钱的问题羞羞答答。

1950年代,美国陶艺家保罗?苏特纳(Paul Soldner)发明了电窑,电动拉坯机,电动真空练泥机等陶艺设备,并拥有一家陶艺设备公司,对五十年来的当代陶艺发展作出了较大的贡献。2001年底,陶艺肌理软性模版获得了专利以后,我创办了“美国中华陶艺中心”。目前,我们生产并投入市场的肌理模版有:砖纹,石纹,木纹,竹编纹,鱼鳞纹,龙鳞纹等。开了商店,货架上当然不能只有一种商品。为此,我根据美国陶艺界的实际需要,改良了诸多中国传统的陶艺工具,使之系列化。还又开发了许多新工具,不断充实货架。如今,美国中华陶艺中心已进入稳步成长阶段,成了一家专事出售陶艺工具,材料,图书的公司。我们提供从新产品开发,生产,进出口,批发,零售到网络商店的一条龙服务。美国各地数十家大公司也成了我们的客户。

居住在加州旧金山湾区,我们占据了天时,地理,人和的诸多优势。有人说,生活就是艺术。我认为,创业也是艺术。创办企业和创作陶艺有许多相似之处。一个企业,或是一件陶艺作品,都是个人某些特质的延伸。我的公司就是我的一件艺术品,只有过程,没有结束的艺术品。在创业的过程中,创意可能是最主要的。

当我的经济实体建立之后,文化交流就不再停留在纸上谈兵的地步了。同时,频繁的国际交流活动和展览为我们的公司扩大了知名度和网站的点击率。

藏陶:藏贯中西,公私兼顾

数十多年来,我的收藏范围涉及美国当代陶艺作品,宜兴紫砂茶壶,景德镇瓷器,近代机制银币,新旧玉器,老电影,老唱片等等。2000年,我组织了“当代美国陶艺作品展”参加的上海艺术博览会。展品中有著名国际级大师,超级现实主义陶瓷艺术家莱文(Marilyn Levine)的“陶瓷小皮箱”两件。展览结束后,我买下了其中一件“陶瓷小皮箱”。

2005年6月,美国中华陶瓷艺术学会,国际陶艺学会,美国陶瓷艺术教育学会,与宜兴市人民政府,江苏省陶瓷专业协会共同举办了国际陶瓷艺术研讨会暨国际茶壶展览。其中有诸多寄自欧洲,美国等地的国际陶瓷艺术学会会员和美国陶瓷艺术教育委员会会员的重量级的作品。这是中国境内规模最大的国际陶瓷艺术展览。展览结束后,大部分作品捐赠给了宜兴陶瓷博物馆,作为博物馆的永久收藏。其中不乏价值不菲的国际级大师的作品。宜兴市政府,宜兴陶瓷行业协会,宜兴陶瓷博物馆并为此专门出版了一本精美的画册。此后,陆续又有不少国外的陶艺家将自己心爱的陶艺作品捐赠给了博物馆。

陶艺家芭芭拉?布朗女士的丈夫曾在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担任资深机械师,因而作为家属的她享受全球免费机票的待遇。她去过七十多个国家。芭芭拉在1970年代就到处收购陶瓷艺术品,特别是明清时期的宜兴茶壶。“包锡镶玉的紫砂壶”,带有“贡局”两字,外销泰国宫廷的抛光壶等古玩她家全有。宜兴研讨会的与会期间,我将一件由美国陶艺家芭芭拉?布朗送给我的“包锡镶玉的紫砂壶”捐赠给了宜兴陶瓷博物馆。2009年,芭芭拉?布朗与她的先生又一次来到中国,亲手将一件包锡镶玉的紫砂壶和一件外销泰国宫廷的抛光壶交给了宜兴陶瓷博物馆馆长。“这些茶壶出自宜兴,如今应该让茶壶回到自己的家。茶壶陈列在博物馆与放在我家里的意义完全不一样!”她说。

同时,我也在网站上作了一些宣传,我希望全世界各地的茶壶艺术家捐献茶壶作品给宜兴陶瓷博物馆,使宜兴陶瓷博物馆成为世界唯一的,收藏最丰富的茶壶艺术博物馆,使宜兴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茶壶之都。

“从鸦片战争,八国联军,抗日战争到现代的走私活动,中国有多少珍贵文物被毁坏流失。一百多年来,中国的许多好东西都流到海外来了。”1999年清华大学的王建中教授在参观了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和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以后非常感慨地对我说。大家都知道欧美各地许多博物馆收藏着中国的珍贵文物。许多中国朋友对受尽屈辱的中国近代史耿耿于怀。

我想:中国人为何无法走出悲情?中国政府为何不能建立一家如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巴黎的卢浮馆、伦敦的大英博物馆、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齐名的博物馆,收藏世界各地的,有代表性文化艺术精品的世界级的,综合性的大型博物馆?中国至今没有一家收藏国外艺术品的世界级的大型艺术博物馆,一个囊括世界各地历代绘画,雕刻,家具等各种美术流派艺术品的博物馆。和平时期同样可以运用收购,交换,募捐等途径建立及丰富中国的世界级博物馆。

据说景德镇当代陶艺博物馆即将开始建造,我希望富有陶瓷文化的中国尽快建立一个最具权威的国际当代陶瓷艺术博物馆。

担陶:铁肩担陶艺,网络作桥梁

听说在1980年代,以纽约为中心东海岸的中国画家有不少以街头画像和花布图案谋生,以洛杉矶为中心西海岸的中国画家有不少以彩绘T恤糊口。真正能称为经济上成功的,奇迹般的人士大概就是纽约的陈逸飞和洛杉矶的丁绍光两位了,他俩是最早进入了美国主流美术圈的艺术家。而学术上颇有成就的就数徐冰与蔡国强。

自1991年在明尼苏达大学毕业以后,我就有一个梦想:考察和宣扬中国传统陶瓷文化,向中国同行介绍美国当代陶艺,组织中美陶艺家互访,并举办一些中美陶艺交流与展览活动。为了国际陶瓷文化交流与宣传,每个月化不少精力和时间,还赔了不少钱。直到后来我发明了陶艺浮雕肌理模版,开设陶艺材料工具公司后才算是扭亏转盈。

1999年我成立了美国中华陶瓷艺术学会,成功地策划,组织了第一届中国陶艺家代表团。首先是七名被邀请的陶艺家全部顺利地获得了美国签证。我还策划和参与了“中国宜兴国际陶瓷艺术研讨会”、“佛山国际陶瓷博览会”等大型活动。从北京、西安、上海、宜兴、景德镇、佛山、香港、台湾,我们旅行路线和内容每年都有所改变。一路上,我们的代表团不仅受到陶艺界同仁、学术机构,如景德镇陶瓷学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同仁的热情接待,也得到过警车开道、红地毯、市长宴请等官方礼遇。

“当代中华陶瓷艺术展-丹佛”和参加“上海艺术博览会”,是我在2000年组织的较重大的展览活动。前者是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陶艺家作品赴美国展览,后者是美国陶艺家作品赴上海展出。之后,我又策划组织了“2003—2004宜兴紫砂赴美巡回展”。2009年,美国中华陶瓷艺术学会将再次与美国陶瓷艺术教育委员会年会合作,在美国亚里桑那州举办“国际陶艺茶壶展”。

在一日千里的社会中,各行业都需要创意。我自1993年起居住在世界高科技中心硅谷。约1995年起,美国因特网、网络公司、电子邮箱进入历史性的发展阶段。伴随着因特网的成长,我脑子里又冒出了念头:在美国创办一份英文的杂志,利用电子邮件,免费向全球的英文读者发送。1999年7月,《中华陶艺通讯》英文电子月刊正式创刊。

长期来我们累积了数万条电子信箱地址,我们的电子通讯的全球读者可能遍布近百个国家。学术考古、讨论交流、商业买卖等各种内容的读者来信不断涌入我的信箱。

2000年初《美国中华陶艺》英文网站正式建立。最初的网站仅是以《中华陶艺通讯》为主,兼介绍一些中国的陶瓷文化旅游景点。

2007年初《美国中华陶瓷艺术学会》中文网站(www. USChineseClayArt.com)开通。

十多年中,由我组织赴美或在美国接待过的中国陶艺界朋友有上百人次,听过我的讲座的中国各大院校的学生应在几千之数,读过我文章的各界人士已无法估计。

学陶、玩陶、写陶、教陶、食陶、藏陶、担陶,一晃间我赴美已二十年。陶艺已成了我的宗教信仰,我的生活方式,成为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选择了一个行业,就是等于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如今我经常往返于美国与中国,中美两国的陶瓷文化和陶艺发展具有很大的不同,因而中美陶艺界的学术交流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后记//

后记

 

 

中国经济起飞,带动了文化创意事业,近十年来中国陶艺教学,工作室与创作人数迅速扩大。我出国二十年,第一次如此频繁地参与国内的活动。授课、讲座、创作、展览。就在本书即将脱稿的金秋之际,我又应邀参加了景德镇、上海、黄山和杭州的诸多陶瓷博览会、陶艺展览与研讨活动。我也希望自己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国内的陶瓷艺术文化事业。我有很多想法,我希望一步步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1990年代初,我获得了明尼苏达大学的硕士学位以后一时找不到工作,灰溜溜地跑到南加州。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 我是百分之百的无产阶级,却整天想着到美国西海岸一展宏图。记得那年夏天,烈日当空,柏油马路被晒得滚烫。我没有车,哪里也去不了。我躲在家中闲得无聊,闷得发慌,只好动笔为洛杉矶《国际日报》副刊写稿,既可有些收入,又可填补时间的空白。
第一篇连载自传体作品是《红旗下的童年》,内容是以我的童年至小学毕业(“文革”开始的1966年)的故事为背景,发表于1992年8月。第二篇《美国求生记》,主要记述了我在美国就学谋生的经历, 发表于1994年1月。第三篇《苟延残喘的岁月》(我患有严重哮喘病),是以我的青年时代的经历(“文革”初期至出国留学)为背景,发表于1996年7月。第四篇《站在巨人的肩上》,内容以我在陶艺专业的发展过程为背景,部分内容发表在1999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北美寻梦》中。

十多年后,我将这些文字重新整理,增补了我近十年集中精力在最喜爱的陶艺领域的奋斗追求取得的成绩,成书取名《铁肩担陶艺》。全书分为“琐碎的童年记忆”“残喘的青春岁月”“新奇的留学生活”“艰难的打拼经历”“难舍的陶艺情缘”五部分。

由于自传《铁肩担陶艺》的写作,勾起了许多往事。故乡上海,童年时代的生活情景像电影一样在眼前回放。我决定用陶瓷材料为自己的书作插图,因而产生了我的“搪瓷时代-上海”写实与怀旧的作品系列。

近三十年来, 国内人民的物资与精神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在感慨之余难免产生挥之不去的怀旧情结。人们对逝去的岁月、逝去的生活环境与生活方式产生了思念。作品反映了改革开放之前上海市民生活的艰辛的一面:拥挤的居住条件、 狭窄昏暗的楼梯、呛人的煤炉味。居民楼内外到处是悬挂的湿淋淋的短裤、尿布,过道边停满了自行车。那时代,没有冰箱,没有洗衣机,没有煤气炉,没有微波炉,许多家庭甚至没有抽水马桶。每天的家务事“买,汰,烧”成为上海市民生活中最重要、最累人的一部分。在没有电脑的时代,一本工作手册几乎成了每一个职工与各级领导的必备记事工具。这里的每一件物品、 每一种形象,是那样亲切,却又是那样遥远。它们像上海的石库门一样,代表着一个时代、一种生活方式。对于每一个过来之人,这些物品的背后都有说不完的故事。他们是老上海人的集体记忆。

由陶艺界的同行浙江大学教授胡小军先生的介绍,我与《画刊》副主编靳卫红女士相识已有十余年。在网络上拜读过她的一些文章,非常欣赏她的艺术观点。十多年来,靳卫红女士一直是当代陶艺的支持者与推广者,今次正好拙作在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那天夜晚,我斗胆打电话给她,请她担任编辑,为此书的学术方面把关。她爽快地同意了,我很感激。

生活还在继续,写作却必须告一段落。将这些写作跨度长达三十余年的流水账变成一部纪实体文学作品,对作者和编者都是困难的事。这期间,我得到了许多亲朋的支持和鼓励。我希望通过这本书在此感谢养育我历经人间艰辛的母亲、感谢无怨无悔支持我事业的妻子、感谢曾经热情帮助过我的兄弟,以及办公室的同事。还要特别感谢当年一挥大笔、担保我留学美国的堂姐。感谢许许多多在过去的岁月中给予我帮助和支持的亲友和中美两国陶瓷艺术界的老师与同行!

 

2010年3月于中国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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